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原本是马谡盲目自大，只会纸上谈兵的责任；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诸葛亮的学者达成的共识。但毛主席却认为，马谡是有缺点，但街亭丢失的责任，最应该算到诸葛亮头上。
诸葛亮神机妙算，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臣和智慧的象征；而毛主席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也是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对于诸葛亮的评价到底正不正确呢？
我们可以从主席的指挥作战，和几次关键的战略路线的制定来认识一下主席的雄才大略，以及他的公正客观。
主席曾经的学习经历
在投身革命以前，主席曾经在湖南师范学校学习，当时学校不收学费，只需要相当便宜的伙食费。这段时间，主席有大量的时间专心阅读；当时，还有一个好老师，也就是主席的第一任爱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对他进行倾心指导。杨昌济本人是当地的学术泰斗，早年间曾经留学日本长达十年，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同时十分愿意指导有识之士的儒雅学士。而毛泽东当时就是空有一腔抱负，却苦于无处施展，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展现自己的爱国热情。
从这一点来说，杨昌济和毛泽东彼此都算惺惺相惜。杨昌济很看重毛泽东，认为他必然是救国之才，未来一定能和曾国藩、梁启超等名流并肩。而毛泽东也深受杨昌济老先生的影响，曾经专心研究过曾国藩和王船山的著作学问，重视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而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纸上谈兵。对于古籍的深入研究，就从这个时候在毛泽东的生活中生了根，即使在建国后，他的床头仍然有一本看熟了的资治通鉴。
年轻的毛泽东遇到问题喜欢向杨昌济请教，而杨昌济也十分乐意和这个他十分看重的年轻人畅谈。有时候，杨昌济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手稿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年轻时候的个性是有些冲动和急躁的，而杨昌济则是儒雅包容的；杨昌济能在保全毛泽东的傲气和锐气的情况下，让毛泽东换个思路看问题。这对于后来毛泽东的革命工作和看问题的方式方法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就比如资治通鉴这本书，毛泽东认为他每读一遍都能有所收获。它既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全是封建糟粕，当然也不是全都是历史精髓，而是两者兼而有之。所以，我们看历史，既要批判，也要继承，但是不能片面。
在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就能轻易地把他从历史中学习到的方法和战略思想用到革命的实践工作中。恩来总理曾经这样说过：毛主席总结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有近百年来的革命经验，他是直接在近三十年的亲身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
主席对马谡失街亭的客观评价
虽然，毛泽东对于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提出过批判，但他其实非常喜欢诸葛亮，对于诸葛亮的演义和真实记载都研究得十分透彻。对于街亭之失，他认为这是关系到蜀国命运的关键一战。诚然，马谡出现了重大失误，是要负起责任，但马谡的罪在于守不住街亭，而导致街亭之失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诸葛亮，是诸葛亮识人不清，不会用人。马谡不适合当决策统帅，但是是个听话的将领。派马谡迎敌打仗而不是指挥全军，或许历史就会改写。
这一点或许和诸葛亮所想不谋而合了，因为自从街亭丢了以后，每次带兵出征，都是诸葛亮亲自坐镇军中。
除了错用马谡，毛泽东认为诸葛亮还有两处失误。第一在街亭之战前，就错失了平定关中的大好时机。诸葛亮或许是出于对魏延的偏见，或许是因为个性谨慎，总之他没有听从魏延攻取关中的建议，反而是分散兵力，赵云、邓芝守箕谷，马谡守街亭，而自己带大军出祁山。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曹操兵团在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如果能够集中兵力拿下关中，蜀国的实力肯定会再上一层楼。
诸葛亮的第二处失误，在于收到马谡被困街亭的消息时，没有及时回救。战场瞬息万变，即使在通讯十分先进的现代，亲临一线和只在指挥部看数据，也是有区别的，更何况在传递消息和调兵速度十分落后的古代。如果诸葛亮当时自己守街亭，能够就战场发生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也就不会丢街亭，也就没有后来的六出祁山，次次都无功而返的结局了。
