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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最近看到一对龙泉窑瓶子,造型少见。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瓶子细长颈,瓶身扁鼓状如荸荠,圈足较高,微外撇,最特殊的是“流云托月”形的双耳,第一次见。

瓶子胎质较白,釉色青莹温润,质感通透,与明代龙泉竹口一带的釉色风格接近。瓶身分段成型,接痕分明,工艺上看也符合明代的特征。两瓶成双,瓶身局部均有明显的土蚀痕迹,说明其为出土物。

由这对瓶子,笔者想谈谈几年前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这类明代龙泉窑的小口细长颈瓶子,包括其非典型的特殊耳式,在海外看到的多,国内反而少见。

以这对瓶子为例,多年前我在美国佳士得拍卖会上曾见到过类似的,上一篇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也发现好几例同类型的,比如以下两器: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笔者查阅了日文资料,据说这类小口细长颈的瓶子在日本特别受茶人的喜爱,是茶道里的绝佳“花入”。大概这样的形制,不仅瓶子重心较稳,也有利于花枝的固定,用不着另配内胆,使用方便。且长颈高挑,花枝可高可低,有利于插花造型的发挥,在空间布局上具有一定优势。

那么这类瓶子是否也受到明人的青睐呢?明代花艺繁盛,尤其明代中、后期,朝廷腐败,文人墨客消极避世,崇尚怡情养性,寄情于花木,追求闲情逸趣者众。相比于宋人视插花为“闲事”,明人将花事写成了专著,如《瓶花三说》(高濂)、《瓶花谱》(张德谦)、《瓶史》(袁宏道)等。这些著作都重点提到对花瓶的选择,但并无对小口细长颈瓶式的偏爱,胆瓶、纸槌瓶、花觚等传统瓶式无疑更受文人的喜爱。在明人有插花场景的绘画作品中,也很少看到小口细长颈瓶式的出现。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那么这类瓶子是不是当时定制的产品呢,也即为迎合海外市场而烧制的外销瓷?明朝一度实行海禁,直至明中晚期才逐渐恢复,此间虽有朝贡、走私贸易的存在,对于瓷器外销仍然会造成巨大影响。如果说这类产品是订烧瓷,那么大概率应是明中晚期后的产品。龙泉窑至明中晚期日渐式微,产品质量下降,核心产区大窑渐湮没无闻,竹口窑等周边窑口成为主要产区,其风格有异于传统产品也就很好理解。

从这些造型来看,比如耳式,无论是“流云托月”耳,还是象鼻耳、螭吻耳,其形象内容都是中式古典的,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是订烧瓷,龙泉青瓷也是处于文化输出的地位。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流云托月”图案在明代颇为常见。(以上两图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均有引用过)

笔者认为,上述这类瓶子海外多国内反而少见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这其中或许确实存在一些订烧的器例,但主要还是在民国时期大量流失海外之故。譬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象鼻瓶,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哥窑与弟窑》一书附录“龙泉青瓷图录”里就有手绘的同款图例。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图录里的这些图例无疑以当时所见到的实物为原型绘制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所能见到的龙泉青瓷品种。从图录看,民国时期的龙泉青瓷品种仍非常丰富,有些造型笔者收藏龙泉青瓷三十多年尚未在国内见到过同款,而海外却有高度相似的同款器例。比如上述这件象耳瓶,还有以下这件“饕餮炉”,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就有一件。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图录里的耳式也非常丰富,比如与流云托月有些相类的日月耳。

一对少见的“流云托月”耳瓶及其“非典型”现象

记得多年前德国纳高拍过一件“龙泉窑青釉刻字花纹观音尊(高50.7cm,德国大收藏家Georg Weishaupt藏品,德国纳高2005春拍,LOT:0573)”,是一件供养器,颈部刻有供养款:

蓬堂信人周贵点出心喜捨青峯庵宝幷一对祈保眼目光明男周承教承德二人合家大小平安天启五年十月吉。

这个铭文与陈万里先生龙泉仿古记里所提到的牡丹花大花瓶竟半字不差。陈万里先生还在书里(《瓷器与浙江》龙泉仿古记一,页65,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记述到:

从前这种花瓶香炉在寺庙里很多,后来晓得系值钱的东西,就有许多人偷了出来卖钱……

民国时期,海外藏家纷至沓来,疯狂地“买买买”。龙泉青瓷正是在此一时期被发现被发掘,大量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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