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趣
□王安忆
听余光中先生谈散文，提出两个概念，一个用于抒情散文，叫“情趣”，一个用于论述散文，叫“理趣”——我借用后者，作这一讲的题目。我喜欢这个概念，它为推理小说的逻辑美学提供了命名。
先解释一下我对类型小说的看法。目前中国文学里没有对类型小说的定义，我们通常用“通俗文学”来区别于“严肃文学”，事实上是模糊了文体本身的叙事模式。
我们先从外部现象入手，看看类型小说在阅读生活中的位置。假如去到国外，走进书店，迎门的案上平放的，多半很厚，像砖头似的一本一本，通常就是类型小说。它们的销量比较高，受大众欢迎，在我们也称之“大众文学”。那么小众文学——“小众”这个词应当是从台湾发起，即我们所说的严肃文学，篇幅是比较短小，新到货的时候也会躺在书案上，但是很快就上了架子，业内的话，叫作“躺着”和“竖着”，“竖着”也意味着受众的有限，也许很快就下架了。从销售的命运看，类型小说可说是阅读的主流，遍及社会各阶层，也包括知识分子。美国杜克大学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他就很重视类型小说，2016年我去杜克大学，教授正在写美国推理小说家雷蒙·钱德勒的研究文章。这种对当代小说的爱好可能和学术方向有关系，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方面说，是一种社会学，需要大量的现实采样，而类型小说可以最及时近便地提供材料。抛开研究者的专业用途，回到阅读的本质，类型小说的价值在哪里？我想，可能和感官有关系。用一个朴素的说法，就是，它比较好看，给人愉悦。读一本所谓“严肃小说”是很吃力的，尤其在现代主义成为新经典的今天。小说在几百年的路途中，已经分岔，它最初的讲故事听故事的乐趣让道给思想哲学，就像所有的当代艺术，将感性的享乐留给了流行文化，叙事文学中就是类型小说。
我在安排这次课程的时候，也曾检讨是不是太老土、太老旧了？选的都是一些写实主义的文本。我曾努力去物色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在我的视野里，能拿来作案例分析的极少，首选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他则很难超越，但多年前就已经在课堂上讲过，并且讲稿成书出版。这就是我作为老师不够职业的地方，无法重复，每一个课程都要有新内容，也意识到问题，就是不能进深和完善，将来我会尝试着讲一些旧题目。我承认现代主义有实验性的意义，比如，有一部著名的音乐作品，演奏家走上场，在钢琴前坐下，什么都没做，再站起身，走了。非常无聊吧，但它确实传达出一点意思，就是放空时间，像我第一堂课试图解释的，把时间打回原形。从无边无际的时间里划分出有头有尾的一段，交给听众自己去处理。还有一幅著名的现代主义绘画，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白纸，这是把空间框出来给观看者。再有一本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的书，大概是要描绘周而复始的人类历史？这些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用取消来建设，用颠覆来平衡，但它们过于迅速地奔向目的，压缩了过程，而艺术恰恰发生在过程中。这可能涉及到艺术的初衷，具体到小说，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写小说？我的小说《长恨歌》的法文翻译，一位资深汉语教师，我们吃饭聊天，我说老师，你们法国挺自由的，小孩子用左手写字，并不强行矫正，而在我们这边，小孩子如果用左手吃饭写字，家长老师一定会让他训练右手。她说不好，写字还是应该用右手。我问为什么？她思考了很久，然后说，因为写字这件事情是为用右手书写设计的。我想说的是，某项活动产生的时候，已经因循运用的需要而制定了规则，那么小说是为满足怎样的需要生出的？我喜欢探寻事情发生的起源，许多后续都是从这而来。我认为，小说这件产物是向人们提供故事。人的天性里有着对神秘事物的好奇，被不可预知的结果吸引，跟随情节进行，最后到达终点，解开疑惑。这种好奇的天性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吗？英国女作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曾经很有趣地写道，有时候只是在牙科诊所等待，从一本很烂的杂志上读到一个很烂的小说，但你也会看下去，追踪结局，甚至希望延宕诊疗，护士不要喊到你的名字，能够将烂小说读完。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知道结局？多丽丝·莱辛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头有尾的，所以不能容忍中途而废。