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辉麟烈士（一八九七一一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
姜辉麟烈士的父亲姜尧臣是前清秀才，任私塾教师，兼理中医小儿科，家境清苦。姜尧臣于清代末年，与友辈倡议停止私塾，开办学堂，奔波劳累，积劳成疾，烈士八岁丧父。一家六口生计更是艰苦。
烈士母亲倪振尧，秉性刚毅，常言人穷志不穷，不肯向人低头、乞求怜惜。她继任私塾教师与中医小儿科医生，独挑生活重担。辉麟同志深受母亲影响，自幼养成不畏艰苦的性格，富有正义感。
长大后渴求文化知识，请舅父教读，孜孜不倦，进步迅速。母亲为了遂其向上志愿，恳请景贤女校丁月仙校长允许她免费就读。辉麟刻苦钻研、成绩斐然。
毕业后又自学三年，文化知识略具根底。胞姐姜兆麟同志原在松江县东门内另办景贤分校，她即与胞姐合作，到景贤分校任教。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各地兴起提倡新文化运动，尤其妇女解放，深得青年一代的向往。辉麟与胞姐兆麟联合朱雅雄等倡设天足会松江分会。
烈士幼时曾被缠足，她极为反感，所以每晚即自我解放，始终保存天足。在宣传天足时，她现身说法，使女同胞们反对封建抵制缠足增加了勇气，坚定了她们的信心，取得很好的成效。
这时，原籍松江的侯绍裘同志（中共党员）、朱季恂同志（国民党左派)回到松江，与其他进步青年共同办学校、创报刊、举行演讲会，以移风易俗、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党部，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兆麟、辉麟与其他青年接受侯绍裘等同志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斗争。当时松沪一带还是反动北洋军阀统治的地区，辉麟、兆麟与母亲倪振尧不怕军阀迫害，毅然剪去发辫，尤其她母亲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太，竟然能被劝说一起剪发，当时在社会上确是起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辉麟同志不顾家庭儿女情长，追求真理、投奔了革命。这年冬天返家探亲，突患伤寒重症，高热半月不退，神志昏迷不清。
医云已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以求绝处逢生，竟得起死回生。家人劝她大病之后多养息，她说任务在身，卧床家居也是心神不安，养不好病的。于是，不到两个月就返回工作岗位。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辉麟同志所敬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侯绍裘、张应春等同志被反动派逮捕，秘密杀害，毁尸灭迹，更激起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她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才能救中国。
在这革命存亡关头，辉麟同志出于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不顾还有两岁要她抚育的幼女，也不顾照顾的年老母亲，更不顾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血腥慎压。
经姜长朴、李主一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誓为革命贡献一切。入党后，党派她到奉贤，在刘晓、李主一同志领导下任中共奉贤县委的交通联络员，以曙光中学女生校监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与已在奉贤的姐姐中共党员姜兆麟一起工作。
当时在奉贤工作的还有徐雅平、范志超、刘德超等，同志们称兆麟为大姜，辉麟为小姜。小姜常说，有人认为革命的出发点是“爱”，而我却认为是“恨”，恨旧社会的一切，用革命来打它个落花流水，把它彻底摧毁！
有同志问她如果不幸被捕，你将如何？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杀头枪毙随他便。我们相信共产党一定能救中国，我个人抛头颅洒热血，换得子孙万代的幸福值得！
一九二八年四月，赠光中学被反动的县政府封闭后，辉麟同志奉命转移到奉贤县城南桥，继续搞地下工作，旋即又调回上海，在中共淞浦特委机关担任交通员。
不久，为了加强对中共南汇县地下党的联系和掩护县委负责人的活动，特委又派地到南汇县新场镇和周浦镇工作。
地化名石贤，以行医等社会身份为掩护，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在县委书记吴仲超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这期间，辉麟同志经常不顺个人安危，勇敢机智地从上海向奉贤、南汇等县往返运送党的秘密文件、宣传品和枪械、手榴弹等武器。
奉贤庄行暴动前夕，松浦特委负责人陈云、严朴同志在上海亲自冒击制造了土手榴弹，需要及时送到奉贤供暴动用。辉麟同志知道后，就主动要求承担运输武器的任务。
领导考虑后，同意了她的要求，并将交通路线告诉小姜，说明路上危险，检查很严，叫她注意安全。小姜斩钉截铁地说：“下刀山我也去，怕什么？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世上没有渡不过的河。”
她打扮成农村妇女，穿了件青布棉袄，腰间围了大围裙，用旧衣服把手榴弹裹好，放在大竹篮的农产品中，从容上路了。
一到码头，见有群伪警正在检查乘船旅客，她即环顾四周寻找通过检查的机会，以完成党交给她的重任。
适有三个伪警借口检查，正为夺取乘客的银元和金戒指而发生争吵。她就急步上前，似乎准备接受检查，又似要看伪警抢夺财物的究竟。
伪警见她上来恼羞成怒，一面举脚踢人，一面大声喝道：“去！去！”辉麟在同志在敌人面前装成惧怕的样子趁势上了船。
船在途中，又遇过搜查，这时她早已把手榴弹放入船肚板下面了。检查人员到她面前，见篮里只是些农产品，便扬长面去。这样，就闯过了第二关。
傍晚时分，船快到码头，她招呼船老大说，我家就在这岸边，因家有重病人，烦劳你让我即刻上岸，免得我到了码头再摸黑走回头路。船老大看她是本地人，就靠岸让她上去了。
这样，辉麟同志又避过了码头上的检查，闯过了最后一关。她上岸后及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庄行暴动胜利成功，沉重打击了反动政府的气焰，当众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恶霸，真是大快人心，更坚定了革命群众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念。
