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侧影｜苗长水：我是被军艺文学系培养起来的

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先后由何镇邦、白烨、贺绍俊等人主持，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文章精华部分，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苗长水

苗长水是位资深的军旅作家，也是齐鲁文坛的一员骁将。自上世纪80年代步上文坛以来，从被称为“沂蒙系列”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家》等名篇，到本世纪初的长篇小说《超越攻击》，以及2008年赶赴四川地震灾区采写的报告文学《北线大出击》，勾画出苗长水的创作道路，也凸显出苗长水的创作个性。

这次邀请长水的亲人、战友和文友一起来聊聊他，看父亲夸儿子、战友夸战友，让人不禁发出会心的笑声。看来，长水的作品与人品均有过人的魅力。

纪念军艺建院50周年访谈

苗长水(口述) 蒋昭媛(整理)

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有同样的经历，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生活没有什么管束，很自由，学业上却比较荒废。我的父亲苗得雨是诗人，家里书比较多，交往的也多是诗人、艺术家，我从小就对文学耳濡目染。但是直到我十七岁那年人伍，真正生活在连队里面，才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短诗《小鞋匠》，就是那个时候写的；现在看来其实写得很简单，但就是因为这首启蒙阶段的小诗，让我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们这一届的许多同学在进军艺之前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我则是真正被军艺培养起来的。之前我是报社的编辑，主要从事一些新闻、公文写作，文学创作却很少。到军艺以后，我感受到了浓烈的文学气氛。

文学系第一期学员报到那天，我是和李存葆、李荃一道来的，一大早就到了。系党支部书记吴斌家在总政歌舞团，为了准时接我们，在系里的板凳上睡了一宿。

当时文学系的老师刘毅然和我们是同龄人，即《摇滚青年》的作者，那时他早上天不亮就去接老师，早饭都来不及吃。我们晚上搞创作，早上有时候起不了床，有一次上课就去了六个同学，刘毅然因我们落课，都气哭了。

不能不提我们首届文学系的徐怀中主任，他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军人，在昆明军区当过文化部长，作品在50年代就有名了，但真正产生反响的是改革开放后反映南疆保卫战的《西线轶事》。我觉得他的创作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可以领潮流之先，是因为他比我们同时代的老作家的思想更能与时俱进，甚至开明得让我们这些学员都感到震撼。现在想来，正是由于怀中主任那些创新大胆的办学思想，文学系才能取得后来的辉煌成就。

还有给我们讲孙犁的冉淮舟老师，他的剖析深人透彻，对我影响颇深。在军艺，既是大学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的课程，让我们接触到了和以往的部队生活截然不同的领域，它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我们的思想，启蒙了我们今后的文学之路。为了进一步让我们接受艺术的熏陶，学院还积极组织我们去看多种优秀的艺术演出。我至今仍保留着去看法国芭蕾舞剧《吉赛尔》的说明书。很简单的故事，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是在“首体”看冰上舞蹈，那是我第一次看世界顶级的花样滑冰。我记得当时在场的同学几乎都惊呆了，我们那一刻都为这种新式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所折服。我们还参加过法国电影周，一起去看过“新浪潮”电影。是这些让我们目不暇接的新玩意儿启发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那时，新生的文学系绝不因循守旧——什么新奇来什么，什么热门来什么。我们听着顶级的讲座，我们看着最前卫的演出，我们接受着最前沿的思潮。那是个富有活力和激情的年代，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催生了众多震撼文坛的大作家，是一种必然。

阅读也十分重要。

说到读书，我在连队的时候什么都读，特别喜欢契诃夫，也读《牛虻》，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读完激动得不得了；上军艺以后才开始系统地涉猎，国内的爱读孙犁，国外的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

同学们都爱读书。李存葆给人的印象很粗犷，好像一点儿不沾书卷气，但实际上他是有时间就会手不释卷的。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是要明显高于对外国文学的，我想这也是他创作上率真风格的主要形成基因。我对外国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兴趣要优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打开杂志和书，总感到像一个人写的一样，缺乏语言风格和思考生活的独创性。但有时照着存葆兄的嗜好，认真读一读国内文学杂志和书籍，也有收获。最有利的是能更清晰地选择自己的突破方向，发现自身也存在的某些缺陷。看外国作品是找不到我们自身缺陷的。

