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夫妇俩去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辛世文及其夫人见面。两人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时，辛世文挺有绅士风度地说：“这是我太太。”袁隆平则笑着说：“这是我的贤内助。”辛太太一听就特别动心，立马就对辛先生说：“以后别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袁隆平一直称妻子邓则为贤内助，这是一种依赖，一种托付，这个家，这一家老小，几乎全都交给她了。
他每一次出门远行，妻子都要早早为他准备吃的、穿的、用的，而在他出发的前夜，妻子就开始为他打点行装，他连衣服都叠不好，只是站在一旁，搓着手，却帮不上什么忙。第二天，他就背着包袱出门了。这样一个包袱不知背了多少年，带着妻子的体温，还有一家人的牵挂，追逐着太阳，一次次地走向天涯海角。
袁隆平只要提到自己的贤内助，他眼神里就有一种变得越来越深的东西，那是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又仿佛还有更深的存在。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我的时候，邓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始终和我在一起。她付出得确实太多了，在70年代，我们很艰苦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一个人挑起来了……”
1974年，袁隆平的父亲胃癌晚期住院，生命垂危。一个电报打到安江，邓则把家事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从安江赶到重庆，在医院里侍奉汤药，尽心服侍老人。而此时，袁隆平正在海南岛南繁基地育种。
没过多久，老人就逝世了，邓则也没在第一时间告诉袁隆平。事实上，就算他在第一时间知道，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父亲身边。
父亲过世后，邓则便把袁母接到了安江。那时袁隆平已调到长沙工作，但邓则还在安江农校图书馆工作，妻子在哪里，家便在哪里。
从老人来到安江到去世，整整十五年，就全靠邓则这个儿媳妇来照料了。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卧床，她能活那么大岁数，也多亏了邓则。
而邓则除了照顾婆婆，还要照顾自己的母亲。一个中年妇女，既要照常上班，又要一肩挑起这样的家务重担，有多苦多累，想想也知道，但邓则从不叫一声苦一声累。但这样长年累月的劳累，已经到了一个人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袁隆平很少说感激的话，但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对妻子充满了感恩之情：“家中老母和年幼的孩子们，全靠你照顾。我经常在想，有你这样一位贤德的妻子，这的确是我和全家的福气。希你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加强营养和加紧治病……”这封信邓则不知读过多少遍。当一家人都已进入梦乡，她深陷在那孤寂的长夜里，思念着远方的丈夫，点点滴滴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滑到了信纸上。
而天一亮，她又变成了一个满脸笑容的快乐女人，给一家老小洗衣做饭，而在白天的忙碌和夜晚的孤独中，她那原本有着运动员体魄的身子，正日渐消瘦下去……
其实，早在袁隆平给她写这封信之前，她就得过一次重病，算是死过一次了。那是1982年的一天，邓则突然感到头疼欲裂，伴随着剧烈的痉挛，高烧，呕吐，一家老小吓坏了。在同事的帮助下她被紧急送往医院，一检查，竟是突发病毒性脑炎！这是致命的重症，即便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后遗症。
袁隆平赶回来时，邓则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全靠输液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这家里的顶梁柱从来不是袁隆平，而是邓则，她病倒了，这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袁隆平的母亲和岳母没有了邓则的照料，更担心邓则的病情，也相继病倒了。
三个病人，躺在不同的病房里，就靠袁隆平来照料了，他在三个地方来回奔跑，轮流照顾，每一个都是他生命中最亲的亲人。
半个月后，妻子仿佛度过了被黑暗笼罩的漫漫长夜，睁开了眼睛。一个月后，邓则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袁隆平对家人深感愧疚，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他亏欠了邓则很多。邓则却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丈夫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嫁给袁先生是我的运气和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