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是隋唐间诗人，历两代风雨，尝变迁苦楚，本应叹世事无常，感时运不济，但王绩给世人流露的不是痛苦与纠结，而是超脱与不凡，以“野鹿”的洒脱之姿存于山林之中，其诗中“野鹿”之风亦浓。
一、王绩诗“野鹿”之风的萌芽
王绩是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弟，其父王隆是隋朝国子博士，家境优越，有足够的文化和思想精神基础。其幼时主要生活于隋朝，这一时期社会崇尚佛家思想，对道家思想也有推行，“佛、道”思想和底蕴浓厚的家族儒家文化对幼时的王绩产生较大影响。其幼便“有奇思,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性特好学,博闻强记。
丰厚的社会及家庭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积累令王绩自诩“无事不兼修”。王绩于幼时便敢自诩如此，除了有自身的文化信心外，其敢于超脱世俗之限敢于言论的“野鹿”气质已然稍有显露。
广览书文后，青年王绩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精神境界，其心开始沉醉于魏晋倜傥之风中，向往山林之清丽，流水之洒脱。特别对于阮籍、嵇康此类游于山水，超脱自然以饮酒赋诗的隐客人更是有向往之意。弹琴、纵酒、谈老庄，月夜幽兰相伴《广陵散》这是王绩清高的精神追求。野鹿心性于其年少之时已萌芽。
二、王绩与“野鹿”之风
1、洒脱仕途诗——现实与心境的融合“野鹿”之风
王绩一生三仕三隐。隋开皇二十年11岁的王绩游历京都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因出口成章和年少意气被在座公卿赞为“神童仙子”此时的王绩得意高节，“妖姬饰靓妆，窈窕出兰房。日照当轩影，风吹满路香。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不应令曲误，持此试周郎。”可见年少之时的王绩有孤傲清冷之气。
隋朝时期为实现“觅封侯”的入仕理想,王绩“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终于于“大业末,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省正字”开始他首次的仕宦生活。然而这个时候的隋朝已为风雨飘摇之末世，王绩亲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痛苦。
《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遇坎聊知止，逢风或未归。孤根何处断，轻叶强能飞。”他意识到这样的入仕生活无法长久，生性孤傲再加之政治的束缚感使其不喜任朝廷官，他请转担任六合县丞，以求远离朝廷的自由野鹿感。
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统治的认识透彻使他选择在醉酒的状态中独享精神的自在，如鹿般追求自由本我。后因其饮酒释性不务政被劾遂解衣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王绩已感俗世束缚，这条“鹿”于此有了归“野”之原由。
王绩壮年时期经历隋唐更替，吟出“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表达故国沦丧未能建业之哀叹。唐武德八年，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37岁的王绩在正值壮年立业之心尚没有完全暗淡时再一次选择入仕，对新建立的王朝又充满着希望。
《赠李征君大寿》中：“孔淳辞散骑……管宁存祭礼，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可见其对于新王朝的期待，诗作率真直爽之势颇有“鹿”之灵气。后期他发现政治即使换代却依旧动乱，其“野鹿”之思活跃起来，厌倦于政治仕途之感更浓。
《古意六首》：“不知岁月久，稍觉枝干折。藤萝上下碎，枝干纵横裂。行当糜烂尽，坐共灰尘灭。宁关匠石顾，岂为王孙折。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寄言悠悠者，无为嗟大耋。”道出的是王绩心中归隐与入仕的挣扎与矛盾，此时王绩已于半野鹿期。于贞观初年，王绩又一次“以疾罢免”，不过王绩被罢却毫无惋惜之意，贞观初年即为官次年王绩就脱离俗世牵绊，似鹿般归隐山林追求精神的无束缚。
弃官归隐无收入，晚年家境的贫寒成为他第三次选择出仕的原因。但这一次他的那种建业之心已然无存，反而颇有几分玩世不恭无所畏惧超脱尘世的态度。他被朝廷征召为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为饮酒自求任太乐丞。
两年内焦革与妻陆续而亡，不复有酒，王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其为官唯一之因无。他挂冠归田，并从此永远的告别了仕途弃官而去。其“野鹿”之风在此步入成熟，是为全野。
王绩前半生并没有全然投入于山野中，济世建业志始终牵制着他的思想，当时之隐还有少壮时的冲动和社会的无奈，最后一次的归野田园，才是他真正归隐为鹿的开始。辞官之后的王绩孤居河诸，依稀的炊烟是他对于人间生活的唯一感受，独居的生活使他无所谓进退俯仰之苦，也再无路济世的苦痛。
《夜还东溪》：“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显其自得之乐。这时的他心镜已然成熟，《山夜调琴》：“促轸乘明月，抽弦对白云。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可见其超然物外的成熟感。
2、直爽婚姻——摆脱世俗的直率“野鹿”之风
王绩婚姻生活的自由野鹿风更甚。离开了政治，王绩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妻子的陪伴。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一首征婚诗写得相当霸道，摆脱开了传统求偶诗的扭捏之态，或许他可能觉得可能无人会关注此诗所以写的随意又或者说他在以愿者上钩的心态去寻一为能够契合灵魂的伴侣。
诗为《山中叙志》：“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傥未嫁，梁鸿正须妇。”整首诗写的直接，将自己的情况和择偶标准都写的明明白白，他没有陷入既存的传统婚姻制度，对于求爱的羞涩曲笔，而是直以“梁鸿正须妇”告诉大家“我现在需要一个妻子”让人读起不由得一笑，笑其不羁、大胆、自由的野鹿之感。
