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刘亚楼与妻子翟云英|
1991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刘亚楼将军的夫人翟云英一步步踏上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站在丈夫的灵前，翟云英十分激动地对丈夫说：“亚楼，我看你来了，安娜妈妈的心愿也已了却，你可以放心了！”
刘亚楼将军的姻缘
1945年8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亚楼跟随苏军一道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在苏军的进攻下，基本是一触即溃，刘亚楼也跟着苏军队伍一起，来到了大连。
旅大市委负责人韩光与刘亚楼是老相识，两人时隔多年不见，一开始还有些陌生，等到双方正式打交道以后，才明白彼此的身份，两人高兴的握手拥抱，之后韩光又把刘亚楼引见给了罗荣桓。罗荣桓也十分高兴，各个根据地的部队开赴东北，正是缺少干部的时候。
刘亚楼当然也渴望回到前线去，只是在去之前，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尽管刘亚楼早年有几段婚姻，但是始终谈不上什么顺利，尤其是1937年在延安时，黄克功事件也给刘亚楼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待婚姻恋爱问题上，刘亚楼更加慎重。
到1945这一年，刘亚楼已经35岁了，还是光棍一个。
刘亚楼自己不着急，但是他的那些老战友已经开始为他着急起来。
“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家。”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韩光找到刘亚楼，神秘兮兮地对他说出了安排。
“有任务？”
刘亚楼看韩光慎重的神情，不由得好奇地问道。
韩光笑了笑，告诉他：“给你相亲，姑娘很水灵，准保你满意。”
“这姑娘今年多大了？”
“18岁。”
图|1946年3月中旬，刘亚楼与罗荣桓在大连合影
刘亚楼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年龄相差太多了，我今年35了，大她整整17岁。”
见刘亚楼推辞，韩光到不以为意，反而劝说他：“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依我看，这年龄并不是婚姻不可逾越的障碍，你们不妨见面谈谈，谈不成权当交个朋友，谈成了算是你们有缘，可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
当天晚上，刘亚楼就穿了一身西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王西萍家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王西萍赶紧拉过那个小姑娘，对刘亚楼介绍道：“这位是刘亚楼同志，叱咤风云的虎将；这位是翟云英同志，香炉礁小学的老师，模范工作者，一位十分能干的姑娘。”刘亚楼盯着眼前这个姑娘，只是觉得眼熟，但也说不上来在哪里见过，于是拉着一旁的韩光问了一句：“我们是不是见过。”
韩光哈哈一笑，对刘亚楼说：“你还记得上次那个群众代表大会吗，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刘亚楼这时候才慢慢想起来，看着眼前的翟云英，刘亚楼大方地伸出手来：
“你好，翟云英同志。”
翟云英这时心里紧张到了极点，害羞地伸出手与刘亚楼那双结识的大手一握，整个人的脸都羞得通红，鼻头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图|翟云英
初次见面，尽管时间不长，可高大英俊的刘亚楼还是在翟云英心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两人来往的次数也逐渐频繁起来，尽管彼此的心里都产生了浓浓的爱意，但两人一开始谁也没有主动说。
趁着一次机会，刘亚楼展开了“迂回战术”：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随时要上前线打仗，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这个我知道。”翟云英尽管年龄小，但过去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儿：“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牺牲在日寇手中……”
刘亚楼这才了解了翟云英的身世。
原来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是中国人，而母亲安娜却是苏联人。
翟凤岐是早年从东北逃到俄国谋生的华工，1917年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苏联红军之中中国团的一名战士，后来在战斗中被打伤腰部，伤愈后被分配到了莫斯科一家纺织厂工作，也就是在纺织厂工作期间，翟凤岐爱上了工厂里一名纺织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两人结婚后，生育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翟云海，俄文名字是舒拉，女孩就是翟云英，俄文名字塔玛拉。
图|1947年刘亚楼与妻子翟云英的结婚照
1929年那4月，翟凤岐拖家带口的回中国探亲，临走时安娜的哥哥对妹妹即将远行依依不舍：“中国那边的情况好，你就多呆几天，情况不好就赶快回来。”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确实谈不上有多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为关键的是，翟凤岐回国没两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堵住了安娜回去的路，很快安娜签证也到期了，无奈之下只能滞留在国内。
