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爱尔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一大批新人作家竞相登场，每年的国际主流文学奖候选名单上，也总少不了爱尔兰作家的身影。2008年的经济危机“坠落的天空”打破了爱尔兰自“凯尔特之虎”以来的经济繁荣，却转而催生了爱尔兰文学的复兴。
多纳尔·瑞安也是在这一时期踏入文坛的一员。近50次投稿碰壁后，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旋转的心》终于在2012年由都柏林的一家独立出版商小人国出版社和双日出版社联合发行。
多纳尔·瑞安擅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不同个体的内心世界，进而拼缀出一幅大萧条期间爱尔兰普通乡村居民的群像。瑞安的书写切中了时代的精神危机，立即得到评论界的广泛认可。《旋转的心》一经出版就摘获了爱尔兰图书奖、《卫报》处女作奖和欧盟文学奖，同时入围都柏林文学奖和布克奖。
次年，爱尔兰现任桂冠小说家塞巴斯蒂安·巴里在《十二月纪事》（这本书其实是瑞安真正的处女作）的书评中赞誉他为爱尔兰“首席病理学家和诗人”。之后，瑞安又陆续发表了《太阳斜照》《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和《来自静谧的的浅海》，再度入围布克奖和其他几个重要文学奖项。
相较于大时代的轰鸣，多纳尔·瑞安更偏向于描绘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际遇。
他的书写一方面根植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对社会边缘人物的书写尤其精准，行文又如诗歌般优美，绵延的语流背后是密织的情绪堆叠，呈现出令人屏息的情感张力。
他的叙事一再回到以童年故乡为蓝本的爱尔兰乡村小镇，用这个虚构的社区折射出整个爱尔兰乃至整个世界的破碎与哀恸。
2020年，瑞安发表了第六部作品《奇花异果》（获同年爱尔兰图书奖），这次他不再切近漩涡的中心，而是用一段逝去的田园时光讲述了一个关于父母与子女、失去与救赎的故事，重现了上世纪末爱尔兰乡村和爱尔兰民族性所承受的多重外部压力，以及随之产生的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值得期待的是，多纳尔·瑞安的六部作品的中文简体版将陆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旋转的心》《十二月纪事》《太阳斜照》已经和读者见面。
瑞安的日常生活听来并不特别：坚持创作和锻炼，喜欢跑步，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出版一部作品后立即着手下一个写作计划，用日复一日的书写突破熟悉的日常的边界。
他曾说过，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非自然的行为，把叙事赋于某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物；但在作者和读者的眼中，它又能成为任何一种他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
文/杨懿晶
“发出自己的声音”
采访/《小说界》杂志
你说过，你一直相信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你还记得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吗？
大概是1986年，我十岁的时候。当时巴里·麦奎根在一场世界轻量级比赛中输给了史蒂夫·科鲁兹，丢掉了拳王头衔。他是我的童年英雄，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爸爸安慰我说，肯定会有一场重赛，巴里会赢回腰带的。
结果当然没有重赛，但我决定以此为主题写一个故事，从中我得到了巨大的安慰，感觉好多了，同时感到了文字的力量，在虚构中创造真实的无限可能。
十岁的我还无法确切表述自己的感受，但我用自己的故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由此产生的兴奋和快慰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每次开始写作，我都希望能重温当初那个故事带给我的满足感。
你在利默里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在你看来，写作是某种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技能吗？
我确实相信，写作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习得的。写作要求特定的方法、步骤和技巧，还有其他帮助我们建立自己风格的必要元素。
在利默里克大学，我们着重鼓励学生，敦促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借用谢默斯·希尼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学校提供的课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支持，创造一个友好、安全的空间，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表达、试验和尝试，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模式。
利默里克是你生活的地方，也是你好几部小说的背景地。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了你的写作？如果读者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会让你觉得困扰吗？
我生活在利默里克，而我的创作大多以一个虚构的村庄为背景。
它大概位于蒂珀雷里郡和利默里克的边界，靠近蒂珀雷里郡的一侧，结合了我童年的家乡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特征，比如：尼纳镇、基尔丹根、纽波特。
我在创作这些人物时，借鉴了当地居民的部分特征，包括他们的外貌、言行举止，进而构想出他们生活的环境，这让我的作品与现实有了某种共通之处。我认为读者难免会在我的小说里看到现实的投影，甚至自觉认出了某些熟人。
我记得发表第一部作品《旋转的心》后，我太太的亲戚打电话来，为我童年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她认为小说里那个冷漠、暴力的父亲就是我自己的父亲！当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觉时，我会感到别样的满足，（我希望）这意味着我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
