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东北沦陷始末（三）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东北军因为张学良病重和石友三叛乱，不得不抽调精锐南下，不仅把辽宁和黑龙江的国防军精锐抽调一空，而且黑龙江的元老万福麟也南下入关，东北三省有两个省不仅兵力不多，而且也没有了主事人。
而在镇压完石友三叛乱之后，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东北军调兵回防。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掌握铁路的日本人不仅横加阻碍，而且还放回了在大连的阎锡山，让他“偷偷”雇佣日本飞机飞回了山西老家。
一、阎锡山明知日本人图谋东北
关于阎锡山飞回山西的真相，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考，而他究竟是和日本人达成协议，带着任务回来的，还是见局势不好，怕被日本人弄成傀儡而赶紧逃跑，其真实想法我们更是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阎锡山已经提前知道日本人要图谋东北，他不仅未加警告，而且试图浑水摸鱼，在其中火中取栗！
据徐永昌的部下赵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后，阎锡山立即秘密将徐永昌召来，告诉他日本人即将要和张学良决裂闹事。据说这个重要的消息，令当时的徐永昌犯难了，犹豫着要不要报告南京国府。
但是当时日本人要闹什么事、什么时候闹，阎锡山都没有告诉他。而且徐永昌当时忙着处理东北军和晋绥军的矛盾，急于平息老蒋和少帅的怒火，如果贸然上报的话，恐怕更增猜忌，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也无凭无据的难以让人相信，思考再三之后，徐永昌最终也没有上报。
而就在43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抢占了东北。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时阎锡山还在大连，那他极可能像溥仪一样被日本人劫持利用，成为类似于殷汝耕的什么“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而那时候的阎锡山无兵无权，那还不是个溥仪一样的傀儡？这卖国大汉奸的罪名，那就是妥妥当定了。
据说当时徐永昌曾经感叹说，“可见阎先生之聪明。”从晋绥军和阎锡山的角度，这种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来说，那种没有得到任何警告，就被日本人背后插了一刀的伤，确实是痛彻心扉的。
二、东北军兵压山西逼阎立刻离开
而当时老百姓可不知道日本人的图谋，当阎锡山回山西的消息传到全国时，上下反响就强烈的很了。大家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怕阎锡山一旦重新掌权，那是否会重演“中原大战”啊？好不容易消停的中国北方，难道又要生灵涂炭不成？因此当时对于阎锡山的回晋，是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之声的。
而当时反对最强烈的，就是中原大战的两位获胜者：蒋委员长和张少帅。这阎锡山兵败下野，始作俑者就是这两位，那可是恨他们恨到了骨头里。要是让他重新上台，那还了得？蒋介石政府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身体逐渐康复的张学良更是不安，他怕阎锡山找他报在中原大战时“背后一刀”的一箭之仇，因此力主阎锡山离晋。甚至不惜为此，中断了撤回东北军的部署，而是让大部分主力部队掉头向西。摆出一副要兵进山西的态势，试图逼阎锡山再次离开山西。
在当时的旧中国，实际上已经大家陷入了猜疑链，当时各军阀之间就是一个黑暗森林，都互相怀疑别人要背后捅自己的刀子，会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放弃底线出卖国家利益。很多大汉奸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是觉得反正和日本人合作这种事，那是你不合作我不合作，总有一个人会合作的。到时候让别人捞到好处，不如我自己先卖，大不了卖完以后不认账，等掌权以后再找回本来就是了。
就是在这种心理暗示之下，当时旧中国的这座黑暗森林，培养出了许多的卖国汉奸。当时能在最后关头坚持底线的，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而日本人则充分利用了这条猜疑链，在中国搞风搞雨，吞并东三省后进逼热河，吃掉热河又越过长城，甚至想着吞并华北，逐步蚕食掉中国。而这一切的改变，实际上是后来的西安事变、以及我党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有了这些不顾个人利害得失的行为，才真正打破了这个猜疑链，让全民族统一起来，抛弃一切前嫌，真正进入全民族抗日阶段。
后话不提，让我们回到1931年的8月底，就在东北军兵加晋绥，准备威胁阎锡山立刻离开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山西兵力极多，东北军精锐无论是在兵力、还是在火力上，其实并不占有明显优势，甚至还有让晋绥军和战败的西北军重新联合起来起来的可能。因此东北军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东北老家空虚却不能撤军，另一方面对付山西却兵力不足，而无论是要再从老家调兵或者是直接和晋绥开战，都是力有不逮的。