我也许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结论，现实中的人生，常常是不完整的，但或许就因为这样，人们才喜欢听故事，故事虚拟了有头有尾的人生。无论如何，前辈作家的经验可用来佐证，人类天性里对故事的热爱的确是个事实。现在，讲故事这个古老的任务被类型小说接收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该把类型小说驱逐出我们的视野，即便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严肃文学的写作者，还是要回过头来看类型小说，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保持了我们最初的对文学的赏识。
在西方文学里，类型小说自有一路叙事的格式，所以称其为“类型”。我没有刻意研究过这个格式怎样开始又怎样形成，只是从阅读的范围汲取材料，试图归纳一点心得。我们都知道《简·爱》，主人公简·爱从孤儿院出来，应聘到豪门做家庭教师，遭遇许多诡谲事件，最终获得爱情。是不是从这开始，“孤女到大宅子做女教师”变成一种模式？事实上，几十年后，这模式出现在亨利·詹姆斯的灵异小说《螺丝在拧紧》；再接着，维多利亚·赫特，我们可能比较陌生，大陆介绍的不多，但台湾“皇冠”翻译出版了她大量作品，她基本沿用了同样模式，比如《梅林山庄的女主人》《千灯屋》等等；几乎同时登场的达芬妮·杜穆里埃，她的名字也是陌生的，但报出小说《吕蓓卡》，尤其根据《吕蓓卡》改编的电影《蝴蝶梦》，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是孤女来到大宅子，虽然不是作为女教师或者女伴，而是主人的新妻子，可不也是侍女出身，天赐良缘？风险则在另一边，但结局总归是大团圆；直到今天，1966年出生的威尔士女作家萨拉·沃特斯，笔下依稀还看得见轮廓，比如《小小陌生人》《指匠》，不过，大宅子已经颓圮，主人家也在凋零，古典的浪漫史则被替代为“酷儿”叙事。由此看来，这么一个模式是可变通多种途径，辐射很广。再回到简·爱的时代，又一位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呼啸山庄》，也有大宅子，也有孤雏，也有幽灵，也有爱恨情仇，却脱出模式的藩篱，告别甜蜜的人生，直面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冲突源自更强劲的造化。所以，我以为类型小说，是有潜在的途径，走进严肃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里，曾经有类型小说萌生的迹象，但终于没有成型，与我们擦肩而过。上世纪初，随着印刷出版报刊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小说的写者、销者和读者一并兴起，促进了文学高潮，作品受欢迎首推风月爱情题材，所谓“仨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坊间称之“鸳鸯蝴蝶派”。因为这类故事最集中登载周刊《礼拜六》，又得了个别名“礼拜六”。我觉得“礼拜六”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它特别强调了消遣、休息、娱乐的意味。上海文史研究的前辈范烟桥，有文章题目《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旧派小说”这中性的称谓显然是对应“五四”新文学，同时也企图表达主张客观的立场。但“旧”终究敌不过“新”，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学运动”顺应了历史潮流，启蒙和救亡，都是迫在眼前的危急，无论口号还是实践，左翼文学具有更彰显的进步力量。相形之下，“鸳鸯蝴蝶”就变得疏离现实，落后形势，甚至是无聊的，于是退到边缘。在文学史上是被遮蔽了，文本自身，则弃止了类型化的实验。之后，中国社会经历种种变故，文学的现实使命一发不可收拾，越行越远，成为主流，讲故事的技法成为末技，那一条“礼拜六”的线索再没有发展的机会。也因此，今天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类型小说，也没有小说的大法，类似中国人物画的“六法”，我们都是凭经验和感情去讲故事，当然，这是最高境界，求的是“道”，可是缺乏方法难免欲求而不达。类型小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方法的问题，因为有“术”。中国的民间传说其实是有“术”的，口口相传中积累起叙事的智慧，比如《白蛇传》，这里面的意境真是好！你想白娘子已经修炼了千年，她终于可以成仙了。“仙”在我们中国文化里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回到时间、空间贯通一体，没有生没有死，永恒之中。可是她还是要做人，说起来都叫人掉眼泪的啊！就像《红楼梦》里的石头，立志要去人间一遭，结果是什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再说白娘子，和许仙做成夫妻，道术精炼，可隐藏来历，遮蔽真身，几无破绽，即便如此，却还留有一个命门，那就是端午的节气，这一日尤其不能喝雄黄酒——《圣经》里以色列大力士参孙的命门是他的头发，剪去头发力量立刻离身，变成凡人。暂且不说其中的隐喻，只说白娘子的故事，就因有这命门，情节才能够往下走，法海镇妖，水漫金山，雷峰塔坍塌……她一脚踏入尘世，可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步步惊心，倘若不是，一路花好月圆，落进平常人生的窠臼，倒辜负了仙界的前世。