当年在我们军艺文学系第一期的同学中，莫言买书是比较多的。他未成名，经济困窘，但床头上总是摆着一摞摞新出的中外文学书籍。读得比别人多，成名就比别人快。当时莫言和崔京生住在一起，上次我和莫言去上海，到崔京生家里做客。我对莫言说你见到崔京生的爱人得叫师母，莫言自己也承认崔京生对他影响很大。他给莫言带来了很多新思想，比如爆炸文学等等。当时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好。他的《水米之魂》写得非常超前。他非常有才，是当时很有希望冲出来的作家。后来没有“冲出来”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他的创作太超前了，有一组不错的小说杂志没敢给他发，我觉得那时他是最有才气的。

很多同学没有想到我能写出来。我碰壁碰得比较多，大家总开玩笑说你的稿子又被枪毙了。

创作需要实践，有过失败才能有成功。毕业之后回沂蒙老家，唤醒了童年的记忆，慢慢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同时也受到《解放军文艺》《十月》《人民文学》很多老编辑的帮助。他们对文学负责，知识渊博，很有见地，文学系很多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这些“伯乐”们发现培养起来的。

我自认为我的风格还是比较依托生活的，我认为生活比想象更奇妙。我始终对部队基层生活密切关注。《超越攻击》所写的部队，我从80年代就比较关注。那个部队出事多，能干事，比较有性格，领导也很重视文化。何继青、徐贵祥等就是从那个部队出来的。

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是济南军区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部分纪录。“5·12”第二天我接到领导电话就跟着车走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有很多生活细节并未在第一时间表现出来。我并不是采访，而是在执行任务，很多东西你仅仅采访无法感同身受。我在火车上一边走，一边和官兵们聊天，随时借着灯光写下来。这些东西都是后方需要的，我们甚至比新闻报道还快。通信中断了，我们开着车拿着无线网卡到处找信号，只要有信号就马上发给后方。

2008年以后，军队一有大的活动，我都积极去参加。只有不断深入连队，你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下部队的真实生活。我写的很多东西你不在部队生活，你不亲历光凭想象是虚构不出来的。可以说部队是我创作的第一源泉。

这一次，写写儿子

苗得雨

沂蒙山老家人说:“苗家庄有两个名儿起得最好，苗得雨和苗长水。”我是上抗日小学前自己起的，长水是他老奶奶起的。他老奶奶说:“孙子是八路军浇大的苗，重孙子就叫长水吧。”后来任省委书记、当年在我家乡任抗联主任的李子超同志说:“这老太太虽然没上过学，可是知识渊博。”有人说:“作家不遗传，你出了个作家儿子，你是怎么培养的？”我说儿子成为作家我一点没想到，我给多少个作者谈创作，但没给儿子谈过。他从上学到参军—— 一个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光中，我正倒霉，倒霉时家人“沾光”，首先是孩子中的老大，他不会忘了“教训”。我自己“栽”到文学上，怎会让儿子再“栽”？他是一颗自生果。要说有影响，可能是“无心插柳”，我、妻子，他老奶奶、奶奶，乡亲、伙伴和沂蒙山那片地方。他自己也不是“有意栽花”，他心中的一片深厚生活积淀，形成于自然。沂蒙山在他心中有不寻常的位置。他在一篇散文中讲童年在沂蒙山老家，想爸爸妈妈了，老奶奶哄他说:“你到家门外边去望着吧，看见有个要饭的小媳妇，坐在坡里用土坷垃洗澡，那就是你娘来了……”末尾说，“我的感觉是，在你的一生中，在不知不觉间，总是有些种子种进你的心灵。它们一颗一颗被记忆的丰沃土壤埋藏下来，而后它们也会像种下时一样，在你不知不觉间，发出根芽;然后生出枝叶，越长越高……”