经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翟凤岐在国内宣传革命思想，因被人告密而遭到日军逮捕，出狱后几天便去世了。安娜独自一个人，抚养孩子们长大，艰难地过了十多年岁月。
了解了翟云英的过往，刘亚楼心中主意更加坚定，他问翟云英：“塔玛拉，我今年35岁，你才18岁，一个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女，要嫁给一个年长十七岁并且两度结婚的男子，你不怕别人议论吗？”
“我不怕，我有主见。”翟云英内心主意已定，毫不犹豫对刘亚楼抛出绣球：“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在两人热恋期间，1946年5月，一封电报转来，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要紧急赶往前线，临走前刘亚楼与翟云英促膝长谈了一夜。
两人的婚事也随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料，翟云英的母亲安娜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刘亚楼年龄太大，不适合。
翟云英感到有些左右为难，不过刘亚楼却很善解人意，他对翟云英说：“云英，这件事你不必为难，我到你家里去一趟，和你母亲见一面，谈一谈，如果老人不改变她的看法，那就是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刘亚楼上门拜会安娜，一进门便用纯熟的俄语喊了一声“妈妈莎”。
图|1940年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影
安娜先是愣了一下，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离开家乡20多年，安娜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纯正的俄语了，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女婿，安娜心里便多了三分喜欢。
一家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了一番，安娜最终不再反对女儿的婚事，她拉着刘亚楼的手说：“作为母亲，我希望你们真诚相爱。”
“妈妈莎！”刘亚楼郑重地对母亲安娜说：“请放心，我喜欢云英，以后绝不会亏待他，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往后您老人家就是我的亲妈妈，以后我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安娜这一关有惊无险地通过后，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也审查了安娜来中国时的苏联护照以及翟云英在苏联时的出身证明，经上报中央后，批准他们结婚。
1947年5月1日，在大连市政府礼堂，刘亚楼与翟云英举行了一个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
婚礼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亲自主持，他也是刘亚楼与翟云英两人的媒人。
趁人不注意，刘亚楼悄悄把一只小小的坤表放在翟云英怀里，并用俄语悄悄对她说：
“愿我们的爱情像时间一样永恒。”
两人结婚后没多久，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发起夏季攻势，刘亚楼作为参谋长，两天后便启程赶往前线。
寻亲之旅遥遥无期
刘亚楼与翟云英成婚后，生活上彼此扶持，也让安娜心里放心了不少。只是偶尔有些时候，难免还是会勾起思乡之情。
翟云英婚后生下了一个孩子，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为了便于照顾，刘亚楼将安娜也接到了哈尔滨安顿下来，安娜在哈尔滨也认识了不少同乡的人，如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聂鹤亭的夫人奥利娅。
安娜会和他们谈起还在苏联的哥哥嫂嫂，语气间满满的思念之情。
图|刘亚楼
1949年7月，刘亚楼受命率团访苏，与苏联商谈援建空军事宜。
翟云英从丈夫口中听说这件事后，心里也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她太想跟着一起到苏联去，看看家乡的亲人们，可翟云英一提出这个要求，就被丈夫给回绝了，安娜后来也找了个机会对女婿说：
“我与亲人失散这么多年，叫云英去打听一下她舅舅的下落吧？”
照理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请求，尤其是安娜作为一个长辈，跟女婿提出这一个小小的要求，无论怎么看，也应该答应才对，可刘亚楼还是拒绝了：
“这回我是去工作的，找亲戚以后另有机会。”
不过这件事后来被周恩来得知，当即破例批示，翟云英随丈夫赴苏。
这也是时隔多年，翟云英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
尽管已经到了莫斯科，但翟云英还是没能去找自己的舅舅，原来刘亚楼到苏联以后，便与苏联负责人员开始紧急协商，考虑到国事为重，刘亚楼和妻子商量，不向苏联一方提出寻找亲人的请求。
图|毛主席与刘亚楼亲切交谈
安娜对女儿、女婿的决定十分理解：
“在国家大事面前，家庭小事又能算得了什么，何况中苏已经建交，还怕没有机会？”
母亲的表现尽管没有让女儿女婿太为难，但是翟云英从母亲口中听说，自己出身的地方距离莫斯科就只有3个小时路程，顿时心里又感觉有些不平静。
后来连续几次，刘亚楼赴苏联，但因为国事繁重，始终也顾不上寻亲访友。
安娜觉得，中苏既然已经建交，那么以后有的是机会探亲，但随着中苏五六十年代关系出现裂痕，安娜的寻亲之旅更加遥遥无期。
