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紧逼，清朝的统治可谓四面楚歌。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清廷逐步改变了对蒙古地区的优待政策，双方的关系变得逐渐疏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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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备受“尊崇”的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也遭受到了官方的一系列冷遇。到了晚清时期，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政策，进一步制衡了藏传佛教的“膨胀式”发展。另外，儒学北渐和“疑佛思潮”的出现，严重动摇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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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之，近代蒙古人主动与藏传佛教“割席”的选择，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1）清廷对蒙古地区宗教政策的转变
晚清时期，清廷已经意识到，藏传佛教势力已经威胁到了中央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统治。因此，官方从削弱呼图克图（大活佛）、葛根（大喇嘛）等上层喇嘛的权力入手，采取了一些限制藏传佛教发展的“喇嘛禁令”。
1）强化政教分立政策，削弱上层喇嘛的权力，降低其朝觐规格
清朝前期，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转世活佛，成为了蒙古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因此，他们进京朝觐时，清廷一直给予着相当高的接待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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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道光年间（1821.02.03—1850.02.25），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834年 ，他再次提出进京朝觐，终于得到了许可。不过，清廷提出了不少附加条件，如“费用须自备，随行者勿宜少数，禁止苦课蒙古俗人之税”等。简单说，就是全面取消了朝觐往返费用由朝廷支付的优待惯例。从这以后，历代哲布尊丹巴再也无人进京朝觐。
道光皇帝喜溢秋庭图
1878年，清廷修订了库伦办事大臣（中央代表）觐见哲布尊丹巴的礼仪。库伦办事大臣觐见哲布尊丹巴时，不再“行跪拜之礼”，只须“交换哈达”即可。坦诚说，这是官方刻意打压哲布尊丹巴地位的具体表现。
2）大力整顿寺庙，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众所周知，清朝一直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藏传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了各地寺庙建设泛滥、喇嘛人数不好控制等诸多不利局面。为了加强对藏传佛教势力的控制和管理，清廷制定了不少有针对性的规定，如“要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亲属以及蒙古王公、札萨克台吉的子孙，不准认定为转世活佛”等等。
清廷颁布的宗教改革政策，让双方关系变得日趋微妙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的沙俄势力乘虚而入，笼络和收买了大批蒙古宗教上层人物，挑拨他们与中央“划清界限”。辛亥革命前夕，沙俄已在库伦、扎萨克图旗、海拉尔等地建立了“暴动的政治中心”，最终于1911年在外蒙古库伦点燃了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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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的独立，无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外蒙古的独立，是宗教上层和世俗政治势力达成的共识。其次，长时间与周边世界处于隔绝状态的世俗政治团体，在争取独立时，只能依靠宗教势力为自己“做背书”。
一个曾经震慑欧亚诸国的“战斗民族”，居然一度因为“喇嘛信仰”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今天看来，着实让人感到不可理喻。
2）儒学北渐与佛教衰微
鸦片战争结束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封建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值得玩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儒学开始在蒙古地区慢慢流传开来。一直被佛教文化笼罩的蒙古草原，迎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
一开始，儒学主要传播于蒙古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知识分子的构成逐渐趋于多元化。“据学者的统计，在清朝用汉文写作的蒙古族学者达二百多人，其作品大部分是接受中原文化后，在子、史、经、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用发展的眼光看，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为近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基础，更改变了蒙古社会唯佛教文化独尊的局面。但和中原地区不同，儒学在蒙古社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思想领域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一部分蒙古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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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蒙思想的兴起