我从1963年到“文革”，连续受到错误批判，十余年间的磨难，使我已下决心“不再走那条路”。想不到一遇到“解放”，手又痒痒起来，这时候，儿子已经在“那条路上”学步了。由师报道组写稿——同我当年在解放区写新闻也写诗歌、散文，儿子给师宣传队写演出节目——也如我给农村剧团写剧本、曲艺。儿子调军区报社当编辑到创作室——也同我从新闻走向文艺。也巧，1975年10月号《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我重新在全国发稿的第一组诗作，那期上也有儿子的“处女作”。但真正引起读者注意的，还是十年后的那个中篇《季节桥》。当中发过也有影响的《净土》《有这样一条河》《间奏曲》等，也就是“间奏”。1984年他去军艺前和去军艺后，下力写了一组，有的得到系主任徐怀中的赞赏，同学尹卫星曾在介绍军艺的文章中说长水有一批作品叩响几个编辑部的大门，然而没有“响”出来。一闷近两年。

这孩子有一个特点，凡没有发出的稿子，他从不再拿出来发。

1985年春，我们在一起看法国电影展，我在空余写了篇当年我家乡青年女性命运的散文《识字班大姐们》。他翻了草稿后说:“爸爸，你这篇文章先别发，我抠个细节，弄个中篇。”原来其中写村上第一对自由恋爱的胡儿与采妮私奔的故事，给了他什么触发。待他重新写出，就是这春天拆冬天修、时隐时现的“桥”了。这部小说第一次引起青年评论家的兴趣:“和以往小说相比，出现了似曾相识、貌似依稀但又前所未见、风韵别致的情景。(李彤)这个中篇家乡的乡亲不一定能看到，但1997年电视台约我们父子回家乡拍专题片，有个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跟着，默默地帮着维持秩序，一问，原来他就是采妮和胡儿家的后代。

儿子真正打响和久久有响声的，是又憋了一年多，于1987年4月间憋出来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这个中篇，呈现出了异样的光彩。当时主持小说选刊》的老作家李国文看到后即予重点推出并写了推荐文章，《新华文摘》《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等都作转载。此后一连串中篇《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冢》《战后记事》《南北之梦》等推出，让青年伙伴们说有“目不暇接”之感。不少评论家由衷地写了评论。如雷达的《传统与创化》、牛玉秋的《战争与人性美》、宋遂良的《长长流水、款款深情》、谭好哲的《人生因真情而美》等，有的文章我看到了，有的文竟我看不到儿子也不给我说。知道的还有部队的韩瑞亭、朱向前、黄国柱等评论家的文章。还有常给他当编辑的王瑛、李敬泽、杨德华等都在国内外一些报刊上写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雷达说:“苗长水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尝试为文学拓宽了路子。”老友江晓天评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去信表示感谢时，他才知两苗原是一家。

几年后几部长篇推出，轻易无兴奋之语的儿子，说还较为满意。伙伴们也说能响一阵了，其中《等待》我读了两遍，都久久在一种情绪中走不出来。我说:“就写等待不来的“等待’。那一句'百分之百的美丽是没有的，但百分之两百的美丽却是有的’，可以和托翁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媲美。就凭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也会成功一半。”爸爸的感动可能不冷静。我为在评论家中没有得到多些的识者而惋惜。

儿子冷静了。两年、三年、五年，一冷至今。一直在“按兵不动”着。多家出版社约他编集子，包括外文翻译集子，他都不着急，多少地方约稿除了非写不可的，差不多都没有应约。一部长篇已敲打了四五年，有说已写完了，有说写了一半的，我说:“你这个属小龙的，也成了“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了。”老同学邓友梅在电话中说:“这孩子不浮躁，是块难得的材料！”

他是个很珍惜水准的作者。从来没有一篇作品是靠名气凑合的。他记忆好，写作有灵气，稿子都是一遍出，清清楚楚。字也写得一笔一画，读他的原稿，首先见了字就喜欢。他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但也从不锋芒毕露、很能和人相处。家中有些故事，都是不露声色，漫不经心地捡去的，什么时候在作品中“露”出来，我们才发现。

他的妻子工作忙，他想自己是“坐家”，劳动从小就锻炼，就多担家务事。哪怕电脑上正打出灵感，也不耽误时间去采购、做饭、照应孩子。有一次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我家的吃饭问题》，说妻子宁愿忙这忙那也等着吃丈夫做的饭；儿子打馒头，玩着忘了，说人家伙房下班了。这一下把妻子、儿子都得罪了，妻子贤惠，不好意思说；儿子直截了当:“我爸爸写小说最不好了！”

