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夫婦倆去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辛世文及其夫人見面。兩人互相介紹自己的夫人時，辛世文挺有紳士風度地說：“這是我太太。”袁隆平則笑着說：“這是我的賢内助。”辛太太一聽就特别動心，立馬就對辛先生說：“以後别叫太太啊，要叫賢内助，賢内助比太太好！”
袁隆平一直稱妻子鄧則為賢内助，這是一種依賴，一種托付，這個家，這一家老小，幾乎全都交給她了。
他每一次出門遠行，妻子都要早早為他準備吃的、穿的、用的，而在他出發的前夜，妻子就開始為他打點行裝，他連衣服都疊不好，隻是站在一旁，搓着手，卻幫不上什麼忙。第二天，他就背着包袱出門了。這樣一個包袱不知背了多少年，帶着妻子的體溫，還有一家人的牽挂，追逐着太陽，一次次地走向天涯海角。
袁隆平隻要提到自己的賢内助，他眼神裡就有一種變得越來越深的東西，那是深深的内疚和自責，又仿佛還有更深的存在。他沉默了許久才緩緩開口：“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給我的時候，鄧則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她始終和我在一起。她付出得确實太多了，在70年代，我們很艱苦的時候，因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裡的擔子都由她一個人挑起來了……”
1974年，袁隆平的父親胃癌晚期住院，生命垂危。一個電報打到安江，鄧則把家事托付給自己的母親，從安江趕到重慶，在醫院裡侍奉湯藥，盡心服侍老人。而此時，袁隆平正在海南島南繁基地育種。
沒過多久，老人就逝世了，鄧則也沒在第一時間告訴袁隆平。事實上，就算他在第一時間知道，也不可能在第一時間趕到父親身邊。
父親過世後，鄧則便把袁母接到了安江。那時袁隆平已調到長沙工作，但鄧則還在安江農校圖書館工作，妻子在哪裡，家便在哪裡。
從老人來到安江到去世，整整十五年，就全靠鄧則這個兒媳婦來照料了。老人年事已高，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卧床，她能活那麼大歲數，也多虧了鄧則。
而鄧則除了照顧婆婆，還要照顧自己的母親。一個中年婦女，既要照常上班，又要一肩挑起這樣的家務重擔，有多苦多累，想想也知道，但鄧則從不叫一聲苦一聲累。但這樣長年累月的勞累，已經到了一個人身體所能承受的極限。
袁隆平很少說感激的話，但在一封寫給妻子的信中，他對妻子充滿了感恩之情：“家中老母和年幼的孩子們，全靠你照顧。我經常在想，有你這樣一位賢德的妻子，這的确是我和全家的福氣。希你多保重自己的身體，加強營養和加緊治病……”這封信鄧則不知讀過多少遍。當一家人都已進入夢鄉，她深陷在那孤寂的長夜裡，思念着遠方的丈夫，點點滴滴的淚水悄無聲息地滑到了信紙上。
而天一亮，她又變成了一個滿臉笑容的快樂女人，給一家老小洗衣做飯，而在白天的忙碌和夜晚的孤獨中，她那原本有着運動員體魄的身子，正日漸消瘦下去……
其實，早在袁隆平給她寫這封信之前，她就得過一次重病，算是死過一次了。那是1982年的一天，鄧則突然感到頭疼欲裂，伴随着劇烈的痙攣，高燒，嘔吐，一家老小吓壞了。在同僚的幫助下她被緊急送往醫院，一檢查，竟是突發病毒性腦炎！這是緻命的重症，即便治好了，也可能會落下後遺症。
袁隆平趕回來時，鄧則一直處于深度昏迷的狀态，将近半個月沒有睜開眼，全靠打點滴維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這家裡的頂梁柱從來不是袁隆平，而是鄧則，她病倒了，這家裡的頂梁柱就倒了，袁隆平的母親和嶽母沒有了鄧則的照料，更擔心鄧則的病情，也相繼病倒了。
三個病人，躺在不同的病房裡，就靠袁隆平來照料了，他在三個地方來回奔跑，輪流照顧，每一個都是他生命中最親的親人。
半個月後，妻子仿佛度過了被黑暗籠罩的漫漫長夜，睜開了眼睛。一個月後，鄧則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
袁隆平對家人深感愧疚，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丈夫，他虧欠了鄧則很多。鄧則卻為自己擁有這樣一個丈夫充滿了自豪和幸福感：“嫁給袁先生是我的運氣和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