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在2500多年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里面，孔子思想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主干主体，而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从最主要的思想意义来讲，可以说孔子和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方面，还可以说孔子和儒学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孔子和儒家思想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主干又是主体、又居于主导地位，这些不是思想文化里面的任何其他一派能够取代的。正是因为孔子思想所处的地位，近代以来在大多数的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孔子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刚才讲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用一个学术性的语言，也可以说，孔子和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学里面和社会思想里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性，奠定了中华文明道德基础，赋予了中华文化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立场，它也使得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
中国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礼义之邦”，“礼仪”之邦突出的是礼节仪式，是好客。但是“礼义之邦”的“礼义”则突出道德的本质，是突出了中国文化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为什么把中国叫做礼义之邦？就是指明这个文明是一个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是一个高质量、高层次、高级的道德文明。所以，这个成熟的道德文明就成为中国这个文明国家整体的一个突出特点，用今天的话还可以说：道德力量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软实力”。无论是中华文明的软实力，还是整个文明国家的突出特征，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孔子和儒学所具有的这种道德塑造的力量。
01
崇 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话，在《论语》里面有，在《尚书》里面也出现过。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与夏、商所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不断重视“德”的力量和倾向。孔子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周公的思想、西周的文化基础上更加强调“德”的发展。西周也有很多概念———“敬德”“明德”，但是孔子特别强调“崇德”，而且孔子思想中突出体现了“崇德”的精神。
什么是崇德？崇德就是始终把道德放在首要的地位，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要这样，不管是政治、外交，还是国家的治国理政、个人的修身修养，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根本力量，把道德价值作为处理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遵循。对人对事首先要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就是坚持道德重于一切。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正义领导国家，用刑罚管理国家，人民可以服从，但是这个社会的人没有道德心。相反，如果用道德、礼制来领导国家，人民不仅乐于服从，而且也变得有道德心。因此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不相信强力暴力能够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孔子的理想就是要用道德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领导，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这就是孔子“崇德”精神的影响力。
《论语》中孔子的论述思想，谈到国家、社会和个人，谈到什么是道德理想、什么是道德政治、什么是道德美德、什么是道德人格、怎么进行道德修养。这些论述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不是在一个方面，而是在多个方面。所以孔子所倡导的“崇德”的精神，包括在这个精神下阐发的各种具体的论述，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文明，道德的文明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以孔子的这些论述体现作为根本基础。“崇德”是孔子思想总的精神。
02
贵 仁
在《论语》中，孔子有100多次谈到“仁”的观点。“仁”是孔子谈得最多的道德概念，也是孔子最重视的道德概念。这一点在孔子去世后很快就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战国末期，当时思想界大家共同认为，孔子思想最重要的是对“仁”的推崇理解。我们今天说“贵仁”不是我们自己创造赋予孔子思想的一个概念，而是古已有之。
2000年以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明确讲：“孔子贵仁”。“贵仁”就是说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里面，最重视最推崇。古代没有价值这个概念，都是用“贵”这个字来表达，比如“以和为贵”“以民为贵”，就是把“和”（和谐）“民”（人民）看作是价值上最重要的。“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也是孔子思想里面最高的美德道德理论，同时也代表了孔子的社会理想。“仁”在字意上可以说是代表仁慈博爱，同时“仁”在孔子思想里是一个全德之称，是全体代称，代表了所有的东西。
如果从儒家思想来看，“仁”在儒家思想中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既是人的原则，也是最高美德，又是社会理想，还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正是这样，“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里面首要的道德概念。要总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仁”。不管是“仁义礼智”，还是“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首，“仁”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发展的首要概念。
“仁”的含义在《论语》中已经给予了明确的解释，最著名的就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本来是很重视家常伦理，包括孝。如果跟三代以前的思想比较的话，孔子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性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仁”实践的起点本来是最直接的对双亲的爱，但是孔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就是“仁者爱人”。
