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1日，这天晚上，捉蒋总指挥刘多荃向参与行动的指挥官交代完任务后，卫队营的指挥官开始集结部队，并说道：“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大家跟谁混的？”
“张将军”
“如果张将军不在了怎么办？”
“张将军不在了我们就去投靠附近的红军。”
“如果还有机会救张将军呢？”
“到底是啥事呀，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团长！”
“张将军在临潼华清池开会时被蒋介石扣住，明天一早用飞机将张将军送往南京，怕是凶多吉少，我们今晚的任务就是擒蒋救张，事关机密，不得扩散，现在上车出发去临潼！”
12日凌晨，卫队营的战士们到达华清池后很快控制住了局面，但始终不见蒋介石的踪影，蒋介石在听到枪声后就想要翻墙逃跑，可惜整个华清池被团团围住，蒋介石逃不出去只好藏了起来，蒋介石被捕，西安事变爆发。
而说起抗日战争就不得不提到西安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分水岭，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最终奠定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三位主要人物，但其实还有许多关键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负责全面指挥西安事变的刘多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果不其然最后被蒋介石“留”下了，蒋介石脱困后以他的性格必然会对参与的人员进行报复，张学良、杨虎城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刘多荃作为捉蒋的总指挥，蒋介又是怎样对待他的？他后来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捉蒋”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严令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步步撤入关内，在这家国兴亡生死攸关之际，蒋介石仍然固执的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红军被迫长征后，东北军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剿共”。
国民党在线建立了一个“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刘多荃作为张学良的亲信，担任东北军主力独立105师师长。
大批东北军战士从东北一路撤到关内，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家乡被日寇蹂躏，父老乡亲惨遭杀害，而数十万东北军却被迫参与到“剿共”内战中，东北军战士们十分痛恨打内战，纷纷要求调转枪口一致抗日，向张学良请命打回老家东北。
张学良对于“剿共”内心也是一万个不愿意，看到战士们抗日情绪如此高涨，心中也十分感动，这一形式也促使张学良认识到，只有实现国共一致对外才能解救中国，否则将会受到万人唾弃，就连自己的手下也不会死心塌地跟着自己。
1936年4月，刘多荃同张学良一起前往肤施县（延安）会见中共周恩来副主席，由刘多荃率领驻扎在肤施县的105师1旅负责警卫工作，此次会见谈话的结果便是：双方停战，互派代表。
同年12月4日，蒋介石带领一众亲信赶赴西安，目的就是为了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城“剿共”，但是由于此前东北军和红军交战连连失利，再加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再和红军继续打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前往蒋介石暂住的临潼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更改决定，停止“剿共”、调转枪口一致抗日，可是蒋介石却对他厉声训斥坚决要打内战，随后杨虎城也去劝说，但同样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12月11日，蒋介石邀请一众亲信及张学良、杨虎城参加晚宴，在晚宴上，蒋介石宣布一项决议，东北军和西北军负责的“剿共”任务，即日起将由中央军来接替。
当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蒋介石不听劝阻，是铁了心的要打内战，逼蒋抗日也已经迫在眉睫，于是商议动用武力囚禁蒋介石，逼他抗日。
商议过后，开始向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军官进行了任务分配，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捉蒋，具体交给刘多荃指挥；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负责消灭西安城内的中央军，具体交给赵寿山和城防司令孔从周负责。
刘多荃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便进入奉军任职，只用了两年便成为了张学良的卫队副队长，张学良对他也是十分欣赏照顾有加，在卫队扩编成旅后便任命刘多荃为卫队旅第1团的团长，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行动刘多荃也有参与，因此很快被提拔为了师长，也成功取得了张学良的信任，成为了张学良的亲信，因此张学良才放心的让刘多荃来担任“捉蒋”任务的总指挥。
西安事变前夕，刘多荃依照张学良的授意，向参加“捉蒋”行动的高级军官交代道：“此次兵谏是为了逼蒋抗日，冲进华清池后只能把人扣押起来，坚决不准伤害蒋介石。”
而东北军的士兵接到的命令却不一样，士兵们接到的任务是：蒋介石把张学良扣押在了华清池，必须立刻前去营救，务必将蒋介石扣下，只有活捉蒋介石，才有机会救出张学良。这也是张学良提前就交代好的说辞，因此士兵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的真相。