我看类型小说就是看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可惜，我不看武侠。前几日，我们去海宁金庸的家乡，感到很遗憾，他写了那么多书，可是我一本都看不了。我还有金庸先生亲手签名的书，依然看不下去。就是没有办法，不是你的菜，你怎么都不能够品尝好处，靠近不了它。就像有时候我特别羡慕数学家，我觉得他们掌握了一个奥秘，可是你没有密码，就是进不去。武侠也是这样，好像横了一道深沟，跨不过去。但我喜欢武侠的概念，高手过招，一招过去，一招回来，最后是无招。这个我喜欢，可是过程不能信服，因侠客都是超人，而写实主义都有强迫症，就是较真，即便传奇，也要求常情常理常人。推理小说就可以满足这种悖论。也因此，我最担心推理小说中出现精神病患者或者病态人格，不外是放弃推理的职责。人一旦有病，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解释了，所以，推理小说里的病人就是超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而获赦免。真正的趣味，也是挑战所在，则是以日常生活的逻辑解释悬疑。基于有限的阅读经验，我还对本格派持有异议。将案件限制在一个孤立的环境里，破案几乎变成结构工程，纯物理的活动，缺少生活和人的因素。美籍华裔痕迹学家李昌钰博士，我曾经听过他一场讲座。我们都知道，他从痕迹出发破获许多大案，也因为痕迹而放过了明显的案犯，比如辛普森，血液的样本离开过现场而不被采纳。印象很深的是，李博士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只看痕迹，动机的事不归我管。我想，推理小说就是管动机的。
说到动机，有必要提一下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松本清张。“社会派”这个名称我以为经过斟酌，努力将松本清张的特质归纳成流派，事实上，很难有人真正能够从属于麾下。后来的宫部美幸被公认为社会派传人，但还是不足以体现松本清张的内涵。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纳入推理的类型，因为有他，日本批评界重新界定“大众文学”的概念，归并进严肃文学的范畴。松本清张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他经历了二战以及战后的艰困生活，工农兵学商，几乎每一行都涉及了，最后成为一个推理小说家。他的推理逻辑，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个人经验给他提供大量的社会材料，那不是依靠调查采访收集而得来的，而是亲力亲为。大家一定都看过根据小说《砂器》改编的电影，这只是他海量的作品中的一部，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监视》，说的是刑警蹲守在一户普通人家对面，目标是这家的主妇，她是逃犯的旧情人。几天过去，眼见那女人过着恪守本分的平静生活，并无反常的迹象，就在他失去耐心的时候，终于有了动向。刑警尾随而去，看女人忽然变得活泼，生气勃勃，果不其然，在温泉旅馆找到踪迹，缉拿了逃犯，此时女人回家，还赶得上在家里迎接丈夫下班到家，刑警甚为感慨——“这个女人只燃烧了几小时的生命”。就此，跳脱出“类型”。无论怎样解释，“类型”总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而在松本清张却有着特殊的人生观念。
