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艾青，是一个以塑造母亲形象见长的诗人。
他笔下有在马槽边产下圣子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有被法兰西战争夺取两个儿子生命，在玛拉可夫街头哭泣的母亲；
还有他本人“吃了她的奶而长大”的“母亲”大堰河。
每每忆起大堰河，艾青心中总会是那么的温暖。
他所塑造的大堰河，相比于塑造其他母亲形象，似乎也多用了些细腻到枝微末节的小事。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文的第四节中，艾青追忆了他与大堰河幸福的过往：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像母亲那般的对待他，艾青像写母亲那般的写她。
不过，大堰河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却不是艾青自己的母亲。
艾青的亲生母亲楼仙筹，在艾青面前，仿佛像个未能收到“入场券”的游客，始终没能成为他母亲形象的“模特”。
即便这一生，艾青写了太多个 “母亲”。
楼仙筹在艾青的眼里，仿佛只是那个热衷于“民间迷信”的落后母亲，仿佛是因为这点，让他无从下笔，也无话可说。
艾青故居
相比较而言，艾青的父亲蒋忠樽显得“新潮”了不少，或许这是艾青曾动笔写他的理由。
蒋忠樽是浙江金华傅村镇畈田蒋村里的小地主，是个维新人士，是中国新学堂第一批中学生，还受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剪了辫子。
不仅如此，村民们每月都能看到送报员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去，给蒋忠樽这个村里唯一订购申报的顾客送完报，也就意味着下班。
村民们知道蒋忠樽的“先进”，都拿他读报后的反应，当做当下时局的“红绿灯”。
蒋忠樽除了成了村里的“广播喇叭”，还成了有求必应的“笔杆子”，村民有事都找他写字。
只有一件事，蒋忠樽做得和楼仙筹一样“落后”，落后的让艾青跟着“鄙夷”。
街坊四邻都将蒋忠樽当作先进人士，他也算名副其实，甚至是家中布置，蒋忠樽都打理的“先进”得多。
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故居，他描写的也甚为详细，详细到了支微末节：
“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纹”“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这里的每一个“形容词+名词”的组合，都像开启记忆的一把把钥匙。
对于寻常人来讲，一段回忆有一把“钥匙”都算得上是足够特别，或是足够珍贵的。
而对于艾青来说，这些“钥匙”开启的却是同一段回忆，它足够特别，却算不上“珍贵”，甚至可以说是梦魇。
那是艾青5岁时，父母接他第一次回家，家中的场景，那一天，艾青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那让他鄙夷的，父母亲的“落后”：
是他们听信了算命先生说他“克父母”而将刚出生的他交给他人抚养；
是即便回到家，看着妈妈抱着妹妹，自己也被勒令，别扭地叫出口的“叔叔”“婶婶”。
艾青及妻子
艾青是楼仙筹历经了48个小时“难产”生下的，母子均在生死边缘徘徊良久才，这般的折磨，被蒋忠樽父母认作是“不祥之兆”。
因被算命先生测为“克星”，艾青被父母寄养于农妇“大堰河”家中。
避免犯克的命运，楼仙筹把用奶水养育幼儿的机会“让”给了大堰河。
大堰河是被蒋忠樽夫妇雇佣的“乳娘”，是他们先后转换了四位农村奶娘而最终选定的。
大堰河做“乳母”也是有苦衷，丈夫生病去世后，大堰河以代养艾青这个地主家儿子的方式获取生计，来养活其他的几个儿子。
艾青所降生的蒋家，“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村上又有几百亩田”。
可这样一来，在艾青初生的五年当中，这些殷实的“地主家”资产，并没有滋养他半分，艾青过着与此云泥之别的贫苦生活。
不过，幸好他年少，并不清楚这其中的来龙去脉，过着与其他大堰河儿子一样的生活，也被大堰河用心地爱着。
旧衣服时常被山腰的荆棘刺破，但有大堰河来补；砍柴时手会被柴刀砍伤，但有大堰河亲手的包扎。
那五年，滋养艾青的是大堰河所给予的母爱与她的乳汁，那些贫穷却快乐的生活同样变成了艾青回忆中的“钥匙”。
真正摧毁艾青的不是贫穷的经历，而是5岁得知事实后，如耻辱柱一般钉在他生命中的被“遗弃”的“人生初体验”。
艾青觉得，大堰河是有恩于自己的，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雇佣关系”，他却在这其中真实地感受到了母爱。