现在儿子的儿子也成了部队的小上尉了，绘画很有天赋，字也写得出手不凡，长水却也没有着意让他走文学之路，由着他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发展。长水对人说:“作家的知识是可以自学出来的，但许多科学知识却需要按阶段学习，错过后就没有机会再学了。”这恐怕是他自己读书时节赶上“文革”，没有学习好文化知识;在想当排长、连长的时节，又是“文革”影响而没有如愿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现在我和老伴都已年届八十，到了“人生古来稀”的阶段。明年，既是我的八十岁寿辰，也是我和老伴“钻石婚”庆典。在我七十九岁生日的家庭聚会上，在香港和美国的大女儿和小女儿都打回电话祝贺，并说明年一定回来参加“大庆”。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及小孙子们，在宴席上跟我们商量明年怎么搞，老大长水说:“爸爸一到宴席上就先跟服务员要地瓜、芋头、红烧肉，吃完这个就说饱了……不如明年别到大酒店了，找个附近的沂蒙山饭馆，他一定吃得很满意!”老伴、儿子、媳妇们都笑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幸福，也经过很多磨难，现在其乐融融非常团结和谐。但是正如我和孩子们在生活习惯上有不同，在创作上同样有不同观点。长水经常劝我不要再写了，写写毛笔字画点画保养好身体就行了。我也经常教导长水不要再写长篇了，毕竟他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又写出一个长篇，而且还有出版社抢着出。看来文学这条路一日走上了，谁都难放下，我知道孩子们最希望我和老伴长寿，也安慰他们说:“我和你妈肯定都能活到一百岁。从现在到一百岁，不就二十年吗？”

那一天，我们踏雪回家

李德昌

走遍天涯寻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回到家就发现它了。

——[英国]摩尔

春节刚过，我们创作室的苗长水、桂恒彬、刘灿校和我，相约一起去青岛看望恩师黎星。黎星这个名字，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在我们那一代人的眼里，可是个“大腕”式的人物。1970年代的军旅中都会唱他写的一首歌:“踏着革命路，唱起英雄歌，亮开铁脚板，挎枪走山河。”(黎星作词)他是我们67军文化处的老处长，是领导，是长者，是偶像，也是恩师。当年，我们几个都是在他的拉扯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出发那天一大早，天气预报济南有中到大雪。我们在宿舍楼下集合。天上已经飘起雪花。长水脸上泛着红光，手里提着一盒礼品，肩上背着一架相机，身上穿了一件黑色短大衣式的外套。我夸赞他那外套很给力。长水诡秘地笑笑:“你摸摸里边，这可是水貂的!一位老首长深情相赠，可惜一个冬天都没有机会穿出来。天天盼着下大雪!今天好了，老天爷开恩，你们也跟着开眼了！”苗长水在小说中不乏幽默，生活中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今天能这样说话，可见他心情不错。

济南开往青岛的“和谐号”静候在月台边。春运已过，头等车厢里不少座位空着。我们各自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车窗外落雪无声。我叫了一杯绿茶，调整好座椅角度躺下，听着若有若无的音乐，感觉比坐汽车舒适多了。为此很感谢这场初雪。火车启动得无声无息，只感觉窗外的景物在缓缓地后移。楼顶、地面、道路全都蒙上了一层白色。天空低垂，看上去非常肃穆。

手机忽然“嘀”了一声。打开一看，是苗长水发来一条短信:大昌诗作，请分享。大昌姓吕，也是我们的战友，转业在济南军转办工作。本想和我们一起去看望黎星，无奈走不开，遗憾之余，连夜写了一首诗，献给敬爱的黎星处长:

自从见到了你，就记住了您的模样。我们曾无数次地谈论您，总想给您画一画像。那是70年代的第一个10月，鲁中大地的天气格外睛朗。战略预备队的三支师宣传队汇聚在一起，将要进行新一轮的对抗和较量。您走过来了。脸有点黑，牙有点黄，军帽有点歪，军装有点脏，后背有点驼，走道有点晃，手里点着烟，一口纯正的河北腔。“他是谁?”我问饶班长。“黎副处长!”“嘿，这老头有派啊，演坏蛋肯定不用化装。”“你别胡说入道，他可是冀东鲁艺的老革命，他过的桥，比咱走过的路还长。”在您的指导下，俺的处女作竟登在了大军区的《连队文艺》上。当钢笔宇真的变成了铅字，俺做梦都不敢去想。这当然是您的精心教诲，只是您批改作品的繁体字，总让我们这帮小战士们无比惆怅。你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下部队不住招待所，就吃在师宣传队的伙房。顶多加个炒鸡蛋，景芝白干也就小酌二两。您穿的军装总是那么不合身，军用凉鞋的鞋带总也系不上。您不是专业作家，书写的活剧一幕幕威武雄壮。您不是导师，培养的人才一个个精英栋梁。他们中有无数个作家、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教授，还有多少个将军、导演和文化部长。黎星——黎明前的星光，为我们启迪人生的航标。让我们唱着您写的歌儿，共同把如歌的岁月畅想!

长水起身走过来在我身边的座位上坐下。由着大昌的诗，说起往事。有些事情，他记得，我却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长水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72年秋天吧。济南军区在莱阳举行各军、师业余文艺汇演。黎星点名调我去观摩，当时你也在。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上来一盘黄乎乎黑乎平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菜，你说，鸡蛋扒海参，吃!

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印象，甚至不确定我是否参加了那届汇演。长水笑了说，那时你已经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好几个页码的铅字，我却是第一次吃鸡蛋扒海参！那次观摩也是我当兵后第一次离开连队，坐火车到莱阳，一出站看见满街的莱阳梨，买了满满一挎包，边走边吃。车站离军部十几里，我进大门就想拉肚子了。我身体非常好，那也是第一次闹肠胃病。满院子都是各师宣传队的女兵，又不好意思打听厕所在哪里……

我摇摇头，确实想不起来了。感叹长水还记得这些糗事。所以回忆往事，验证的不仅仅是记忆力，还有性情、志趣和品质。长水看上去孤傲清高，其实他的谦虚、率真和不羁，深藏在骨子里。

火车仿佛在时间隧道里滑行，窗外是我们当士兵时非常熟悉的鲁中大地。长水说：那一次在军里参加创作学习班你还记得吧？恒彬、灿校、我们都在。这事我倒还有些印象。大概是1973年，黎星把全67军的业余文艺创作骨干都集中到军里写节目。有一天他过来视察，发现从部队调上来的这些业余文艺新兵，一个个全都躺在床上睡大觉。他骂道：这帮小子，我在那边天天熬夜，你们好意思在这里恢复疲劳！事后大家坐下来一起检讨，有人说老爷子批评我们“恢复疲劳”？

长水说，那次学习班黎星对他期望很大。黎星听说他父亲是著名诗人，他又进过师报道组，认定他一定会写东西。就让他写一首歌词，他憋了整整一个月都写不出来。黎星亲笔帮他一遍遍地改，真像吕大昌说的那样，满纸全是黎星的繁体字，他的字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最后，黎星很失望地说，苗长水基本不能写。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青岛。青岛警备区政治部李主任、田副主任、宣传科郭科长在宾馆迎候我们。他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兵，对我们这几个老兵的热情，更多的还是出于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军事文学和“前卫作家群”的热爱与敬重。济南军区的文学创作，曾经辉煌一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在这片国土上》《最后一个军礼》《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汉家女》等一大批蜚声文坛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李存葆、李心田、李延国、苗长水、周大新等为代表的“前卫作家群”。苗长水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如今唯有长水还固守在军区，成为一面孤独的旗帜。

苗长水的小说，虽然看似平常，却充满浪漫情怀和善良柔性之美，具有滴水穿石、以柔克刚的力量。文学在本质上是献给那些伟大的灵魂的。现代商业社会名利得失的蔓延，侵蚀了人们的心灵，而伟大的文学传统就在于它奉献给读者人间的真情、挚爱的力量，一种伟大的人格的力量，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在这种视野中，苗长水的小说是我们优秀文学传统的继续。可惜的是这种既能见到人性温情，又有大精神境界的作品，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也许正是苗长水的小说历久弥新，至今为人称道，让人备受推崇的原因。

