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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启示录——病毒可以改变社会形态

作者:小明的背影

天花病毒传染病,是目前唯一被消灭的病毒。

一、 病毒来源

天花这种致命的适应过程可能发生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人们开始驯养新的动物,并和动物生活在一起,而且常常就在同一所房。天花也可能起源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这就像今天中非地区的少数人被猴痘感染一样。

人类从狩猎到农业的进步开启了文明史,人类在农业经济下大量群聚,从部落文明进入到国家社会文明。人对动物的驯化是跨越物种的新生存方式,这样的后果就是“越位”了。病毒在不同的物种体内生存,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病毒,物种的多样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种物种打破另一种物种的领地,必然造成对其的侵占和毁灭。混乱破坏了自然界的隔离政策,是人对其他物种的“种族灭绝”。

人类的能力跨越自然的存在,进入到社会,社会的群居不是合理的存在方式,群居需要大量的物质和能量的供应,这必然是通过侵入别的物种的生存空间获得的。老子之道告诉人们要回归自然,是通过物种生存发展的自然性提出的警示,而人类繁殖的无限制达到的是社会的扩张和社会文明取代自然文明,主宰了地球上其他物种多样性的自然命运。在此,提出自然主义的人们,就是反社会的。社会文明没有告诉我们社会的边界在哪里?人类的社会的发展是通过隔绝自然的方式达到的,所以,必须要有所限制,有所规划,而竞争的结果,目前各国林立,在社会的斗争中,国家政权无法统一在自然的角度上,而是社会生存的法则,这是社会文明的危机。

二、 病毒的无法灭绝

最早有纪录的天花发作是在古埃及。公元前1156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被疑为是天花皮疹的迹象。

病毒并不会灭绝,病毒是在宿主的体内复制自己,并变异,它会以新的方式存在下去,变异的结果是创造、诞生新的模式来继续存续。我们可以消灭对人类有威胁的名叫“天花‘的病毒,但天花的变种呢?可能已经没有名字,继续存在在世界的生命之中。

人身是复制的“小宇宙“,我们的生存包含了所有的生活环境的因素。生命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的记忆,生命体是环境的一部分,真是是全面环境的小型展示。心不是宇宙,但身可能就是宇宙。中国人珍爱生命,”贵人“与”贱神“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有科学的依据,和对生命宇宙的领悟的。

在超越社会存在的病毒文明里,没人知道病毒为何会诞生,病毒的意义在哪里?病毒是宿主体内生存的生命体,没有宿主也就没有病毒。先有宿主还是先有的病毒?还是他们是一体的两面?生命科学没有答案。

三、 印第安人的例子

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2000-3000万原住民,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欧洲殖民者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了印第安人。随后,瘟疫肆虐,由欧洲传来的腮腺炎、麻疹、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病也接踵而至。

关于印地安人的种族灭绝,并不是通过杀戮可以达到的,更多的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在社会中,疾病”自然“淘汰了弱势的群体,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谬误,是反社会。社会建立的目的是维护群体的安全与繁衍,社会文明的伦理性必须符合全体人的利益,借由财富、地位等不平等的物质所得而决定其他人的生死并不是社会能够维持的可能,贫富分化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分裂,群体的解体。

与古老大陆文明相比,海岛国家居于狭小的土地而诞生的冒险主义、自然达尔文主义是社会的另类,他们是以”流窜“为价值的体系,而非以安居为价值的体系。安居的价值要求在地化、区域化、稳定化、一体化。这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一个文明是否有前途,关键看其社会文明能否延续下去,处于全球一体化中的世界,如果全球没有共同体的价值,仍然抱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去推行意识形态,其结果与种族灭绝政策毫无两样。在意识领域心不能达到统一,在身体领域,人一直处于一体之中,处于共同面对与自然的命运之中。

四、 社会的存在价值

1967年开始,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消灭天花的活动。现在,天花病的病毒只保留在以下两个实验室中,即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以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VECTOR),以供研究之用。

现代科学的前锋在基因工程、生命科学领域,医药股与电子股一直是市场的宠儿。大量的资本投资其中, 疯狂的想要攫取垄断的利益,这是资本的疯狂,更是科学的疯狂。原子弹的发明将人在物理层面摆在了自我毁灭的地位,电子网络的发明将人在信息领域摆在泛滥的地位,医药的新科技将人在生命领域彻底的走到了与自然诀别的终点。

如果有长生不老药,你要不要毁灭人类?没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如果独活可以,那么,其他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社会的利益从来没有在当今如此紧密的和其他人发生着联系。社会处于爆炸分裂的边缘,特别是“宅男“文化的出现,给我们亮起了红色的警告,人在精神领域已经如此的孤独,生命的隔绝产生的不是超人而是怪物。社会的存在价值在于维持群体的团结和抵御自然,而文明的部落化,财富阶层的分级化、个体的独立化正日益瓦解社会价值的统一,而国家已经成为集体价值的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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