在卫队营行军到城南的吴家坟时，城内传来激烈的战斗声，步枪、机枪、手榴弹的声音混在一起，士兵们有人怀疑是杨虎城发动兵变，事实上城里的枪响是杨虎城的第2警备旅在城内缴收国民党各机关团体。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的大门守卫见一支部队逐渐逼近，立即勒令部队停止前进，刘多荃对于警告不予理会依旧前行，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双方开始交火，刘多荃率领卫队营展开猛烈突击，只用了几分钟华清池的大门守卫就被清理掉，卫队营的士兵们翻墙而过，将大门打开，士兵们一举冲进华清池前院。
卫队营的士兵在前院与蒋介石的卫队遭遇，经过激烈的缠斗蒋介石的卫队被打散，场面迅速被卫队营的士兵控制住，唐君尧快步向蒋介石的卧室走去，刚进屋就遇到了先一步进屋的孙铭九，孙铭九向他汇报说蒋介石不见了，有扇窗户虚掩着，窗外是临潼山，被窝还有些温热，应该刚离开不久没跑多远。
刘多荃得知蒋介石不见了，立刻下令缩小包围圈，严密搜查，务必擒获蒋介石，最终在华清池后山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活捉蒋介石，此刻的蒋介石在身穿一身白睡衣，穿着一双白套袜，因为跑的匆忙假牙也没有带。
原来，蒋介石被外面的枪声惊醒后，还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惊慌失措的披上睡衣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听到枪声从前院传来，蒋介石连忙向后院逃窜，可惜门锁打不开了。
情急之下蒋介石踩着一名侍卫的肩膀爬上墙头，可是由于太紧张了，一不小心跌了下去，墙的另一面是一个乱石沟，蒋介石不偏不倚正好掉了进去，脊骨当场就被摔伤，浑身都是划痕，鞋子也跑丢了一只，场面极其狼狈，但蒋介石心知肚明，逃命要紧，赶忙起身爬上山在一块大岩石旁边的小洞里藏了起来。
到了山下，蒋介石被士兵们带上车，而蒋孝先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平日里作恶多端，知道此事还十分蛮横，当场就被击毙了。
在刘多荃率领东北军袭击华清池的同时，张学良派兵袭击了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把住在里面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人统统抓了起来。
13日深夜，刘多荃接到命令将蒋介石转移到高桂滋在西安新建的住宅进行看守，想来是考虑到最后还要把蒋介石释放，不能亏待了他的身体。
刘多荃同宋文梅一起来来到蒋介石的屋内，蒋介石有些许慌张，因为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的时候，一般都会挑选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蒋介石一位刘多荃和宋文梅是来处决他的，尤其是宋文梅腰上还别着一把左轮手枪。
刘多荃对蒋介石说道：“委员长身体怎么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到晚就是吹号、上操，太不安生了，张副司令和杨主任觉得委员长还是住个安静的地方好，高桂滋的公关，十分幽静，设备也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
刘多荃还没说完，蒋介石就大声的“哎呀哎呀”的叫起来，蒋介石说道：“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
刘多荃与宋文梅和孙铭九三人轮番劝说蒋介石移居，但都遭到蒋的拒绝，一直到凌晨也没能劝说成功，只好回去向张学良复命。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先是痛斥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以及危害民族的滔天罪行，随后又给蒋介石指明了出路：“只要你停止内战、统一抗日，中共对你既往不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也会放你回去。”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答应了“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众人反对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国民党中央“请罪”，周恩来问询赶来阻止，却还是晚了一步，张学良已经乘坐蒋介石的专机一起飞往了南京。
果不其然，张学良此去南京一去不复返，数十万的东北军一下子群龙无首，并且在内部对于主战和主和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导致出现了自相残杀的局面。
1937年2月2日，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派被东北军少壮派等人杀害，王以哲作为刘多荃的军长以及至交，感情十分深厚，得知此事后，愤怒的刘多荃将部队直接拉到西安，大肆搜捕少壮派的军官，可此时枪杀王以哲等人的军官早已逃往苏区。
刘多荃听到密报说王以哲军长被杀害时，时任旅长的高福源就在粉巷指挥，报仇心切的刘多荃误以为高福源也参与其中，便电报高福源到师部开会，高福源没有想太多只带了两名卫兵就去了西安。
而到师部开会是假，诱杀高福源才是真，高福源到达师部门口后，与两名卫兵下车向师部走去，刚走进院子便被提前埋伏好的士兵给逮捕，随后高福源连同随行人员一起被就地枪决，最后推入一口枯井中进行掩埋。
如此一来，东北军内部的互相残杀越来越不受控制，就在东北军将要大乱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介入，开始对多方做工作，事态才得以控制。
原东北军依照蒋介石的指示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被缩编为“乙种军”（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编制，只有骑兵第2军保留了三个师，刘多荃被任命为第49军军长，辖高鹏云的105师和赵毅的109师，整编完备后开始执行东调命令，分别驻扎在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
作为捉蒋总指挥的刘多荃竟然不降反升，蒋介石真的能不计前嫌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蒋介石的阴谋，他提出了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以此设下圈套，使得东北军各军不相统属、部队被分割到各个战场，由此才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国共两党也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抗战，刘多荃奉命在沧县及静海附近驻扎，不久后日军聚集大批兵力开始沿着津浦铁路向南进犯。
