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落下帷幕，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发起淮海战役的设想，其主要目标就是将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及李延年绥靖区一举歼灭，进而夺取徐州。
实际上，黄百韬是国民党众多将领中最先发现粟裕作战意图的人，曾向上级建言献策，却根本无人理会，他只能一步一步看着自己成为华野大军的猎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当中野、华野大军相继攻克济南、郑州、开封之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大为震恐，连忙召集众将举行军事会议商量对策。
与会者主要包括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第七兵团司令黄维、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以及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
当刘峙宣布孙元良、刘汝明部南调蚌埠的命令时，台下众将喊喊嚓嚓地议论起来。
众将中，邱清泉的意见最大、反应最强烈。早在上个月，他就对放弃郑州、开封甚为不满，现在又要南调孙刘，再也忍不住了，表示强烈反对。
关键时刻，刘峙既不退让，也不纠缠，只是坚称“这是委座面谕。”
顾祝同的身份虽然是“钦差”，但他深知蒋介石的脾性，根本没有下定决心在哪里打，也没有想清楚徐州要不要坚守，因此只能采取和稀泥的办法来缓和众将之间的矛盾。
孙元良、刘汝明两人是调兵的受益者，此刻急于摆脱当前的艰难处境，巴不得离开徐州远远的才好。
李弥、冯治安以及留在徐州的诸将则默默不语，各自想心事。
众将中，最为不安却不动声色的人就是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他在众将中虽是“杂牌”，却是一个极有头脑的将领。
会上，各兵团司令都大喊粟裕是冲着自己兵团来的，但他心里清楚，粟裕真正瞄上的是他的第七兵团，近几天各方面的迹象更使他对自己的判断确信不疑。
但黄百韬也明白，自己是“后娘养的”，没法与邱清泉这些嫡系争风吃醋。但为自己，也为他的第七兵团，他不能不开口。
苦思良久，他终于转着弯子说道：“根据敌我态势，我以为应该采取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战役’，收缩东西两线，集兵力于徐州周围，变一线横陈为严谨的庞大集团。”
他接着说道：“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敌军来攻，得利则打出去，不利则集团固守，待其疲惫，猝然出击，瞄准一部迅速歼灭之，然后再待机歼灭其一部。如此反复转换，任他有多少兵力也难以持久，待到敌军撤退之日便是我军决胜之时。”
平心而论，黄百韬这个计策比杜聿明的攻势防御切实可行，与会诸将个个心如明镜，但众将除冷眼盯视黄百韬外，无一人开口。
众将中，刘峙一心准备执行蒋介石那句不一定死守徐州的话，而顾祝同身为黄百韬的老长官却不予首肯，还有另外两个别人不知的秘密。
几天前，黄百韬曾提起过第七兵团摆在新安镇不妥，或者东调海州或者西撤徐州的建议，刘峙没有同意。
第二天，黄百韬又提了一次，并做了很长一段说明。偏偏刘峙正因放弃郑汴而心神不安，情绪很坏，便对顾祝同说黄百韬怯敌不愿守新安镇。
黄百韬原为顾祝同第三战区参谋长，与顾祝同关系不错。顾祝同心想，你有这想法为什么不同我商量呢？便为此不高兴。
今天黄百韬提出新战策，刘、顾先入为主，认定黄百韬绕着弯子要离开新安镇，所以故意不予理睬。
另外，
黄百韬不是嫡系却偏偏善战，难免遭忌，其计谋越是高明越是没人肯买账。
可以说，黄百韬是最早察觉徐淮海地区近期将有大战的将领之一。
别人认为粟裕元气大伤，至少要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黄百韬不以为然，他认为粟裕不但有力量打，而且已经有打的种种迹象。
可当黄百韬把这个看法当面说给刘峙、顾祝同时，刘、顾二人却根本听不进去，反说他夸大敌情，长他人志气。
黄百韬越想越发心神不宁，会后又专门给顾祝同、刘峙写了“敌军动向报告”，指出鲁南、鲁西南、赣榆、苏北、苏中解放军都在行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刘峙采取根本不予理会的态度，顾祝同则说：“共军发动大战的特点是突然、迅速，现在各地虽然都在动，但甚迟缓，步步搜索。我主动放弃郑汴之后，陈邓仍不敢放胆东进。上述各种动向都说明一点，粟裕需要大休整，更不见大战迹象。这种捕风捉影的话，你不要随便说，徒乱军心。”
“可悲！实在可悲！”黄百韬这个一向十分谨慎的人，进言无门之际，不得不向自己的老部下、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发起牢骚来。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身为将帅，贵察先机，防患未然，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可我们还在梦里，多么可怕！”
换作另外一员将领，早就通天了，但黄百韬不能，原因就在于四个字——没有靠山。毕竟他是“杂牌”，不是嫡系，在国民党军官场的夹缝中能爬到今天的地位，他已是极幸运的人了。眼下旁人皆醉他独醒，但无人理会，他又能奈何得了谁呢？
黄百韬判断的没有错，时隔不久，粟裕就指挥华野大军将他的第七兵团包围在碾庄地区并全部歼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