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6月，鲁迅告别日本，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7年前，他是带着满心的希望来日本的。进弘文学院后，他曾寄了三张照片给当时还在国内的周作人，并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后写着，“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1）短短几十个字，无论是文字的流畅，还是心情的愉悦，都清晰地映出了当时洋溢在鲁迅心中的希望的影子。然而7年后，当鲁迅回国时，他的心却已完全沉陷在失望之中了。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2）近一年前，当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下这段话时，他显然抱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诗人一诗之出，读者即会心生波澜，群起响应。但是，结果却远非他所想象的那样。当他拼尽全部的激情，终于发出诗人的叫喊和呼号时，回应他的，依旧是先前的寂寞无声。中国之人，心已寂灭，其无诗乎？！如此惨痛的失败，在鲁迅的人生经历中，可以说还是第一次。它遗留给鲁迅的唯一纪念，便是失望的苦涩。
失望是什么？如果说希望是对理想实现可能性的肯定，那么失望便是对于近期内理想实现可能性的否定；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近期内理想实现不可能性的肯定。回国后的两年里，鲁迅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任教。这期间，他既没有筹办文艺刊物，也没有再写作论文，翻译外国文学，完全停止了曾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文学启蒙活动，可见其失望之深。
更糟糕的是，回国后的经历，非但没有减轻鲁迅的失望，反使它随着岁月的推移，越积越深了。
按理讲，去国7年，祖国理应有不少变化，然而呈现在鲁迅眼前的，却依旧是往日的一副老面孔，旧势力、旧文明、旧习惯，仍然顽固地盘踞在社会和人心的各个角落。虽说这时鲁迅已暂时放弃了从事文学启蒙的打算，但却并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启蒙者的立场，因而对于身边他不满的现实，有时仍忍不住会主动出击，力图有所改变。然而，由于力量悬殊太大，他的努力鲜有成功的。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在绍兴住了一段时间。算起来，自去南京读书到这时为止，他离家已有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家乡又有一批女孩子出世、成长，到鲁迅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她们正好到了缠足的年龄。看见这些女孩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鲁迅十分难过，总要对她们的父亲说，“还要缠足吗？外面都提倡天足了！快把她们的足放了吧!”谁知听了这话，他们竟好像碰到了瘟疫或毒蛇，回答他说，“女人不缠足，还像什么女人呢？”“女人总是缠足的，大脚女人有谁要？”鲁迅苦口婆心地说，“最古的时候，女人是不缠足的。不缠之足，样子还要古。”还说，“这世界是要变的，不会永远这样子，将来就都不会缠足。”不料他们却回答，“世界会变？不可能！”“如果将来不缠足了，那是将来的事，有谁知道呢？现在总还是要缠足的。”见他们这么说，鲁迅只得无可奈何地叹气，“唉！真是没有法子！”（3）
鲁迅有个堂叔叫凤歧，也曾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被分派在驾驶班。后来，负责这个班的人因为和周掓生有意见，便把他开除了。凤歧的母亲是个凶悍而严酷的人，儿媳被虐待劳累至死，凤歧本人也因此自杀了两次。后来，他好不容易在乡村的小学堂里谋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很想奋发有所作为。当时，他搭伙的农家有一个守了寡回娘家来住的女儿，给凤歧做饭、洗衣服，日子久了，两人产生了感情。按理讲，凤歧死了老婆，两人完全可以结婚，但因为对方门第不对，又是寡妇，所以凤歧的妈妈和族中长辈按名分只承认她是妾，叫她翠姑奶奶。按周家的规矩，象她这样身份的人，是不能参加家中的祭奠活动的，逢年过节，也是不能出去见人的。但在鲁迅的干涉下，这个规矩很快给破了。凤歧为此很感喜出望外。却不料，他所在学堂的校董们因为翠姑奶奶的事，竟以有伤风化的名义将他开除了。屡遭打击和挫折的凤歧很快心灰意冷，自暴自弃。鲁迅虽对凤歧的遭遇充满同情，支持翠姑奶奶做他的妻子，想让他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但他的支持却没能敌过整个社会的压力，苦闷的凤歧沉溺在赌里，很快便去世了。讲起这件事，鲁迅总是叹息不止。（4）
比起文学启蒙的夭折，这些碰壁的经历，都只能算是小事一桩。然而事情虽小，一件一件地积累起来，所产生的的破坏作用却非同小可。有一句老话不是叫水滴石穿吗？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鲁迅的失望，变得越来越深了。在杭州教书时，工余时间，他还看点外国文艺，回到绍兴后，干脆对它们碰都不碰了，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和植物标本中。
但鲁迅此时的失望，也还未演变为绝望。严格地讲，失望虽然是对近期内实现理想可能性的否定，但对于理想终究会成为现实这一点，却依然是持着一种肯定态度的。这就如同一个刚刚失恋的年轻人，尽管知道要获得眼前这一个的爱情已无可能，但对于将来迟早会成功与另一个人的爱情，仍抱有相信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才会对自己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也就是说，失望与希望虽有相斥的一面，但在根本上却并不矛盾；凡对理想失望但并未绝望的人，心中都一定还存着希望。只不过，失望之后的希望，与尚未碰壁的希望，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是一种渺茫的希望，虽然迟早会实现，但却是遥远的；前者则是一种临近的希望，不但终究会实现，而且就近在眼前。换句话说，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各自对实现的期限做了不同的规定。辛亥革命前的鲁迅便是如此。文学启蒙的夭折和回国之后的碰壁，尽管使他一下跌到了失望之中，而且越陷越深，但希望的光并未在他的心头完全熄灭。据周建人回忆，“大哥从日本回国，不过是一个暑假，但已使他感触很深。祖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四周是一片黑暗，但他毫不灰心，看到前面的路，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5）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也说，“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方长，希望在是。”