这其中的本质原因，就是在一年前晋绥军战败的时候，少帅对其心慈手软，没有进行真正伤筋动骨的裁撤和整编。
三、战败整编时得到整体保留的晋绥军
晋绥军的实力曾经一度非常强大，在中原大战时，晋绥军膨胀到了极限。那时候的阎锡山占据晋绥察冀平津这四省二市，拥有十个步兵军（共30个师）、四个骑兵师、四个保安纵队、七个炮兵旅（14个炮兵团）、十个工兵营、十个辎重营的庞大部队。除此之外，阎锡山还有独立编制的铁甲列车部队和数十架飞机的空军，一共拥有25万多人的强大兵力。
而中原大战失败后，晋绥军实力其实并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几乎完整地和西北军残部一起退入了山西、绥远两省。这时候两军联手，虽然无法胜过强大的东北军和老蒋，但是也足以自保。因此在其后张学良改编阎、冯残余部队时，又给他们保留了相当多的部队。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新旧编制的不同。
1.老蒋缩编晋绥军的原意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的1930年底，南京国府修改了1929年的陆军编制，发布《民国19年陆军师暂行编制表》，首次将师级编制划分为三种：
甲种师：编组三个步兵旅，每旅辖二个步兵团，师直辖炮、工、辎各一营。
乙种师：编组二个步兵旅，每旅辖三个步兵团，师直辖炮、工、辎各一营。
丙种师：编组二个步兵旅，每旅辖二个步兵团，师直辖炮、工各一个营。
当时晋绥军是战败方，按照老蒋的设想，是将其列入最末等的丙种师，每个师两旅四团，把原来的10个军30个师，压缩成4个军8个丙种师，整体编制少了73%，剩下的27%也是军长变师长，师长变旅长。而且这样的丙种师一个师只有两个旅部，少了一个旅的军官编制，这样虽然10个军长能够有8个师长的缺，但是30个师长却只能去争16个旅长，整整淘汰了一半！而在最关键的炮兵上，晋绥军要从7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建制，直接缩编成8个炮兵营不到3个团，整体实力要萎缩近八成！从表面上看起来，由蒋介石定调子，张学良主持的这次整编，让晋绥军实力少了很多，不夸张的说，这整编后晋绥军整体实力可以缩减一多半，基本上再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2.少帅执行中保留了晋绥军的炮兵
但是呢，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少帅这个人个性爽朗大气，经不住几句好话。在各方面的游说调解之下，他首先是同意晋绥军保留了大部分技术兵种，只把其七个旅14个团的炮兵，整体改编成10个炮兵团。也就是说减去中原大战的损失和淘汰旧炮之后，晋绥军炮兵压根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还更加精干灵活了——顺便说一句，当时东北军也只有10个炮兵团，甚至在镇压石友三叛乱后还裁撤成了8个。自己全军只保留8个炮兵团，却让曾经的敌人保留10个炮兵团，为何对战败的敌人如此之好，就实在不能理解少帅的脑回路了。
3.保留了完整的骑兵
而在此之后，少帅又同意晋绥军保留大量辅助兵种。晋绥军原有一个骑兵军共4个师，少帅同意将其改编为一个骑兵师，下辖四个骑兵旅。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是军长当了师长、师长改任了旅长，一个人都没有裁。而这个待遇，其实在全国整编中都是一样的，过去的编制本就是虚高，老蒋的军长也同样得降级啊——这战败的和打了胜仗的一个待遇，也真是绝了。
4.保留了十分之九的步兵
这些姑且不论，最大的问题出在步兵军的整编上。当时本来打算是把10个步兵军缩编成8个丙种师，起码要裁掉两个军。结果人家第一军军长孙楚听说自己的部队要裁撤，就千方百计托朋友走关系，最后硬生生是让少帅同意再成立一个“正太路护路军”，整建制保留下来了第一军。最后的结果是十个军长要么升官要么改任师长，只有一个第八军军长张会诏后来任太原警备副司令，算是个混得最差的。而最终的结果，就是10个步兵军变成了9个师，其实只裁撤了一个军。
而晋绥军原来的步兵军编制很小，它的步兵师没有旅级，而是直接隶属三个团。而它的团又是小团制，一个团又只有1500人，一个师其实只有5000人左右，一个军也不过是15000人。这样把军改成师，把师改成旅，其实人数并没有少，而只是实至名归了而已。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保安纵队，少帅把它的四个保安纵队整编成了三个警备旅。而把10个辎重营改为9个师属辎重营，也都只是换了名字。
概算下来，整个所谓的缩编计划，晋绥军只是把原来高配的军换了个名字，实际上只裁撤了一个师加一个保安旅。七扣八减之下，其实相当于只裁掉了中原大战中损失的那一部分，整体实力根本就是没有减弱的。对于大战后幸存的晋绥军诸将来说，自然是对张少帅心存感激的。
四、东北军和晋绥部队的实力对比
但是如此一来，在双方产生矛盾的时候，摆在入关的东北军面前的，其实是拥有九个步兵师（含一个护路军）、一个警备师（三个警备旅）、一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十个炮兵团的庞大晋绥军。
而当时入关的东北军，是13个国防步兵旅、6个骑兵旅、6个炮兵团。虽然同期的东北军国防旅建制比较大，一个旅就有三个大团，再加上直属部队，日常就是8000多人，战时更是多达10800人，妥妥的是一个满编师。但是也不过是13个师对10个师，并没有本质上的优势。
