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守沫（1917——1994），原籍云南省陆良县马街镇，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共，经组织派遣在国民党滇军中10年地下工作。1948年在锦州解放时作过重要贡献。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身份参加开城谈判。1962年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64年转业到黑龙江省图书馆任党支部书记、副馆长。文革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任10年馆长。1994年8月因车祸逝世，享年78岁。
父亲在1981年口述家族史和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之后，又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亲自动笔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如他写抗战胜利后直到爆发国共内战前的系列文章《从赣北到锦州》，又撰写了在东北锦州秘密工作的文章，曾在《云南党史资料》等刊物发表。父亲去世后，我把原文进行了整理，分篇加了小标题，作为父亲回忆的第三部。文中第一人称“我”仍是父亲自称。愿以此系列文章纪念敬爱的父亲。
父亲回忆第三部 在滇军中秘密工作
惜别患难挚友
1947年秋冬季节，由于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继秋季攻势结束后不久，又于12月份发动更强大的冬季攻势，锦州以南的北宁铁路全段都遭到解放军的严重袭扰和破坏，交通再度陷于瘫痪，一向时开时停的客运，也宣告完全停顿。我们结伴来北平游玩的军官们，原定新年以前务要返回锦州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只好滞留在北平,遥遥无期地等候着恢复通车。
北京胡同南锣鼓巷
一直等到1948年元旦过后，才传来锦州的客运即将恢复的消息。这时孙彬突然收到兵团部军法处长的一封来信,带来了坏消息，信里告之他说：“沈阳‘剿总’军法处行文到兵团部查究办案情况，牵涉到孙彬有贪污受贿释放鸦片走私犯和共产党嫌疑犯问题,着即查明上报以凭核办等情，据此为避免事态扩大，后果不好处理，已报请孙渡同意，要他不必返回锦州，暂回江西原籍一避，以便上报沈阳，借口孙彬本人久假不归，早已做除名处理。这样即可不了了之，待事过境迁，再行返部工作可也。”
北京胡同北锣鼓巷
对此，我同孙彬反复研究，断定是老奸巨滑的军法处长黄冠五借此排挤孙彬，示意他离职远走，好让自己今后能为所欲为，利用职权，大发横财，衣锦还乡。但事已至此，难于挽回，况且我曾经通过孙彬会同当时参谋处长安守仁、情报参谋张启宇等,的确也释放过不少“共党嫌疑犯",其中也有以私贩鸦片烟为名的共产党人员。
当时第六兵团和93军的大小军官倒是半公开的做鸦片烟走私生意无人过问，至于抓到的小走私犯往往是没收其鸦片销毁，随即释放，如果都关起来，哪有那么多房子关，哪有那么多饭给他们吃啊？但是，“释放共党嫌疑犯”的“罪”，我们还真都犯过呢。
黄冠五那老滑头就只抓住孙彬做文章，放人的事其实我也有份，可能是：第一，他不敢惹我；第二，我调新闻处任职，今后碍不了他的事。但孙彬仍在军法处任职，而且已提升为中校军法官，黄冠五是不能撇开孙彬而乱搞敲诈勒索那一套，事情的原委就是如此。
孙彬受到这个意外的打击之后，当即向我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我考虑再三，劝他还是暂时把家属（妻子、两个女儿和为他照顾孩子的侄女）安顿下来到湖南去（他妻子的原籍），和我保持通信联系。待我返回锦州，看情况如何，再想办法把他调回工作（这样的事，在该军里常常有之，何况孙渡对他印象还好）。我答应他再次来到之时，立即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同时待我返回锦州后，派人把他的家眷、衣服、行李等送到北平，他的房子和家具等，我留下另有他用（这是一栋日本式独立住宅，可做安置尚待送进来的秘密电台用），我们就这样讲定了。
我和孙彬同来北平，而又不能同回锦州，这对我的工作是一次重大损失，作为多年相处的知己朋友，实在感到难过。待我离开北平时，他正在北平等我归锦州替他处理南返的事务,我们终于黯然相别之后，南北之间，继续通信，保持联系。同年秋，辽沈战役开始，锦州首当其冲就断绝了音信,又一年的时间,全国解放,双方又有了书信来往。
我和年前来北平的其他游伴们，于我军冬季攻势停止，北平到锦州的铁路交通勉强恢复通车之后，在新年元月间，才起程返回锦州。同行的还有兵团参谋长安守仁的夫人马茹卿，她曾是抗战初期，60军血战台儿庄之前随军从云南开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当时这个服务团在全国名声很大,许多宣传抗日的著名人士和共产党人都同他们有过接触和帮助,她们的英勇事迹,当时在外国的报刊上都有通讯报道。
父亲在1980年代与安守仁马茹卿夫妇合影。安守仁（中）当时是北京某区政协委员，在当年在孙渡手下曾任国民党第六兵团部少将参谋长，孙渡被蒋介石调任河北后，安守仁任国民党暂编55师师长，他是父亲地下工作时长期工作对象，锦州解放时安守仁率部战场起义，与攻城解放军换防，彻底瓦解了锦州防线。但后来长期被错误认定，父亲曾为他们平反而奔走，多次写证明材料。
父亲杨守沫与安守仁夫妇合影，右一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