进入近代，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给蒙古族思想领域产生很强的冲击。随着儒学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宗教信仰产生了疑问，并形成一股疑佛思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进步蒙古族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宗教批判和思想启蒙的序幕被缓缓拉开。
在今天看来，“启蒙”的内涵中间，既有对民族劣根性的无情鞭挞和历史的反思，也有对民族优良传统的颂扬和美好前途的展望。
1）启蒙思想家的“反佛意识”
时人认为，“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一些蒙古王公贵族也意识到，要想开启民智，必须限制佛教的发展，“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尹湛纳希、罗卜桑却丹等为代表的蒙古族有志之士，在深刻地分析了蒙古社会贫穷落后根源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清末民初的蒙古人
尹湛纳希（1837—1892），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北票市）人，蒙古族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精通蒙、汉、藏、满文，学问广博，蒙汉民族古典文学与蒙古史造诣很深，除了著有《青史演义》、《一层楼》等作品外，还翻译了《中庸》等儒家典籍。
在《青史演义》的首页，他刻意增加了一篇“反佛序言”——“辽国在它太平时沉湎于玄术，佛教盛行，国政废弛，世道禁锢，社稷倾覆，所以才说辽国毁于释教”。他还认为，元朝的衰败也是“拜佛所赐”——“我们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临于灭亡的吗？”
另外，他还专门写了三篇“反佛杂文”，即《石枕之评论》、《释者的虚伪》和《佛经和儒书》。他进一步指出，“佛经远离生活、于事无补”；儒书则“教人接近生活、指导人生”，“是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文化典籍）”。
尹湛纳希画像
为了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尹湛纳希对在蒙古地区流传已久的“印度—西藏—蒙古”的叙史体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佛祖本来是印度人的佛祖， 到了今天他又成了我们蒙古人的佛祖”，“蒙古人为使自己的孩子成佛而让他们当喇嘛，这是根绝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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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清廷在蒙古地区提倡佛教，造成了以下几个严重后果：
部分蒙古族知识分子“熟诵尧舜事迹而不问祖宗根底”；
百姓“谋求阴德而不务时事”；
蒙古族科举考试的大门被关闭，世俗贵族不思进取而日益堕落。
实际上，《清史演义》创作的原动力，就是旨在唤醒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青史演义》汉语版封面
罗布桑却丹（ 1874 — ?），卓索图盟喀拉沁左旗（今辽宁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他是继尹湛纳希之后，又一个批判藏传佛教并开启民智的代表人物。
在著作《蒙古风俗鉴》中，他深刻揭露了佛教对蒙古民族所造成的危害。他不仅严厉批评了佛教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解脱轮回”等教义，还认为诸如“非永生，皆虚幻”等说法，让蒙古人的变得“习性懒散”和“意志懦弱”。
罗布桑却丹（1883—？），近代蒙古族哲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
罗布桑却丹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主动出家当喇嘛，与清朝实行的愚民政策有直接关系。在清朝，官方不仅明令禁止蒙古人学习汉文，还要求所有公文都不得使用汉字。因此，蒙古人“无形中”失去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再加上学习蒙古文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所以很多人为了生计，“只能”出家当喇嘛。
“满清皇帝和大臣们的想法，他们对所征服的部落和民族的妙计是，一方面要随顺被征服者的心意，另一方面要控制在自己的淫威之下。为此，他们以尊重被制服者的风俗习惯为名……在蒙古地区大力兴建寺庙，推行佛教，其缘由在于或是为了信仰，或是为了试探，或是为了计谋，以此来进行诱导和安抚。”
罗布桑却丹还认为，推行藏传佛教严重影响了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在当时，蒙古人“不管兄弟几个，只留一个充俗守家业，其余均上寺庙当喇嘛”。看到昔日强悍的蒙古民族变得软弱衰落，罗布桑却丹痛心疾首道：“眼下蒙古民族委实岌岌可危了！”
《蒙古风俗鉴》汉语版封面
2）民间的疑佛和反佛意识
实际上，早在明末时期，伴随着蒙古各部先后被后金所败的残酷现实，一些蒙古人的崇佛思想已经有了动摇。因为现实无情地告诉当时的蒙古人，佛祖并不能保佑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诵经也不能让自己消灾避祸，“没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