这份“恩情”，让5岁的艾青，在被蒋忠樽夫妇重新接回家后，并未将自己突如其来所承受的伤痛，归咎于大堰河分毫。
在他眼里，大堰河是神圣母爱的诠释者，是他终身难忘的“童年记忆”的缔造者。
错的只有他的亲生父母，他憎恨、厌恶且鄙夷父母的“落后”，更厌恶那份“落后”带给他的伤害。
《大堰河，我的保姆》宣传照
或许是做久了“农人的后裔”，他并没有那么稀罕“地主的儿子”能够拥有的一切。
“地主母亲”没有大堰河身上那些闪着光的勤劳善良、宽大温暖的优秀品质。
“地主父亲”表面上是那个重视他教育的人，崇尚“维新”，思想前卫，实际上却是守着“祖父遗下的店铺”财富的老古板。
艾青不像父亲，他不稀罕那些。
他“稀罕”得空能够偷偷跑回大堰河家里去，同大堰河的几个儿子睡在一起的机会。
他“稀罕”走到大堰河的身边叫一声“妈”的机会。
他“稀罕”大堰河那个不能对外人说，只能对艾青自己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了她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
可在1928年艾青中学毕业，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学院，只前进了人生的一小步，还未到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
他“稀罕”的一切便从他现有的生命中消失了。
因为大堰河永远地走了。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地去了。”
深爱着她的艾青，心痛还未能平复，又见证着那些属于大堰河“身后”的“不幸”。
“大儿做了土匪,第三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二,第四,第五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里过着日子”。
这个爱着自己儿子，甘愿为他们承受各种困难与打击，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女人，她的儿子却因贫困，未能正直善良、勤劳勇敢。
艾青因此更为心痛了。
艾青（左）
深爱着大堰河的艾青，便把这种遗憾，留在了脑海深处，在未来，也留给每一个他笔下母亲的儿子们。
法兰西母亲之所以要为法兰西屠刀下的儿子痛哭，除了因为他们是“我全部的安慰”，还因为“他们不醉酒、不赌博、不嫖妓女。”
也因为“勤快地工作,节俭地过活”，“他们爱祖国像爱他们的母亲，他们爱土地一如他们的生命”。
深爱着大堰河的艾青，似乎也将这些“儿子们”身上所富有的美好品质，当作了自己做人的准则。
或许也是为了成为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或因为是与父母一同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了他“稀罕”的东西。
或是他忘记不了在寄养在大堰河家中，那些喜欢用红泥土捏各种小动物玩的，对于美术最为简单的喜欢。
艾青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留学。
最为气愤的便是蒋忠樽。
作为一个守着“祖父遗下的店铺”“村上几百亩田”的老古板父亲，他对于艾青的“爱好”总是瞧不上。
在艾青在乔山小学上学时，他曾学过金石，还亲手篆刻的“守信冬日”字样的图章，被他小心呵护地放在竹簧盒子中。
父亲表现的则是不屑：“以后送你到金华的贫民习艺所去吧。”
说得多了，艾青心中不仅有此前存下的怨恨，还逐渐觉得自己与父亲无法沟通。
艾青与妻子
在艾青留学前，年仅二十八岁的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看了他的画之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
这句话正合艾青的心意，既有了因认可带来的动力，又有了可以搪塞父母的借口。
第二年春天，十九岁的艾青与老师孙福熙及其兄孙福源、同学俞福祚和龚珏等人乘法国邮轮去了巴黎。
那个守着“祖父遗下的店铺”的艾青的父亲蒋忠樽，一怒之下，便在给艾青寄过一两次钱后，断掉了接济。
蒋忠樽希望的是艾青留在这个家中，安分地如他一般，守着这份家业，不要不切实际地想东想西。
艾青做法却截然相反，没有钱，他就一边在法国勤工俭学，一边学绘画。
艾青在这里，像是在追寻着可以让他寂寞孤独的灵魂安居的精神家园。
却未想到，这样的“精神家园”最终在国民政府的监狱当中“找到了”。
1932年，艾青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和江丰、力杨等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春地画会”。