在我看来，所有的作家都会从自己的经历里提炼出某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也会借鉴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爱的并且了解的人的经历去塑造角色的个性和生活，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你花了很长时间才为自己的前两部作品找到出版社，其间你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很多年轻作家在起步阶段都有类似的经历，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吗？
当时我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文学界没有熟人，也从来没在期刊或其他地方发表过短篇小说。我尝试去发表一些作品，而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投稿。
当时的经济环境非常糟糕，很少有出版社敢在这时候推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纯文学作家，还只写过两部篇幅不长的作品。最后都柏林的小人国出版社接受了我的投稿，他们是爱尔兰著名的独立出版商。之后，双日出版社同意联合出版，我的作品才得以在全球发行。
至于给年轻作家们的建议，我的回答也许没什么新意，但也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坚持写作，确保你的作品值得一读。如果你相信它是值得出版的，就坚持去尝试，但不要畏惧失败。
大多数作家在取得突破前，都少不了被退稿。参加写作比赛，向期刊、报纸和杂志投稿。作品被发表会让你格外兴奋，也能增强你的自信。好消息总会在你意想不到时来临。
小人国出版社&双日出版社版本
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转化者，
把现实转化为虚构作品
在《旋转的心》这本小说集里，你描绘了经济衰退期间的一个爱尔兰小镇，它的倾颓、破败，令人印象深刻。书写那些真实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件，会让写作更容易吗？
另一方面，你没有在小说中直接提到爱尔兰的经济危机，而是借由个体的经验，用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去记录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这是你有意设计的吗？
从很多方面来说，《旋转的心》都是一本很好写的书。
当时，和我周围的很多人一样，我自己也承受着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而我当时的工作让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这类人，他们都陷入了小说里鲍比·马洪和他的工程队员那样的困境。
我的工作和我自己的生活就成了我的素材库，小说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也都与我生活的环境一致。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他们是在用我们的声音说话，我无须挖空心思去塑造某个特别的人物。
在《十二月纪事》和《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中，你采用了相似的线性叙事手法，前者用自然月份、后者用怀孕周期作为每章的小标题，并且都只有一个（性别不同的）叙事声音。而在你的短篇小说里，也常常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来重述同一个事件。这是巧合吗？还是你倾向用自己更熟悉的方式去写作？
我认为作家确实应该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我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写法，也清楚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能最好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我认为重要的是享受创作的过程，尽可能建立你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我总会自然地，或者说无意识地使用某种特定的叙事方式，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我身为写作者的目标。当然以后也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也呈现出巨大的情感张力。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女性的视角，又是如何把她写得如此让人信服的？你会担心某些读者批评主人公在道德方面有缺陷吗？
如果作家需要担心小说人物的道德问题，并且自我清除文本中所有的道德模糊地带，那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一片有害的荒地。身为写作者，我们有义务去观察这个世界，并且设法去表现它。
哪怕是善良的好人，也会犯错、懦弱，或者做出某些有道德瑕疵的选择。有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读者不需要我的裁决和说教，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
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转化者，把现实转化为虚构作品，让读者从中获得某些对于世界的理解，关于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在其中生活的。
这本书是围绕一次怀孕展开的，所以女性的声音必不可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设定梅洛迪的个性和语言风格，她是一个我投入了很多情感的角色。她的女性身份丝毫没有妨碍我的创作。我是一个擅长倾听的人，也喜欢观察身边的人，我觉得创作她和其他男性角色并没有特别的不同。
在《我们所应知道的一切》这本书里，有一个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群体，“游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爱尔兰游民是爱尔兰的土著游牧民族。人们有时称呼他们为“修补匠”，因为过去他们通常是锡匠或其他金属加工工人，如今还有很多人从事这类职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传统，往往过着独立的氏族生活。