到了近代，广大民众疑佛反佛的“无神论思想”已经陆续有所体现。在蒙古地区的民间文学以及民歌和谚语中，反佛思想的表达颇为直白。比如流行于蒙古各地的“巴拉根仓的故事”中，就充分体现了蒙古民众的疑佛和反佛意识。
“巴拉根仓的故事”之“葛根（活佛）吃饺子”
一言概之，这些“反佛”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不仅极大撼动了藏传佛教的“神圣地位”，也体现了蒙古民众敢于否定神权和直面现实的无神论思想，更预示了愚昧腐朽的宗教势力终将被蒙古人民所摒弃的结局。
4）寺院经济的膨胀
在清朝，佛教寺庙不仅是蒙古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也是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到了晚清时期，佛教寺庙不仅拥有大量的牲畜和广袤的牧场，一些寺庙还兼营商业和工矿业，这些寺庙的大活佛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封建领主，连蒙古王公贵族们都望尘莫及。换言之，寺庙经济已经成为了整个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光朝以后，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大量汉族居民涌入蒙古地区开垦种地；到了光绪年间，清廷大力推行“新政”，进一步使草原被大量开垦。不过，为了维持寺庙及喇嘛生计，清廷特意划给了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庙地”或“香火地”。
嘎达梅林纪念碑
得到土地后，寺庙先将之对外出租，保证赚取数量不菲的租金。再利用租金和化缘、布施所得的收入，购买更多土地再将之对外出租，进而赚取更多的租金。如此循环往复，土地收益一跃成为了寺庙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比如一直是归化城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所驻寺庙，位于今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即“延寿寺”），不仅在清朝时期拥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其经济实力也极为雄厚，是整个呼和浩特规模最大的寺庙。据清末民初的数据统计，席力图召“拥有耕地达二万多亩，尚不包括其他庙产”。
席力图召
除了土地外，畜牧业也是寺庙经济的重要来源，许多寺庙不仅拥有大批牲畜，还拥有面积广袤的牧场。如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今内蒙古通辽）莫力庙，拥有大约80华里的牧场和大量耕地，并“有牛马一万多头（匹），羊四万多只”，还拥有自己的商号、当铺和大批可供出租的房屋。
据近代的调查资料显示，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有寺庙382所，东部地区共有寺庙329所，这些寺庙绝大多数为清朝所修。在光绪年间，仅在鄂尔多斯七旗即有寺庙243座，平均每个旗有寺庙20多座，最多的科尔沁右翼中旗有76座。在人口稀少、交通闭塞的蒙古各地，建造如此众多的寺庙，劳民伤财的程度可想而知。
老照片中的莫力庙
前苏联蒙古史研究学者兹拉特金（1898—1990），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也重点谈到了外蒙古的“宗教信仰”问题：“二千五百六十五所寺院拥有十万零五千五百七十七名喇嘛….在蒙古几乎没有一家阿拉特牧户（庶民）是没有一个成员当喇嘛的；无论如何，全国喇嘛的人数总是超过全国牧户户数的。”
20世纪30年代的鄂尔多斯寺庙群
值得注意的是，寺庙积累的数量庞大的财富，根本就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建设，而是用于礼佛、诵经等宗教活动，“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上层喇嘛的奢侈生活乃至普通出家人，根本不参与最基础的生产活动，他们的衣食住行，均依靠贫苦牧民们的“供养”所维持的。
对于这一现状，罗布桑却丹痛斥道：“蒙旗各地有如此众多的白吃闲饭的人，怎能不贫困下去呢？无论何等富庶的国家也不可能养活起这么多坐享其成的人！....喇嘛们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怎能不使蒙古民族走向衰亡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极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不仅严重阻碍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蒙古人民的生活贫困和世俗社会的反抗，最终加速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全面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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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总而言之，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走向式微，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寺院经济等多重原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守民族团结的理念，采取了具体的达到民族团结目的的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隔阂，最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各民族大团结。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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