虽然诸葛亮有这三点失误，但总体来说他对于蜀国是功大于过的，他的很多战略思想，甚至被毛主席直接借鉴到我党的革命活动中。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另外，对于诸葛亮七擒孟获最终解决了蜀地少数民族的归顺问题。我军曾经也遇到过。1953年，大陆的一些山区仍然有盘踞很久的土匪，他们不仅是旧时代的遗留因素，严重地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不利于新中国的社会安定。所以，剿匪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工作。贵州地区的女土匪头子程莲珍在抓获以后，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血债血偿，杀了她才能洗清她犯下的罪孽。但贵州多山，民众本身就很保守，更何况是山里的土匪，更是难以攻破，如果能感化程莲珍，让熟悉贵州和土匪的这样一个人，去剿匪，是不是会事半功倍呢？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程莲珍接受了我党的思想教育之后，被安然释放了。果不其然，深深地感受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不同之处后，程莲珍主动担当起新中国的宣传大使，在山中向土匪讲中国共产党的好处，讲新社会的理想。事实上，大部分土匪都是曾经想要老老实实种地吃饭的农民，可以活下去，谁愿意每天舞刀弄棒呢？
不久之后，程莲珍就带动了当地大批土匪下山向政府投降。这比傻傻地强攻更省时省力。同时还从思想上扭转了他们的看法，一举两得。
另外，诸葛亮一生都在为统一当时的中国而奔走努力。这种思想高度，并且一生目标坚定，遇到诸多困难都不曾变更，更让毛主席敬佩不已。
从刘备三顾茅庐的隆中对开始，诸葛亮就是从天下大势着眼，分析了曹操和孙权的利弊，以及兵力和财力都偏弱的刘备应该如何隐忍、如何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统一。蜀国，是他的阶段目标，而不是最终目的。而在建立蜀国之后，诸葛亮制定了和西方、南方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的和平共处的大政方针，并不急着兼并，使蜀国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联合孙权对抗曹操，也为蜀国争取到了相对宽松的外交环境。
还有，诸葛亮对事不对人的赏罚分明的管理方针，也备受毛主席推崇。我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执政党，并不会因为高官职犯错就不会受到应有的责罚，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误，就抹杀全部功绩。这一点在后来对待曾经英勇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上尤其明显，主席的原话就是“功是功，过是过”，不会一刀切。
因此在评价诸葛亮的生平这一点上，毛主席也就不会因为自己喜欢诸葛亮，就看不到他的缺点和不足。他认为诸葛亮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或许在实战指挥中，诸葛亮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但军事家也可以是有所偏重的，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就要优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而诸葛亮在战场上的一些小发明，也是智慧的结晶，不能被失误掩盖。能够自动前进的移动运输机关“木牛流马”，诸葛亮自创的八卦兵阵，他根据古法所制作的可以连续发射的连弩，最初用来传递信号的孔明灯，还有改进过的红缨枪，枪头是螺蛳的形状，行军路上，遇到要搭桥时，不用花费时间去寻找材料。
只可惜，让刘备三人分别带兵，致使大量损兵折将，直接导致了蜀国元气大伤；街亭一战又错失了唯一可能翻盘的绝佳机会。而曹操的雄才大略，孙权的机智和江东政权的集体智慧，让诸葛亮没有再等到属于蜀国的天降良机。虽然他晚年七出祁山，但仍然没能影响到整个大局。
诸葛亮的毕生遗憾，毛主席也引以为戒。但并不是完全照搬经验。而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红军的情况，制定符合红军的发展路线，于是才制定出了避敌锋芒，而红军最适合的革命方式是耕耘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最后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历史最终证明了毛主席主张的正确性。恩来总理就夸奖说，毛泽东每仗全胜，很是佩服。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话，不知不觉就在全党全军流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