1964年8月18日，刘亚楼从罗马尼亚归国，妻子翟云英笑吟吟的出门迎接，没想到的是，相隔才一个月不见的丈夫，今天却如此疲倦。面对妻子的询问，刘亚楼也只能是百般安慰，一如既往地忙着工作。
刘亚楼将军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妻子的翟云英怎能不知情。
中央已经决定停止刘亚楼的工作，毛主席在接到刘亚楼的报告后，还专程给他写了一封信：
“亚楼同志：……知道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随着病情的严重，刘亚楼再也没能起身。
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刘亚楼听到影影绰绰的哭声，还有人抚摸自己的脸颊，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妻子翟云英。
“阿英，由你陪着我，我真幸福。”
刘亚楼伸手握住妻子的手，不住地感慨：“阿英，我们一起生活了20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如果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你！”
刘亚楼絮絮叨叨谈了许多，满怀迁就地对妻子说：“我们在一起多好，只是时间不多了……像当年离开家里奔赴前线一样，我这次又要离开你了。”
“亚楼，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一串晶莹的泪珠无声无息地从翟云英的脸上划过。
……
图|刘亚楼将军与夫人翟云英
“在我们这个家，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完成。”
翟云英抹了抹脸上的眼泪，静静地听着丈夫说：
“第一，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第三，务必帮安娜找到失散的亲人，我几次去苏联，安娜妈妈都曾经这样托我，可我那时公差，怎好办私事！在这件事上我对比起他老人家，请她能谅解。”
翟云英知道，自己丈夫始终挂念着这件事，于是郑重其事地答应：
“你放心吧，我一定办到。”
1965年6月7日，刘亚楼将军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
失散半个多世纪的亲人终于团聚
刘亚楼将军去世后，妻子翟云英抚养着一家人，艰难地生活着，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亲人的想法。
八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也为翟云英寻亲之路提供了帮助。
1986年，翟云英给苏联红十字会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查找亲人的下落，几个月后，一封来自苏联的信寄到了翟云英手中。
写信的人叫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信中柯利克自称，自己有一个姑姑，嫁到中国50多年了，没有音讯，翟云英听了，心里又惊又喜，如果信上的内容没有错的话，那么写信的人就是他表哥。
图|刘亚楼夫妇与女儿刘煜鸿
为保险起见，翟云英写了一封回信给柯利克，并在信中说：
“当年我母亲来到中国时，曾与舅舅他们照了张相，不知你家有没有这张合影。”
信送出去以后，翟云英焦急地等待着，不过这次她并没有等多久，很快苏联方面就又寄来了回信，信中附着一张照片，翟云英拿着照片给妈妈安娜看，安娜一眼就认出，没错就是这张照片。
安娜妈妈不由得喜极而泣。
尽管一生艰辛，如今已经年过九旬，但能收到来自家乡的一封信，对于安娜而言，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儿。
安娜的哥哥早已经去世，但还有嫂子在世，这位百岁老人一听说安娜一家在中国的消息，随即催促儿女：“快，快去把你们姑姑一家请回来。”
由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加上两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身体吃不消，以至于又耽搁了几年。
图|刘亚楼与妻子翟云英
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已经按耐不住的翟云英的表哥柯利克，想要来中国。翟云英向空军党委提出请求，将表哥一家六人接来北京团聚，空军首长很痛快地批示：“让他们来吧。”
翟云英的表哥柯利克是空军退役的工程师，表嫂也在医院工作，还是个副教授，两个儿子也全都是工程师。
柯利克一进门，就直奔安娜身边，一声“姑姑”，老人瞬间泪如雨下，她等待这一声乡音，等得太久了。
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尽情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辛酸。
随着表哥顺利来到北京，翟云英兄妹也开始筹划到苏联故乡去看一看，遗憾的是，安娜因为年事已高，没办法出行，但她贴心的为家人准备了很多小礼物，托女儿带到家乡去，送给在家乡的亲人，并嘱咐女儿，在外公、外婆、舅舅、舅母的坟前多多祷告。
图|翟云英晚年
完成这一心愿后，安娜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0年1月5日，安娜以94岁的高龄无疾而终，含笑离开了这个人世。安娜去世以后，翟云英的同事以及空军老领导，纷纷以崇高的礼仪，为安娜这位俄罗斯老人送行。
1991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翟云英前往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站在丈夫刘亚楼灵前对他说：
“亚楼，我看你来了，安娜妈妈的心愿也已了却，你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