一九二九年秋，组织上调她到上海沪西小沙渡及沪东杨树浦工厂区工作，她仍化名为石贵，挂牌中医小儿科行医。
雨后，又在虹口区岳州路立中里创办立中小学，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立足点。日间招收工人子弟，夜间开设女工文化补习班，教读文化，宣传革命思想。
因经费、人力不足和活动地方狭小等原因，每天一清早就得起身，首先把桌凳排好供上课用，到了晚上再铺成铺子。
除了每天教课、包于一切勤杂外，每逢寒暑假期开办文化补习班时，还要拎着浆糊桶、长刷帚到马路上、里弄中去贴招生广告。
每晚夜课散学后，就去搞地下革命工作，如送情报和文件、参加会议等。有一天晚上外出工作时，被坏人盯梢，情势非常危险，辉麟同志机智勇敢地与之周旋，设法甩掉了尾巴，回到家已是午夜，弄得满身泥浆、疲惫不堪。
她对等候她的儿子说：要是有一天我不能回来，就是出事了。但革命者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你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继承我的遗志，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平时，辉麟同志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有一天女工夜校散学后，有流氓拦路欺侮，她即不顾危险冲上前去，护送女工回家。
她说：“我们女子长期受人欺侮迫害，这种日子应该结束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与一切恶势力斗，才能不受它们的欺侮。”此后，她又按女工回家路线，让她们组成小队，以便互相照应，如受侵犯，群起而攻之。
这样，既保证了女工们安心学习，又更使她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革命道理，当时，辉麟工作非常艰难辛苦，处境也比较危险，但她总是满怀信心，呕心沥血地做好工作，从未有丝毫畏难情绪。
她常说：“革命就意味着与困难打交道，干革命就应该苦干、实干，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这才是真革命。”
此外，辉麟还经常到工人家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疾苦。她见很多工人子弟因无钱上学而闲散在家，大人在外做工很不安心，就主动动员家长们把孩子送来免费上学。
有些孩子无钱购买课本用品，她也千方百计地给他们解决。有的孩子生病无人管，她就抽空去诊治、照顾或帮助送医院治疗。
记得一个严冬的傍晚散学，几个小学生呆坐在马路边上不回家，辉麟同志就走过去问他们为何不回去？孩子说：“早上妈妈讲，今天发工资，要等她买米回来做饭吃。”
辉麟同志搀着他们回校，把自己的一份饭送给他们吃，之后再送他们回去，自己因急于外出开会，喝杯开水就出去了。
第二天，孩子妈妈来到学校，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说着热泪直接淌下来。
这时，辉麟在乡下读书的儿子，因家中生活十分贫苦，每学期总要拖欠学杂费，学校对之非常不悦。有一次上课时，老师训斥他说，“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
由于无钱买课业用品而做不好作业，受到种种体罚，更是常事，孩子被视为不堪教养的阿公学生，因此经常受人讥讽凌辱，使他幼小的心灵受伤极深。
他对辉麟同志说：“妈妈，同是无钱读书的学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们呀？她听后热泪盈眶，她说：“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人，最能体验苦难的滋味，所以我们要互相关心体贴，联合起来推翻吃人的旧杜会，建立幸福的新社会，穷人才有好日子过。”
辉麟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住在附近的劳动人民和辉麟同志真是情同手足、患难与共。他们有了为难事，总要来找辉麟商量，学校有困难时，他们也总是主动出人出力帮助解决。
遇到地痞、流氓，特务等来敲诈勒索时，他们就出面阻挡，人多势大，据理力争，使坏人不敢作恶纠缠。辉麟同志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遇事多依靠工人兄弟姐妹，就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二年，组织上要调辉麟同志去南京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南京是反动国民党的老窝，特务横行，军警密布，法西斯暴行猖獗，暗无天日。
同志们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年迈老母要她照料，四个子女尚未成人，需要她培养教育。如果去南京工作，确有具体困难。但她坚决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党最需要的时候，理应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以赴。
她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克敌制胜，即使赴汤蹈火，也必须执行。”她即毅然赶赴南京，到中共江苏省委报到，接受党的安排，认真开工作，得到组织上的赞赏。
不幸在这年冬被捕入狱，反动派对她威胁利诱，逼她招供，谓招供之后，即得释放回家，与老母、子女团聚。辉麟不为所动，毫不屈服。
敌人对辉麟施用了酷刑，甚至将其眼球绞裂，顷刻血流如注。但辉麟同志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不吐半个字，她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在狱中，她与党保持联系，继续斗争。敌人对她长期折磨，仍然一无所得，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下了毒手，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辉麟同志光荣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