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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数字不骗人
关于是否要鼓励生育的讨论，最近观点碰撞很激烈。立场和利益不同，不同群体之间都感觉很难说服对方。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不准备说服谁，只想做一个中立的分析。
数字不骗人，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1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发布会公布的数字，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年末总人口数为141260万人，人口净增长为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就预测，2021年人口净增长趋近于零，2022年大概率进入负增长通道。
那我们怎么客观地看待这一组数字？
如果只看总人口数，当前中国总人口仍为全球第一（印度截至2020年底为13.8亿人），当年新出生人口数仍超千万，以此来看，至少未来2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都是相当充足的，无需担心人口短缺问题。比如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坚持认为，人口多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解决人口数量问题，而是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如果看人口死亡率，按目前中国人均寿命77岁计算，当前过世的人口队列为1945年生人左右，而建国后，从1954年起到1997年，年均2000万的人口出生数量（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除外），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将持续走高，整体人口数量将逐步下降。
如果看人口净增长，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未来都将是负值。
……
所以你看，一组数字，着眼点不同，看到的现象和得到的结论将有很大的不同。
但中国目前在人口领域，在官产学各界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前是否存在人口问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解决；二是人口问题是否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解决；三是通过经济刺激能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与政策选择。从当前舆论的讨论来看，我们对这三个问题仍缺乏基本的共识。
情绪会骗人
缺乏共识的讨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而情绪往往来自于认知或者思维，而不是事实本身。所以，数字不会骗人，但情绪会骗人，甚至误导人。这也是中国今天人口问题复杂的原因——在讨论生育问题时，个体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对事实的判断了。
我们以最近任泽平提出“央行印两万亿鼓励生育”的话题为例，他被很多人批评，比如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最近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要从根上找原因，优先解决这部分有困难的人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瓶颈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假装看不到这些问题。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想用种种短期刺激政策来取代问题的解决，只会制造出更多新问题。”
王小鲁的这段评论就带有很强烈的情绪。作为经济学家他不会不知道，困难人群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瓶颈问题的解决，也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漫长且艰巨，“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想用种种短期刺激政策来取代问题的解决，只会制造出更多新问题”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同样太武断？难道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用刺激生育了吗？
情绪不仅影响经济学家，更影响普通民众。一些人批评任泽平缺乏经济常识，但也有不少人对他发放生育津贴的措施举双手赞成，翻一下微博，你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并不在少数。
同时，一些人恼羞成怒于任泽平“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这样的话，认为他完全把人物化成生育的工具，尤其是一些女性群体，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在讨论生育问题时，情绪的代入代替了理性的讨论，陷入了一元论的泥淖。甚至还有人在认为，任泽平一直呼吁鼓励生育，是其一向喜欢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讨论至此，基本上忽视了任泽平最初的建议是建立生育基金，大家更多的是在做道德的评判。
网红法学家罗翔一直喜欢引用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人类的思想家有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之道一以贯之，锋芒毕露视为一元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眼里容不得异己观点。
狐狸之道圆滑多元，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接受对立观点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的往往是刺猬式的思想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时刻战斗着，有的时候把理论的争辩就变成了肉体的战斗。
在关于生育的问题上，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对其他问题的情绪带到了这个话题中，以致于讨论偏离了问题本身。这也是我们困惑的地方，生育问题的讨论，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问题的原点？
让讨论回到具体的问题中来
生育是一个社会话题，我们无法抽象出来，单纯做思维上的论辩。因此，对生育话题的讨论，这既是个体、家庭小单位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有些人过度将生育话题个体化，认为这是我自己的问题，生不生由我，刺激生育、鼓励生育就是侵犯个体自由，愤于、耻于谈生育的社会属性，更不要说“多生孩子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样的话题。
但生育问题真的是一群道貌岸然的经济学家、不懂带娃艰辛的大男子主义者在“男人远摇篮”地夸夸其谈吗？我看未必。
当然另一个极端就是将生育完全工具化、道德化，甚至物化，不考虑个体的意愿与能力，同样伤害了一些人的生育意愿。
关于生育的讨论，既要从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宏观情况出发，也要具体到家庭、个人，我们是否能冷静下来正视问题，再解决问题呢？
正视问题的前提是，你是否认可中国当前存在人口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人口生育率低了，那是否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归因？
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是医疗成本太贵，看不起病？还是教育成本太高，内卷得厉害？或者因为妇女个体意识觉醒，社会地位高了——这点还真不好说是“问题”，今天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女性回归家庭？……总之，原因很复杂，既千人千面，也有共性的地方。但终归要回到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生育问题简单归因为经济原因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是经济问题，那需要经济手段解决；如果是社会原因，那同样需要我们通过社会手段解决。但生育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个一个来解决呢——在没有一揽子方案的前提下。
虽然我个人认为当前对人口的基本问题缺乏共识，但总体来看，认可且正视人口出生率低的人还是主流，认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包含着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不是一直说求同存异吗？为何在面对生育问题时不寻求最大公约数呢？
生育意愿是由每一个具体的场景累积的，回到具体的问题中，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生育问题的全貌。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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