（6）有一次，他还对周建人讲，“不应当为自己的子孙买田造屋，但是，对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是每一个国民都应当关心的。如果不关心祖国的未来，那么，这个民族也就要灭亡了。”（7）我觉得，“毫不灰心”，“信心十足”，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大了，但信心和希望在彼时鲁迅的心底并未完全失去却是不假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告诉自己的兄弟，应当关心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了。没有希望，何来“未来”和“前途”？当然，鲁迅此时的希望，只是一种残存的渺茫的希望而已。
综上所述，文学启蒙碰壁之后，鲁迅原来抱有的希望可以说已一分为二，裂变成了失望与渺茫的希望这样两种不同的成分。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希望和失望虽然是同时并存的，但彼此的地位却有所不同。在鲁迅的内心世界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显然是他的失望而非希望，毕竟，文艺启蒙的夭折给他的打击实在可以说是太大太沉重了。换了别人，事情恐怕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程度，偏偏他生性是那么敏感，对文学启蒙的期望又是那么高那么急切，创伤之巨，自然要远大于一般人。
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时代风云急剧变幻的年代。当“闭居越中”的鲁迅在失望中越陷越深时，反清革命的形势却在他视野之外的广阔天地里，突飞猛进地发展着。待到鲁迅回国后的第三年，正好是辛亥年，周建人回忆说，“这年头真古怪，人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秋瑾和徐锡麟牺牲了，大通学堂被封闭了，表面上似乎很沉默而平静，可是秋瑾和徐锡麟被残酷杀害后，日本和沙俄订立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继续侵夺大陆西藏的权益。清政府向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出卖铁路权益，两湖旱灾、水灾接连发生，哀鸿遍地，抢米、抗捐风潮此起彼落，百姓活不下去了。”（8）到这一年的10月10日，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中国都变了颜色。历史，似乎跃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钟情历史的人，他的心总是被紧紧地系在历史这根线上，随之起伏。早在留日初期，光复华夏就曾是鲁迅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即便到留日后期，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仍不失为鲁迅常记在心中的一个梦，是被他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来看待的。回国初，他还曾对周建人说，“只有推翻封建制度，人才能幸福滴生活，合理地做人，否则，一切无从谈起。”（9）现在，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怎能不让鲁迅倍感振奋呢。他阴霾多时的心中，仿佛突然射进了一片正午的阳光，一下亮了。多年来被压在失望之下的渺茫的希望，跟着也猛地抬起了头，几乎又象在东京时那样，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笑嘻嘻地向他招起手来。既然革命业已成功，国民性的改造，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想必也为期不远了吧。
事情似乎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1911年11月9日，武昌起义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就带着军队，开到刚刚光复的绍兴来了。鲁迅高兴地带着学生去迎接这位老朋友、新长官。军队到来的时候，路两旁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有老人、小孩，还有和尚和传教士，人山人海，比看庙会还热闹。军乐队奏着乐，人们欢呼着，小孩招着手。“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共和万岁！”口号此起彼落，人们象喝醉了醇酒，都兴奋了，陶醉了。周建人回忆当时人们的心情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个旧的，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民族共和的时代诞生了，开始了。”（10）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按照革命党人的政策，“限令米商出粜平价米以恤穷黎”；“释放全狱囚犯，并组织教养；”没收了几个地主的田产，作为纪念烈士秋瑾、徐锡麟的秋社、徐祠的祭产；枪毙了残害革命党人的恶霸劣绅五十余人。与此同时，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这些革命措施使人心大快，民心大振，给古老的绍兴带来了新的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后绍兴的天空，晴朗过一阵以后，很快便阴沉下来了。一切，渐渐又露出来往日的旧相。“官威如故，民瘼未苏。”“他（指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11）“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12）为此，鲁迅曾在《越铎日报》上著文予以揭露抨击。王金发见到文章后，大为恼火，扬言要杀害鲁迅。此后，鲁迅的日子又难过起来，几乎又恢复到了革命前的老样子。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这叫他这个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鲁迅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住在绍兴地方不好住！住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13）没多久，鲁迅便辞了山会师范学校监督的职务。“越中荆地不可居。”正巧，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这时托人致函邀他去教育部任职。1912年2月下旬，鲁迅便去了南京。