东野圭吾也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东野圭吾的奇拔，他常有意想不到的异峰突起，这是类型小说家独一份的才能。但也正是这奇拔，需要有相等奇拔的解决方案，向智慧提出的挑战相当艰巨。东野圭吾的案件往往双人联手，声东击西。推理小说的难度其实不在破案，而在犯罪，也就是设计一个完美的犯罪。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的话说：“我犯罪是艺术”，“它们是想象力的最高级别的锻炼”。东野圭吾的犯罪，有时候一个人凑不过手，就安排两个人。有一部英国电影叫《致命魔术》，说的是魔术兴起的早期，伦敦出台一种换位表演，人在此地消失即可在彼地现身，效果非常惊人，魔术师也声名大振。然后，就有了对手，这个对手设计了种种机关，终也不能如他这般神奇。急中生智，找来一个和自己相像的人，配合演出，这边消失，那边出现。从此，两个魔术师分庭抗礼。就在这时候，他的替身开始讹诈他，要求提高报酬，否则就公布他作弊，有几回当场给他看了颜色，因此，很快就收蓬了。而那边好景依旧，夜夜爆棚。谜底直到最后揭开，原来换位魔术的表演者是一对双胞胎。东野圭吾的作案有时候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胞胎来完成，多少降低了犯罪的精密度，也因此瓦解了悬疑的魅惑力。《尼罗河惨案》也是双人档，但主要谋杀是由一个人，即西蒙实施完成，另一个，吉蒂，出手是为补漏。让谋杀遗下破绽，大约也是不得已，作案太过精致，不留线索，推理便无法进行。只能让凶手再犯一次，甚至两次——如此密集地动作，很难想象没有痕迹，但波洛还是从动机着手，尼罗河上漂泊的游轮无法使用检测器材，这就是我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因。
有一次和黄子平谈克里斯蒂，相互问最喜欢她哪一部小说，我们不约而同说《啤酒杀人案》。这部小说里，波洛受委托的是一桩十七年前的案件，所有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余下来的只有记忆，波洛能做的就是探访亲历者，每个人的讲述都是那么主观，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波洛说，我看到了这么多性格。他被这些性格吸引，我想，对一个侦探，性格给予他的不止是人性的美学，更可能是提供心理的动因，这些动因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相反，还会继续生发，显现后果。
克里斯蒂的动因且又是日常的人和事，她用的材料很平凡，都在我们的认识里。不像福尔摩斯，他的材料来源超出普通人的经验范围，一去几万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为他提供了传奇的空间，以神秘险峻取胜，克里斯蒂的犯罪和判案在于常识的乐趣。我们知道，她的两个著名侦探，一个是波洛，属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个马普尔小姐，则是业余段位。两人都是从常识出发，路数却不同。先来说说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一辈子生活在乡间，张口闭口“维多利亚时代”，年轻人的眼中，几乎有一百岁。英国老太太是很厉害的，不容小视。有一年我到剑桥参加当代文学研讨会，将近结束的时候，安排参观剑桥。两名志愿者分别导游，负责我们组的是个漂亮的夫人，显然很有些岁数了，瘦高的身型，风度优雅。她走到我们跟前点算人数：一、二、三、四……数到一半，有人挟雨伞穿行而过，这提醒了大家，英国是个多雨的地方，队伍炸群似的四散，纷纷回去拿伞。夫人叹口气，等待人们重新聚拢，再从头点数：一、二、三……数到十八，圈起队伍，自我介绍：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这时候，忽然又跑来两个人加入，这回她真生气了，说：不行，负责人告诉我，总人数三十六人，每组十八，你们去那个组。就有人反驳：我们不是三十六人，是四十人，所以应该接受她们俩。她怔一下，旋即回应：看来我的英语太坏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对这一帮外国人说自己英语很坏，不是讽刺我们又是什么？英国的志愿者多是这样的夫人，音乐家亨德尔伦敦故居，也是由老太太服务，她向我抱怨政府不作为，故居失修已久，不拨给经费，所有职员都是义务，门票入不敷出。还有一次我们到简·奥斯汀曾居住的教区，温切斯特大教堂，通往塔楼的木梯基本垂直，爬到半途，上方探出一张笑脸，又一个老太太，好像等了很久似的，说：我们有中文的解说，可是我们这里从来没来过中国人。刚站稳脚，一份很宝贵的塑封的教堂介绍便到了手中。显然是用翻译软件拼凑的，错字和病句很多，可是，老太太热切的眼光让我住嘴了。这些老太太让我想到马普尔小姐。
曾经和朋友在曼彻斯特郊外徒步行走，大路一边是田野，另一边则是宅院，彼此间相隔一段距离，许多宅院已经无人居住，荒落了，但格局还在，主楼，配楼，马棚，仆人的下房，可以想见盛年时候的生活场景。从早晨到中午，足有五公里路程，到达一个小小的集镇，餐厅，商店，邮局，发廊，围绕着一个圆场，是这一带的行政商业中心吧，马普尔小姐大约就住在这样的乡间，谋杀案在平静的表面底下发生。马普尔小姐就像好管闲事的邻家阿婆，又像关心公共事务的志愿者，每有风声传来都要赶去插一脚。凭借她漫长人生的经验，这经验不在于有多么广博的见识，而是她深谙人性的端倪，事实上，没什么特殊的，都是些你我他。她常常说的是，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互为参照，真相浮出水面。这就是马普尔小姐的推理逻辑，由此及彼，从普遍到个别。日常生活对于她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什么样的悬疑都可以从中找到注解，于是，熟视无睹的人和事忽变得奇妙起来。
