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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二年的那场唐伯虎科举舞弊案,吴宽信札揭露实情!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春闱,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科举舞弊案——户科给事中华昶弹劾会试考官程敏政徇私鬻题,收受江阴考生徐经及唐寅的贿赂。此消息一出,震惊朝野!科举取士,国之根本,容不得半点马虎,于是天子震怒,令礼部议处。

礼部以“风闻”立案,将华、程、徐、唐皆下狱,数月审理质问无所获,因察无实证,终不能定论。最终这场莫须有的科考舞弊案以悲惨结束,华昶以“言事不察”,调南京太仆寺主簿;主考官程敏政以“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令其致仕,其出狱后因过于冤屈悲愤仅四日即因痈毒不治而亡,死后交代后世永不致仕;徐经、唐寅被勒令永远不得为官,只能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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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数百年来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多以围绕主考官程敏政为官时与人结怨,而唐寅生性轻浮,招人妒忌,继而双双遭人暗算。

在弊案结定时,吴宽的这件《乞情帖》,按其款署及考其札中言事,当作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细考其中内容,可对史料记载稍作证实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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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宽致欧信札》

《致欧信为唐寅乞情札》,纸本行书, 上海博物馆藏。

全札如下:

自使斾到吴中,不得一书,闻敕书已先到,亦未审何时赴浙中,极是悬悬。兹有□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坐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疏内,後法司鞠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今便道告往浙省,屠老大人惜其遭此,定作通吏名目者。如渠到彼,切望与贵寮长杨、韩二方伯大人及诸寮友一说,念一京闱解元,平生清雅好学,别无过恶,流落穷途,非仗在上者垂眄,情实难堪。俟好音到日,或有出头之时,谅亦不忘厚恩也。冗中具此,不暇他及,惟冀心照不备。眷末吴宽再拜履菴大参大人亲契执事。八月十九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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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鉴藏印

吴宽的这件书札又称《乞情帖》,是吴宽为受科场弊案牵连的同乡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请其通融照顾的信札。

书法作小行书,墨色淡润,字距紧凑,点划微腴而提按自然,具有吴宽典型的书风。曾经吴湖帆收藏,定名为《唐寅乞情帖》,本幅上有“吴湖帆珍藏印”“梅景书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信的前半段,是吴宽对事情原委的简要叙述,说明唐寅被牵连其中是由于为“坐主梁洗马”到“程处”“求文送行”。“程处”即程敏政;“梁洗马”即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梁储,一年前(弘治十一年)任应天府乡试考官,录取唐寅为解元。同年年底,梁储奉命充任正使,持节往安南,代表皇帝封安南世子黎晖为安南国王。所谓“求文送行”即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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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有“妒其名盛者”加以毁谤,及至下狱充吏。明初以来,官与吏泾渭分明,胥吏不得任御史,不得任知府、考进士。这就意味着吏员永无出头之日。甚至“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为之,盗贼待之”,这是自视清高的文人无法忍受的折辱。因此,士大夫们多对唐寅表示同情,此时的吴宽正任职吏部右侍郎,他所接触与感知到的应该是士流对此的真实态度。

信的后半段,是吴宽向唐寅即将充吏的地方长官乞情,请他与同僚善待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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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宽对受信人的称呼是“大参大人”,“大参”明代职官,各地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下有左右参政若干。查《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三,弘治十二年八月“升户部郎中欧信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浙江参政的职务都没有调动的记录。因此,吴宽的这封信是写给欧信的。

吴宽爱重唐寅的人才,乞情的信中遍托同僚,唯恐他到了地方上境遇难堪。从书法上看,整通信札字距绵密,字迹紧凑,可以看出吴宽书写时的急切之情。最终,心高气傲的唐寅意料之中地拒绝充当吏役,吴宽的一番好意也并没有派上用场。

唐寅也最终应了文徵明父亲的那句话“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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