算起来，这时鲁迅平生第二次离开故乡了。不用说，和十多年前的那次相比，这一次，鲁迅也是带着满腔的失望离开故乡的。绍兴，真是一块让他伤透了心的地方。正如一位日本学者评价的那样，“说起来，这是对一个作为绍兴光复时的领袖，比任何人物都积极的人物的讽刺性的纪行，这是一个被迫处于革命派内部的腐朽与无节气的自私的狭缝之间的人的充满伤心的出走。”（14）不过，尽管革命后的绍兴最终泼给鲁迅的是一盆冷水，使他重新高涨的希望因此很打了些折扣，但在鲁迅看来，这毕竟只是一地的景象，就全局而言，中国不久的将来，依旧是光明的。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还说，“说起民元的事，那时确实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失败。”（15）但没多久，鲁迅便痛苦地发现，穿着一身新装的中华民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1911年3月，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4月初，南京革命临时政府在袁世凯的要挟下，被迫迁往北京，接着政府改组。5月5日，鲁迅和许寿裳到达北京，第二天住进了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并于同一天赴教育部报到，后任审核会教育第二科科长。袁世凯治下的北京，和绍兴并无两样，虽然暂时还挂着“民国”的招牌，但涂饰的新漆一经脱落，旧相便一一显露了出来。民国政府一迁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独揽大权，便竭力排挤革命势力，在政府各部大肆安插自己的党羽。他扶植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范源濂为自己的代表，很快控制了教育部。蔡元培虽名为部长，却无法立足，不得不被迫辞职。尽管鲁迅、许寿裳等部员强烈要求蔡留任，结果却无济于事，教育部装模作样，设宴“欢送”蔡元培，鲁迅拒不赴宴，以示抗议。面对汹涌而来的复辟逆流，以鲁迅一向的敏锐，此时哪里还看不出袁世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拆穿了西洋镜，失望也跟着扩大了。与离开绍兴时所不同的是，这已不是对故乡一地的失望，而是对整个辛亥革命的灰心。最能反映这种心情的，是鲁迅在得知范爱农死讯后所写的《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是鲁迅的同乡，两人相识留学日本时。回国后，又在绍兴重逢，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知己。革命前的范爱农，因是光复会会员，四处碰壁，穷困潦倒，常借酒消愁。绍兴光复后，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则做了学监，即教务主任。这时的他，已“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功夫闲谈。他办事，实在勤快得可以”。（16）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与鲁迅一样，对光复后的故乡完全失望了。鲁迅去南京时，范爱农对他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17）鲁迅去后，接替他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的，是绍兴孔教会的会长，他上台不久，就将范爱农撵出了校门，范爱农因此失了业。事隔不久，他写信给鲁迅说，“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所为，盖吾辈生傲骨，未能随波逐流，唯死而已，端无生理。”（18）到北京后，鲁迅曾想帮范爱农找个糊口的工作，却未能如愿。这常使他感到爱莫能助的悲哀。但万万没想到，不久，却传来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19）以后一连几天，鲁迅都未能释然。
照理讲，革命后的范爱农总该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吧，谁知好了没几天，他竟又回复到革命前的卑微处境中去了。开始得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到头来，并没有改变范爱农这样的革命者的命运，革命前的范爱农穷困潦倒，革命后的范爱农不但依旧穷困潦倒，甚而连命也丢了，这样的革命与不革命，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这个意义上，范爱农的死，可以说就是辛亥革命局限性的一个生动注脚。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鲁迅写下了《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洌水，能否涤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20）
这首诗，从中国的大环境写到绍兴的小环境，不仅形象地勾勒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画面，而且真实地反映了革命派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内心感受。范爱农死时，正当盛夏，天虽炎热，但他的内心却是冰凉的。同样，鲁迅此时的心也是冰凉的。所谓“炎天凛夜长”，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十分生动地流表露了出来。而这种失望，说到底，也就是对理想的失望。《哀范君三章》是一个标志，它表明，鲁迅人生中的又一个短暂的春天结束了，革命后一度在他心里抬起头来的希望，如今压到自己的身下，变得更加渺茫了。
一年过去之后，1913年2月，孙中山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很快便失败了。这以后，袁世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同年6月，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的议会资格，国会停顿。12月，他又向日、德等国借巨款。到1914年5月，袁世凯不但废除了《临时约法》，另搞了一个新的《约法》，将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而且把总统的权力和任期规定得同封建帝王一样。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干脆连民国这块招牌也摘掉不要了。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可以说丧失殆尽。袁氏王朝虽然很快便倒台了，但接踵而来的又是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正象鲁迅后来所说的那样，“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地坏下去，坏而又坏-----。”（21）眼看着社会一天比一天黑暗，鲁迅的失望也一天比一天更深。