而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山西境内还有其他的部队。中原大战之前，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仅次于中央军的全国第二大军事集团，总兵力超过40万。战后西北军余部约7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等人的带领下，陆续退入山西境内。这部分人在少帅整编时，整体实力也得到了保存。累计有：
1.第三军（后来的29军），军长是宋哲元。这部分部队是老西北军的主力，一共有三四万人，败退后编成了一个军共两个师。
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2.第一师（后来的39师），师长庞炳勋，副师长马法五。这部分老西北军也有一万多人。
3.第二师（后来的40师），师长孙殿英，原来也有一万多人。而该部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在少帅整理太原兵工厂的时候，收留了大批的太原厂工人，后来自制了两万多支刺刀不可拆卸的“殿英式步枪”，整体兵力反而有所上升。
4.鲍刚、方人杰的大概一个旅，当时驻扎在介休一带。
5.第十一师（后来的84师），师长高桂滋。驻扎在汾阳、孝义一带。
如果加上这五个师一个旅，整个晋绥的兵力就是15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整体实力和东北军的入关兵力不相上下。如此一来，入关的东北军就被牢牢的定住，和山西部队互相虎视眈眈，再也无法抽调兵力撤回东北老家。
五、两头斡旋的徐永昌
不过当时好就好在，晋绥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反对阎锡山的势力也不小。原山西省主席的商震就借着“讨石”，带着忠于自己的两个旅离开了山西，让晋绥军永远少了一个师的编制。这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都感觉到突然，忠于他的如杨爱源、赵承绶等人自是兴奋不已。而一些已经独立掌权的，如徐永昌、傅作义等人，更多的则是震惊和不解。好在强力反对者商震已经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山西，所以一时晋绥军内部倒没有什么反对之声。
而从客观上来说，当时晋绥军尝到权力滋味的诸位重将，很多人也并不希望阎锡山重新上台。缩在老家河边村的阎锡山，那时也没有实际重新掌握兵权，只是用手边那一百多万元的财物，来收买各级将领而已。在这期间，阎锡山的财物甚至被大盗盯上，搞出了著名的“珍宝佛大窃案”，弄得他也很尴尬。所以直接用阎锡山回晋这一件事，就作为东北军无法调兵回防的唯一借口，也是比较牵强的。
而除了反对派，晋绥军中也有深明大义的人物。就在东北军和晋绥军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当时事实上的晋绥军代理统帅、代理山西省主席、33军军长的徐永昌起了大作用。徐将军是民国时期少有的一心为公、不计私利而且诚实守信的高级将领，他在石友三叛变前拉拢他时，就曾经头脑清醒地和劝他出兵反奉的阎锡山说到：
“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
如今在这关键时刻，徐永昌又多次往来奔走，试图弥合双方分歧，让老百姓免于再受战乱之苦。他首先多次苦口婆心劝解阎锡山，让他暂时不要复出。
当时9月9日的《华北晨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阎锡山出洋事，已由徐次长（永昌）派其秘书黄胪初前往山西晤阎锡山，就近劝告催促，望阎早日成行，现黄未得悉，冯自下野后，即暂住晋境，对一切事件，均不过问，故其出洋与否，无关重要。”
而在劝说安抚了阎锡山之后，徐永昌又不惜以身犯险，亲自带着被派去劝阎锡山离开山西的黄胪初和王平两人，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试图消除少帅的疑心。他们告诉张学良，阎锡山表示突然回乡主要是探病，在其父病未愈之前不愿离晋，并想留在山西继续做些事情。由于徐永昌的担保，张学良的疑心有所缓解，并将徐永昌的情况随后向南京政府做了报告。
而在这之后，局势有所缓和，入关的东北陆军将步兵第20旅撤回昌图一带，并将山西山地用不上的重炮第8旅撤回东北，而将其余的12个国防旅均留在关内。而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东北军国防旅对一个师，能够起码保留1:1的对等威慑而已。
可以说日本人只靠放回阎锡山一个人，就利用当时中国军阀内部的猜疑链，把整个中国北方变成了赤裸裸的“黑暗森林”，整个东北军和晋绥军、老西北军的几十万大军，就互相举枪瞄准，完全都被限制住了。而这些中国主力军队的无法动弹，才是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中，仅靠区区一万多部队，就能纵横东北三省的最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张学良传》
《张学良年谱》
《张学良与中医》
《阎锡山画传》
《王之佑笔供》
《火炮历史的见证》
《黄显声将军》
《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将军传》
《我与张作相的接触》王世选
《中国近代兵工史》
《王铁汉将军传》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