却因当时的政治纷争，被判入狱6年。
艾青全家福
在与“地狱”无限接近的那些日子里，艾青感受到了自己与美术的割裂：
“我过的是囚徒的生活，我和绘画几乎断了关系，我自然而然的开始接近诗。”
以此连同着那些对于大堰河的记忆，那些对于如何成长为一个匹配的大堰河儿子的思想，化作了他笔下的文字。
艾青从中找到了希望，写下了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诗的殿堂当中与她重逢，感受着失而复得的大堰河“怀抱”的温暖。
1935年10月艾青获释出狱，《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部作品，让他在狱中所被关的三年有了意义。
抗战爆发后，艾青开始践行自己所期盼变成的大堰河儿子的模样，让自己“爱祖国像爱他们的母亲”。
他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做《广西日报》文艺版的编辑，在重庆育才学校文学系任主任。
1941年又赶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校文学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在华北文艺工作团任团长，在华北大学第三部任副主任。
而此时的蒋忠樽，在眼看着儿子发展的方向与自己所想相去甚远时，陷入了与已经逝去的大堰河的“争夺战”当中。
艾青雕像
蒋忠樽夫妇在艾青刚回国时，就燃起了真正的“带儿子回家”的希望。
他们开始给儿子一封接着一封写信，多次提及家中的家产，表示希望他回来继承家业。
在艾青出狱不久后，便给他寄来了书信与银元，再一次提及让他回家继承家产。
艾青却充耳不闻，他走进了革命的队伍，与广大贫苦人民融为一体，“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
蒋忠樽便在信中一遍遍向艾青解释：
“我对伙计们，从来也没有压迫，就是他们真的要革命，又会把我怎样？”
看似为自己开解的话，实际上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立场与儿子对立起来。
艾青及家人
可是，直到蒋忠樽去世，艾青依旧没有听进去他的解释。
1940年，蒋忠樽弥留之际，再次给他写信，让他回乡，艾青依然没有回信。
直到1941年，一封带着“金华县”邮戳的家信邮到艾青的手中，始终不做反应的艾青终于有了反应。
“父亲大人已于6月21日在金华福音医院不幸病逝，享年53岁”。
蒋忠樽的死因是鼓胀病，也就是“被气死的”。
面对父亲的离去，艾青才依稀想起父亲写下的：
“逆子，逆子，你从头到尾只把这个家当成客栈，用看秽物的眼光，看祖上的遗产，逆子，逆子！”
或许是内疚，或许是内心被触动，艾青破天荒的为自己做出了“辩解”：
“我怫逆了他的愿望，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又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写了长诗《我的父亲》。
或许是因为恨意深入骨髓，即便父亲的死动摇了他，最终他还是无法原谅父母。
他笔下的父亲，依旧是那个“大动荡时期典型的中国地主”，笔下的论调也依旧是批判。
他像是被父亲这般的“地主”们剥削过的贫苦百姓“代表”一般，终究站在了与蒋忠樽对立的位置上。
艾青的母亲此生也未得到他的谅解，艾青从家乡出走后，也只回过四次家乡，还都是
他会去村民家中坐坐，看看家乡的田野与高山，却没去见他的母亲。
实际上，在某个不知名的年份，楼仙筹早已孤独的带着遗憾死去。
艾青年老时
即便如此，晚年的艾青依旧重复着：“我等于是没有父母”。
因为不谅解，父母也无法称之为父母。
艾青唯有作为“大堰河的儿子”的那五年中，算是真正的“有过”母亲，因为他们之间有着母与子的牢靠的依存关系。
也不存在无法原谅的什么事情。
哪怕是那个艾青在1942年儿童节，在文章《赎罪的话》当中写下的大堰河曾为了抚养他而犯下的错。
“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
他甘愿的接受着大堰河为他带来的这份良心的审判，“罪恶感”与“赎罪心理”，并努力的，以感性的方式理解大堰河的作为。
“这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艾青爱了一生“保姆”，无法长久的陪伴，他便从小家庭“儿子”身份的形式转变未“大地之子”，爱着整个世界。
这一切的力量，来自那饮不尽的、流淌着乳母“大堰河”所赋予的生命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