8月21日，一名侦察兵向刘多荃汇报，称发现大批日军疑似主力部队正在向静海前进，刘多荃当即命令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士们奋力阻击导致日军难以向前推进。
狡猾的日军调来重炮，对静海地区的守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刘多荃率领49军的战士们顶着日军的炮火奋力抵抗，但装备悬殊最终还是没能抵抗得住，刘多荃被迫下令部队向南撤退。
刘多荃率领部队一路且战且退，在撤退途中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刘多荃奉命率领部队赶往上海支援淞沪战场，在淞沪会战后第49军元气大伤，险些全军覆没。
刘多荃率领部队抵达上海后，两个师分别驻守钱江弄、江桥一线和纪王庙、马同桥一线，均损失惨重，驻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的105师遭到了猛攻，日军调遣重炮对105师阵地进行火力覆盖，下辖的626团也因此死伤过半，团长顾忠全当场阵亡，驻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的109师战况则更加惨烈，与数倍于自己的日军艰苦奋战，损失更加惨重，一个整师基本都打光了，下辖四个团中三个团的团长接连阵亡，士兵更是死伤无数。
刘多荃眼看着49军在自己手中被打的几乎全军覆没，去找蒋介石提出要求要进行整补，但蒋介石根本不管49军的损失有多惨重，对于刘多荃提出的要求也不予理睬，刘多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另寻他法，带着赵毅前往武汉设法走动关系，最后花了一大笔钱才打通了门路。
新调来整补109师的预5师士兵全部两手空空，没有配备任何武器，但眼下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由赵毅继续担任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的军官继续留任。
眼看好不容易弄来了人马，这武器装备的问题却着实难倒了刘多荃，最后只能决定把家底掏出来，将张学良当年留下备用的一部分武器给战士们装备上，补充装备后的109师瞬间就不一样了，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清一色的捷克式步枪，每个连队有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个营还配有重机枪连，团部配有迫击炮，一下子就成为了主力部队。
然而刘多荃高兴得太早了，当向109师下达行军命令时，原本预 5师留任的四个团长全部告假，部队根本指挥不动，原来，这四个团长都是黄埔出身，实为蒋介石的亲信，这下可就中了圈套。
刘多荃把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想找蒋介石说理，但蒋介石不但没有处分违抗军令的四位团长，反而借此机会将109师的师长赵毅撤职，转而让其嫡系李树德继任109师师长，其他大部分由刘多荃亲自任命的原东北军的军官也接连被撤换掉，整个109师来了一次大换血，接着又将109师划归为第1战区指挥。
第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关键是还带走了仅剩的家底，这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刘多荃也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但以自己的力量也无法做出反抗，只能选择先忍辱负重静候时机。
武汉会战过后蒋介石又开始拿49军开刀，对49军进行大换血，任命王铁汉为105师师长，由张言传担任新增的预备第9师师长，而原本装备精良的109师独立成军，被编入了第90军。
1939年刘多荃率部参与南昌会战，驻守在修水南岸，遭遇到了日军第11军的炮兵团猛烈轰炸，在总攻前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炮轰，并夹杂着大量的毒气弹，导致国民党军损失严重，不久后日军第101师团便攻占了南昌。
国民政府军委会断定日军不留余力的攻占南昌城，消耗必然巨大，后续补给跟不上守备兵力肯定不足，因此决定对南昌发动反攻，刘多荃的42军隶属于第19集团军，接到的命令是向修水至南昌之间的南浔铁路发起进攻，目的是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增援。
刘多荃又接到新的任务，率领部队逐次推进至高安地区，作为总预备队，但攻克大城、高安后进展十分困难，处处受到阻击，南昌城也久攻不下，长此以往必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蒋介石只好下令停止进攻。
南昌会战过后，刘多荃受到处分，由原本的中将军长降级成为上校军长，然而不止于此，蒋介石还一直揪着修水作战失利的事情不放，紧接着，49军也再次被整编，各部队军官也相继被调离，分别派蒋介石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接任，如此一来，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从最初的两个师的嫡系部队到如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处理接受日军受降地区的相关事宜，成立了华北剿总，以傅作义为总司令，1948年热河也划入剿总指挥区，而刘多荃对于蒋介石还有剩余利用价值，便委任刘多荃为华北“剿总”副司令，并连升数级任用，由上校晋升为陆军上将，成为傅作义的副手，其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原东北军的将领为蒋介石打内战。
而刘多荃对于蒋介石的想法也心知肚明，早就不打算为蒋介石卖命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多荃在香港通电起义，此后便一直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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