读历史，读文学，甚至于读经济学著作，有一个词总是在我们眼前跳跃，那就是“租界”。
提起租界，中国人不会感到陌生，它就像留在我们身体里的一颗肉瘤，有时候痛，有时候痒，有时候还能遮挡风寒。但是，这颗瘤子存在的最大价值却是，它提示我们，中国人的组织体系曾经出现过异常变化，因为正常健康的身体从不会生长什么瘤子，哪怕它是良性的。
天津租界遗留建筑
全世界范围内，租界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在五大洲普遍存在过，东亚最盛。中国之前，在日本，开辟租界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但在中国，租界的历史充满血腥、黑暗和无边无际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流的恶心事件，就是在租界发生的。
外边是饥寒交迫、饿殍遍野的时候，租界内一定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日子。
外边是阴森恐怖、危机四伏的时候，租界内一定是歌舞升平、自由自在、恣情纵欲的良辰美景。
外边是炮声隆隆、枪林弹雨覆盖的时候，租界内一定是男欢女爱、百业兴旺，一切井然有序、人人怡然自得的样子。
这里的“外边”就是中国，其实租界里的景象也是中国，只是人的身份和层次不同罢了。
租界外貌图
租界里没有男耕女织，有的只是交易、威胁、制衡和欺诈，所以它在汲取中国的资源，它在摧毁着中国的政治统治。
租界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它改变了中国的教育、贸易、宗教和医疗，对我们的传统生活的冲击，无法估量。
西方人热衷于设立租界，与我们清朝政府官员的实际需要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它直接来源于鸦片战争。
一场鸦片战争，中国人输得莫名其妙，一纸战败条约，清政府开放了不少沿海口岸。于是，南中国窗口广州涌进来大量的外国人，他们或租房，或买地，与广州居民混居一处，无论是贸易，还是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和诉讼。我们单纯到几乎无知的地方官，从道台到知县，从来只会审判中国人自己的案子，一旦外国人参和其中，清朝官员总是理不清楚，一场诉讼判定下来，外国人不满意，中国人也不满意，民事纠纷往往会升级为政治事件。老百姓官府自然是不怕了，可外国人就会从下闹到上，官员怕追究责任，只得尽量不去招惹外国人。
官府认怂，老百姓可不一定买账，总是盯着外国人不放。据有关资料记录，广州城里屡次发生老百姓围攻外国商人的事件，拦截商船、哄抢货物、甚至攻击他们的居住地的事件时有发生，人们约定不给外国人租房、租场地。
英国人懂得变通，广州的货物最终要销往内地，何不在内地再作打算？《南京条约》约定，上海也是五口通商之一。于是，他们的轮船继续向北航行，上海，成了英国人的下一个目的地。
上海的地方官汲取教训，既然朝廷挡不住外国人，地方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干脆辟出一块地方，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外滩荒芜之地多的是，只要不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闹腾，什么治外法权，什么领事代办，什么往来贸易，通通与自己无关。
租界界碑
1845年，远离上海县城靠北的荒芜之地，诞生了第一块租界——上海英租界。英国人还为此帮清朝政府制定了《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为租界的形成制定了法律依据。从此，租界像雨后春笋般生发出来，先后有14个国家在中国十多个城市，设立了27处外国租界，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和法国，批准设立的外国人自主居留地更多。
租界，大多选择在沿海港口城市，即就是在内地，像汉口、重庆、哈尔滨等地也是在大江大河流经之地，因为外国进入中国的交通主要是货轮，总是要选择港口和水道。至于城市陆地，是无所谓了，一般是当地官员会把他们认为的劣质地、荒凉地划给外国人。外国人也乐于接受，他们毕竟可以花最少的银子，租到最多的地皮。
租界一般是由外国人自建的，他们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市场。可眼下，中国人还能赚取外国人的劳务费和材料费，租界的建设速度超乎常规。
清朝时租界外围
租界的兴起，带动了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有资料记载，天津的法租界，起初每亩地只有十多两银子，二十年后，到1928年，每亩地已经涨到了一万两银子。越是租界的地，越是昂贵，因为战乱年代，毕竟还是租界安全些。
所谓公共租界，主要指英国和美国共同建立的租界。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设立的租界，经过多次摩擦，最终正式合并，称为英美上海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租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
租界现象就像一株带毒的花朵，看起来艳丽无比，但实际上通体含毒。它严重侵犯了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与殖民统治性质无异，它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治权和司法权，更是对所在国民众的思想和意志的摧残，人为地设置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势必阻碍和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租界建筑
因此，撤销租界，夺回治权，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派军队参加了协约国战斗，是名义上的战胜国，所以依法收回了汉口的德租界，天津的德租界和奥租界（奥匈帝国）。
从此以后，国民政府或主动，或被动逐步收回了汉口、九江、镇江、厦门、天津等地的各国租界。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宣布收回除香港、澳门两地以外所有租界，但真正理清经济权益，还政于民，恢复本土化，要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从收回的步骤看，上海租界回归的最晚，租界的历史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