“野妻临瓮倚，村竖捧瓶来”、“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言其妻为“野妻”那么他自己自然成了“野夫”既有隐居之意亦有不拘尘世似野鹿自由之旨。婚后的他是幸福的，此诗亦成了诗坛佳话。
3、饮酒赋诗——出于尘世的洒脱“野鹿”之风
王绩一生与酒紧密相连，曾因嗜酒弹劾解官，回乡与哑巴子光对饮欢噱至月明，行路过酒家必留饮二日。以前官待诏门下省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酝可恋耳!”因而被称“斗酒学士”。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贬官为丞，以饮焦革之酒，革死，妻送酒不绝，妻死，绩不仕，撰 《酒经》、《酒谱》等酒气肆意之文传世。
王绩钟情于酒，其诗文创作大多依酒而存，酒成为了他隐逸自由”野鹿“文学生活的无限寄托。“一饮五斗”是他日常之态。陶渊明有”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王绩却是为“为五斗酒而折腰”可见其对于酒的痴迷。
曾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为《五斗先生传》醒目地向世人公告自我人生酒态：“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换句话说，王绩不似陶潜般重身节之情，他没有给自己设如此道德限制，而是顺应心之所欲、及时行乐，不受世俗之缚。
虽然陶渊明与王绩同为好酒之人但王绩的醉酒与陶渊明的微醺不同，他是以酒麻痹自我的神经，以忘却尘世间一切烦忧的状态选择酒，“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求的可以说是整日的精神放逐自由。
王绩笔下诗中的隐士，醉酒也是常态。《题酒家壁》中“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沉迷于无限的酒乡中的隐士在大醉之中的自由态度无疑是王绩对于人生态度的最好体现。王绩已然飘飘于尘世之外，沉沉于自由之中，以醉酒后的“野性”欲当一只名为“王绩”的清灵之鹿。
4、隐居佛道诗——沉淀后的自由“野鹿”之风
中国文学史隐逸之士所存甚多，隐逸之士是为德操与气节的体现，唐宋之际更为推崇隐逸之士崇，尝多以“鹿”来赞隐士，王绩可以说是隋唐之隐士代表。《秋夜喜遇王处士》中：“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有着和陶潜般“种豆南山下”的隐士之乐；《在京思故园间乡人问》：“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隐居之时的景色描写已然平静自然；；《采药》：“腰镰戊己月，负锸庚辛日。”愉快归隐的意味更甚，王绩这时的诗语言轻快灵动更显“野鹿”之风。
王绩晚年隐居时思想偏向于老子道教和佛教，主张顺于自然，归于自然。以“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告于为政之人；以“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嘲笑供奉庙堂上的神龟。这时候的他已然不再有年少谋仕的儒学之思，甚至是嘲笑那些“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的被礼数束缚无自由的儒者认为他们是“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
王绩晚期善用追求道家精神自由的魏晋人物的精神思维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代，寄情赋诗，透出的是一种不无消极但又通脱的佛家宇宙意识。王绩是在这样一个消极墉腐的社会中遗世独立自我清高的“野鹿”。
所受道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自由自然观, 集中体现在王绩的山水诗歌的创作上,。道家主要的万物齐一自然观主张万物平等、顺应自然,，“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以一种淳朴自由方式去追求自然理想境界。在王绩的山水诗歌创作中将道教“自由”一词表现得淋漓至尽。他将山水、田园等有自然之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描写自然同时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然的热爱。
《采药》：“青龙护道符，白犬游仙术”道家意味浓重，《游北山赋》中对山水景色的描写“山水幽寻, 风路深。兰窗左辟, 菌阁斜临。” 无不显出对于自由自然的喜爱，有着道家思想的流露痕迹，这些山水田园成为了王绩闲适生活和自由无拘的“野鹿”生活的主要依托。
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社会背景下，王绩的“野鹿”自然而然受到了“佛”的思想影响。具有佛教思想特色的字词存于王绩诗中。《咏怀》诗云：“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空”在日落西山的暮景中，诗人感悟到的是佛教天下世事一切皆虚空变幻蕴意。
《独酌》诗云：“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浮生 ”赋予了虚幻自由不真实的含义 “无状 ”一词也极符合王绩一向对自我的自由无束缚评价，在《自作 墓志文》中“王绩者自为之字日无功焉……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此王绩自曰“无功”以为“空”，王绩晚期看透世事后认为功业名声是为“空”佛经《放光经就有修行之空，宇宙一切现象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 “空”。可见 ，王绩诗作存在佛教之义，佛教空空思想也让王绩诗中“野鹿风”更甚。
三、结语
王绩如果是一匹野鹿的话，他的作品自然带有野鹿之风，所以说王绩诗作的野鹿之感是因其自身就是一匹野鹿。追逐仕途到归隐山水，超脱自由野鹿之形逐渐完整，前期王绩诗歌入世出世之思共存，这时的野鹿只能为半野，后期全然归隐饮酒放荡成为全野。
仕途之诗符合王绩为官心镜的变化发展路径，野鹿风逐渐浓郁。爱情诗可见其人生态度的直率，诗文直接突出表现野鹿之风。饮酒诗与仕途诗相伴并有催出世追自由之势，酒气成野鹿风的催化剂和媒介。佛道隐逸之诗上升到精神最高层面，究其野鹿风之因。
四部由外到内野鹿之风逐步递进，最后从诗歌结构本身出发，将王绩诗的野鹿风补充完整。
参考文献：《旧唐书》、《酒中隐者——王绩》 、《论王绩诗文中的自我形象》、《王绩与佛教》、《王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