由希望到失望，再由失望到希望，由希望到失望，如此交替循环，直至绝望，是理想衰变的常见模式。循着这条道路，鲁迅也由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终走向了绝望。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个转折大约发生在1915年下半年左右。周作人回忆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么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22）“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固然表现了鲁迅大无畏的勇气，但那前提，却是对于“死”的认定，否则“俟死”一说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里所谓的“死”，正是绝望的代名词。正如学者王晓明所分析的：“他竟会取这样的别号，------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人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交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23）“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来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24）
绝望是什么？在鲁迅这里，绝望就是理想的破灭！
那么这种破灭可能避免吗？我认为无法避免，因为它是由鲁迅人生理想与生俱来的先天弱点，即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主观性、盲目性和脆弱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里只说一点。鲁迅人生理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在于对进化论的依赖。可以说进化论既哺育了鲁迅的理想，又使他的理想在母腹之中便染上了一种先天的幼稚病。而这一点则跟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变异有关。严格地讲，鲁迅那一代人接受的进化论，其实并非西洋的原装产品，而是经过严复加了工的二手货，它与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是有一定距离的。严复“承续的实际上并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虽然他介绍了达尔文的学说），而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这集中体现为他在《天演论》一书中对《进化论和伦理学》所做的改译。“这种改动实际上是以斯宾塞的进化论来修正赫胥黎的学说，或突出赫胥黎学说的某一侧面；其修正的方向或依赖的准则是使进化理论绝对化，并于价值判断紧密相联。”具体来说，进化过程中的退化和周期性循环，原是达尔文和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中的重要一环，但经过严复的改编，却统统被略去了。于是，在他的笔下，进化自然也就成了向同一个方向不断前进、日新月异的直线单向发展过程，由此引申出的价值观，便是当年风行一时的唯新论，所谓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由严复夹带进《天演论》中去的这种直线进化思想，和以新旧、先后论好坏的价值观，因为吻合了鲁迅那一代人内心的焦虑、愤激和急躁情绪，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结果，使得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一种简单而天真的乐观主义形式，既不了解理想实现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障碍和艰难，对于社会变迁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的停滞、退化现象，以及年轻人的落伍和反动，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试想，这样脆弱的理想，在触碰到坚硬顽固的现实之后，能不破灭吗？
注释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卷，479页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68页
（3）《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章
（4）同上
（5）同上，276页
（6）《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卷，327页
（7）《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90页
（8）同上，306页
（9）同上，276页
（10）同上，317页
（1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314页
（1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卷，141页
（13）《乡友忆鲁迅》，绍兴鲁迅纪念馆出版，39页
（14）《鲁迅世界》，（日）山田敬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1页
（1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卷，31页
（16）同上，314页
（17）同上，315页
（18）《苦茶》，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著，293页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卷，10页
（20）《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卷，425页
（21）同上
（22）《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周作人著
（2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王晓明著，47页
（24）同上，48页
![听，川大究竟有多美！[图]](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