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波洛，他是一个职业侦探，在伦敦有办事处，公开接活，因此有机会遭遇一些精品案件，严格说，是波洛在海量的单子里，选出精品案件。所谓精品，就像方才说过的，精致的艺术，想象力的最高级别，棋逢对手，才兴奋得起来。波洛破案的方略和马普尔小姐有不同有同，“不同”的是，他不像马普尔小姐着眼于具体性，而是从形式入手；“同”则在于，他的“形式主义”也是来自日常生活，是经过提炼，从具象到抽象。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理趣”。波洛看现场，考虑的往往是自然和不自然。他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从自身出发的既定形式，来源于生活的需要，这就需要常识了。十九世纪末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在《艺术十讲》第三讲，论述建筑的美学，认为一幢建筑首先是要体现实用的功能。他说：“如果它是一所住宅，它的大小应该恰好能满足主人舒适的需要，里面房间的种类和数量应是主人所需要的，还应有主人所需要的数量的窗，这些窗就布置在主人想要放置的位置。如果它是一座教堂，它的大小应该恰好能够进行集会，拥有恰好的形状和布局，使得人们在里面感到舒适并且可以听得很清楚。如果它是一个公共机构，它的布局应该使那些职员在进行日常活动时感到十分舒适。”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空间所具备的条件，波洛的判断从此出发。比如《空幻之屋》，他几乎和谋杀前后脚蹈入实地，他第一个感觉就是郁闷，“因为他正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假的谋杀现场。”泳池边上的金发死者，持枪的女人，远处的另一个女人手提花篮，接着是身穿射击服的男人，然后第三个女人提的是一满篮鸡蛋，就像一堂戏剧的造型，专为他波洛上演。这个形式不符合常态，是为某种特殊目的而设置，那么，是什么样的目的呢？那个时候不像今天，四处都是探头，还有基因检测技术，推理只能从现象出发。在波洛眼睛里，现象的秩序是有意味的，它体现出人为活动的企图。《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克里斯蒂的小说多半以“谋杀案”命名，这对读者是一个许诺，许诺我们会有悬疑发生，而且，一定会给予解决，不让期待落空。台湾书评人唐诺说，类型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有默契，这个说法很好，我想，默契就在这里。《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里，学生宿舍发生一连串偷窃，遗失物品没有任何关联：化妆品、听诊器、衣物、墨水，等等，波洛就要求一份以时间先后排列的清单。这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旦形成秩序，也许就呈现出逻辑关系。波洛喜欢用“拼图”形容逻辑链，什么地方缺了一片，他直觉到就在眼前，但不知道是什么，又该落在哪个位置上，他这么整理线索，等到“拼图游戏”中的碎片全部各就各位，便大功告成！（节选）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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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收获》2021年第5期
原刊责编 | 钟红明
本刊责编 | 喻向午
《长江文艺·好小说》2022年第1期
▲王安忆|
王安忆，小说家。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十五部、《王安忆中篇小说集》八卷、《王安忆短篇小说系列》八卷、散文集、剧作及论述等多部，逾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韩国李炳注国际文学大奖、香港长篇小说“红楼梦奖”等奖项。2011年获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3年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17年获俄克拉荷马大学第五届纽曼华语文学奖。部分作品有英、德、荷、法、西、俄、意、塞、日、以、韩、越、柬、泰、波兰等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