苗长水之所以能写出这样品格的作品，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别看苗长水面目呆板，内心里却是个柔情似水的人。他知恩图报，性情温和，感情细腻，特别有家庭责任感。记得他对我说过，儿子十八岁那年，在南京上大学，参加学校运动会，很需要补养。他和爱人连夜煲了一锅甲鱼鸡汤，第二天一早便通过“兔兔快运”递往南京。这事对我的震撼巨大。很长一段时间，使我想起在北京读书的女儿便心里难过。

饭后闲聊，长水笑着幽默地对我说了一句话:“黎星处长对我的一生来说很重要；而实际上，我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从军艺开始的;而我能不能上军艺，与你有很大关系。你记不记得，1984年军艺文学系恢复招生，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你、我四个人都报了名，但军艺只录取三人。如果不是田爱习部长把你留下来当处长，按当时的情况，你能顶替我上军艺，我却不能顶替你当处长……”

我望着远处宽阔的大海，许久没有说话。长水说的如果，不过是一个假设。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如此在意。如果他不提及，我几乎已经忘记。想不到这个假设，却在长水心里真实地存在了这么多年。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来到位于云霄路上的原67军干休所。这座二十多年前建造的院落，如今被四周耸立的高楼大厦挤压得似乎喘不过气来。我们四人一进黎星处长家的门，老处长在斗室中嘹亮地“嗷”地叫了一声，迎出门来，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意外。这位八十四岁身患重病的老人，脸色是那样光鲜，腰杆是那样挺拔，嗓音又是那样洪亮。别说与我们想象中的病态相距甚远，就是与吕大昌诗中描绘的昔日形象也大相径庭。黎星病重住院的消息，是节前总政文化部老部长田爱习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的。而我又专门打电话询问了干休所卫生所长康雪玉，她是我们军政委的女儿，说黎处长的病是经过北京301医院确诊了的，十分危险。家里人都清楚，只是他本人还不知道。

黎星处长哈哈哈地大笑着，把我们拉进客厅里。说他的病就是个冠心病，没大碍，零件老化了，住院“搞搞油”也很正常，用不着大惊小怪。到客厅坐下，举手指着我们，对陪同的青岛警备区郭科长和徐干事说:三十多年前，他们几个都是我们军里文艺战线上的小新兵。今天都成了著名作家，我感到非常骄傲！接着，又评点起那些近日来看望他的得意门生，一个个如数家珍。

长水拿出手机，把大昌的诗一句句念给他听。黎星闭起眼睛，轻轻摇晃身子，就像当年审查创作一样，脸上的表情一忽儿像笑，一忽儿像哭，变幻突兀完全没有过度。就是这种奇怪的表情，当年曾经多少次让我们心惊肉跳。

念完大昌的诗，老处长并没有我们预期的激动，只是平静地指了指茶几上的水果，让我们吃。大家矜持着，谁也没有动手，唯有苗长水毫无迟疑也毫不客气，拿起一块哈密瓜便吃。

长水生性率直、单纯、天真，有男人味儿也有孩子气。他特别爱吃水果，嗜水果如命。一天不吃饭可以，不吃水果绝对过不去。记得有一年下部队返回，晚饭后，离上火车还早，师政委安排我们在接待室临时休息一下结果，在苗长水的带领怂恿下，我们把人家冰箱里准备第二天招待军委总部首长的高级水果一扫而光，也不知接待方事后作何感想。

黎星听着长水与水果的故事眉开眼笑，拍着他的肩膀表示赞赏，说长水的性情跟自己有些相近，性情相近的人容易产生共振，二人都笑得非常开心。

四点一刻，我们与老处长合影后告别，整个探视过程一滴泪都没流。火车离开青岛的时候我们正对着一面模糊的夕阳，在西天橘红色的暮霭里摇摇欲坠。晚上七点二十五分，我们回到了济南。济南的雪下了一天，司机打来电话说，车队怕出事故，一律不准出车。长水问怎么办，我建议步行回家。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恍惚又回到从前。我们排成两列，小心翼翼地追随着，提醒着，说笑着，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积雪很厚，踏上去咯吱作响。就像大地发出的口令，大家想起了当年雪野拉练的情景。天寒地冻，身心却十分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