如今很多游民家庭都“安顿”下来，有固定的住所，但也有不少人到处经商，或者从事别的职业，比如铺柏油路、修建屋顶等等。
在爱尔兰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时，游民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的技能对农民和商人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政府为他们设置了固定的“定居点”，并且要求他们融入社区。
你曾数次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温馨安适的童年，这令你在长大后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时感到十分震惊。这是否帮助了你的写作，尤其是当你在小说中描写那些被欺凌的人时？
我认为是的。童年的我被保护得很好，备受宠爱。直到现在，我仍然会对某些事情感到震惊，这些都是我本该了解、过去却只能想象的事情。我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到现在也是，我认为几乎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但我也意识到很多后天因素会让我们的心和灵魂产生裂隙，黑暗由此进入我们的内心。
你的小说里写到了很多爱尔兰乡村居民，你曾说过“备受压抑的爱尔兰乡民几乎成了一种老套的固定形象”，这句话有什么深层含义吗？同时，你的小说里也有很多被边缘化的，甚至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物形象，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能制造更多情节上的冲突，也更有可能唤起读者的共情吗？
我现在挺后悔用“老套”来形容自己的作品的。通常这个词没什么正面的含义。我认为我尽可能细致、中立和真实地描写了爱尔兰乡村居民的生活。
我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乡民，我的大部分男性亲戚和朋友也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习惯和表达方式，但我不会再说它们是“老套”的了。初涉文坛的我可能是在用这种类似自我批评的措辞去避免批评性的评论。
我没有刻意想过要用某些人物形象来唤起读者的共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有缺陷的人，我的小说里自然也会出现这样的人。
我尽可能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我有所了解的领域去写作，这样才能真实地描写，并且不至于弱化这些人的困境。我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企鹅版
“长篇小说提供了完美的栖身之所”
你发表过短篇小说集，也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在你看来，这两种体裁有何不同？
我认为短篇小说的张力更强。在写作短篇时，每一个句子都需要承担更多的功能。篇幅的限制让作家必须不断往前推进，没有任何放任情绪或题外话的空间。
就像迈克·麦科米克所说的，“长篇小说提供了完美的栖身之所”，短篇小说的成败则没有任何借口。我在创作短篇时耗费的精力要比长篇创作多得多，身心两方面都是。
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对色彩的运用也相当丰富，你会考虑把它们改编成影视作品吗？
我的第二部作品《十二月纪事》被改编成了一部爱尔兰语的电影《庇护所》。还有一个短篇《激情》被改编成了短电影。我的前两个长篇都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奇花异果》已经卖出了电视版权。我不会过度干涉改编，只偶尔参与讨论。
舞台剧本和电视脚本的写作跟小说创作差别很大，我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当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舞台或银幕，这总是令人激动的，而且这种感觉不会轻易消失。
你有固定的写作习惯，或者一定要遵守的作息规律吗，还是你会根据每本书的写作调整自己的节奏？
我确实会根据不同的写作项目调整自己的节奏，不过通常我不会连续工作三小时以上。我希望每次至少能写满500字，要是能写到1000字就更好了。我喜欢在早晨写作，晚上修改，当中的时间就用来锻炼。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我尤其喜欢去跑步，有时能帮我解决很多问题。
你曾经两次入围布克奖，也斩获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你认为文学奖项对作家来说有多重要？
不幸的是，对“文学”作家来说，得奖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本书才能被公众注意到。我第一次入围布克奖的经历为我的书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有时我希望这些文学奖项压根儿不存在。它们在作家中间创造了一种错误的竞争的氛围，这对我们的心态毫无益处。但我仍然感谢它们曾经给予我的认可。
近年涌现了一大批受到全球瞩目的爱尔兰作家，例如伊弥尔·麦克布莱德、萨莉·鲁尼等等。你是否认为爱尔兰正在出现一波文学的“新浪潮”？你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如果必须选择一位作家来代表这个国家，你的选择会是谁？
爱尔兰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充满活力，别具一格，这要感谢爱尔兰的独立出版商和大出版社的子出版社，越来越多过去会被忽略的书籍得以出版。它们愿意冒险一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出了很多备受瞩目的作家。无论爱尔兰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过错，我们总是懂得欣赏好故事。
我没法单独选出一个作家来代表我们，不过当我看到这个问题时，立刻就想到了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瑟夫·奥康纳。还有很多作家都可以承担（并且确实承担了）这一角色，例如爱尔兰桂冠小说家安·恩莱特和塞巴斯蒂安·巴里。
多纳尔·瑞安作品
多纳尔·瑞安 著
温华、于泳波、龚诗琦、王琳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