把“仁”的观念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遍价值，当然“仁”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在伦理上讲是博爱、慈惠，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特别是其中包含了扶弱——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更广泛地来看，还包含着珍爱生命、善待万物。所以“仁”在面对自然世界、面对自然生态上都具有多样性。“仁”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核心，在25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仁”的观念也已经成为中华文明道德精神最集中的一个表达。
近代所讲的大同，包括今天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的基础都是“仁”的观念。孔子不仅突出强调了“仁”的重要性，而且孔子把“仁”展开为两方面的实践原理或实践智慧。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称为“恕”，“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可以称为“忠”。孔子很重视这两方面的原理，所以《论语》中也讲，“忠”“恕”体现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从“恕”来讲，就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也绝不要施加给别人；从“忠”来讲，自己要发展得到幸福，也要让他人发展得到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自己认为好的一定要加给别人，所以这就避免了强加于人的心态和行为，也避免了很多纷争与不良后果。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对儒家文明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儒家的伦理是以对方为主，或者说是互以对方为主。这样，概括说来我们古代中国伦理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儒家伦理的出发点，就是要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别人作为自我的实现意义、把他人当作自我的实践对象。梁漱溟先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具有现代人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的特点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人，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这就是“仁”的伦理的出发点。
“仁”作为伦理的出发点，从1990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了一场世界伦理的大讨论。最后，大家找到了共识，世界伦理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整个世界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揭示出它重要的伦理意义；从整个东方来讲，中华文明2500多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孔子仁学的这一教诲和“忠恕”之道已深入人心，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
03
尊 义
孔子思想里面也有“义”的推崇，还有就是“利”和“义”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也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人认为基本问题就是“义”“利”的关系。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分别不是地位上的分别，而是在道德觉悟、道德认识、道德品质、道德素质上的差异。孔子也讲“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以义为上，就是在任何事情上把义放在第一位。因此如果说中国道德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义利之变的话题，就是从孔子开始就有明确的意识。在《礼记》中，还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说法，表达了与《论语》中相近的意思，比如说《礼记》引用孔子的话说“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把义都忘了，总是去争利，最后的结果，不是家破人亡，就变成亡其身。
到了孟子特别重视义与利，把这一面大大地发扬。到了汉代董仲舒明确地强调儒家的“义”的立场和“利”的追求的对立，这是明确地把“利”解释为功利。按原话“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道义和功利，一定要区别开，义和道义就是指道德的原则。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这个“义”就是道德原则。“利”就是功利原则和私利的要求。
所以从先秦到汉代，应该说“尊义”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在孔子来看，什么是君子？孔子认为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的人的特征和品质是什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尊义”，把“义”置于其他事物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那就是“尊义”。“尊义”在孔子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义”为上，以“义”为先。这样的思想从孔子开始到先秦到汉代的儒学都坚持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道义高于功利，把追逐功利的看作小人——“争利必亡”。
孟子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礼记·乐记》虽然没用孔子的原话来表达，但是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叫“见利而让，义也”。这些都是顺着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思想提出的，都体现了类似的道德思想。我们讲八荣八耻，最根本的适应于“义”“利”两条，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崇德的一种精神体现。“义”代表道德原则，以“义”为先还是崇德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有不同的具体化表达，“义”“利”之辨，一方面是崇德的表现，另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
每个文明里都有其价值观，表达了一种偏好，谁比谁更重要，“义”比“利”更重要，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孟子讲，鱼和熊掌的选择，不仅仅是适用于一个人，也是适用于社会和国家。所以孔子的儒学包括孔子和他亲近的学生，都在不同方面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比如说《大学》里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以义为利”的思想是对前面讲的“义”“利”关系一种新的表达，不是儒学不讲“利”，而是把对“义”的追求看作是最根本的“利”。国家不能只追求财富、富强这样的利益，国家要把对道义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这样深刻的思想，应该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一致的。
我们说今天处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里，现代化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发展，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的“义”“利”平衡。在传统社会，人也是要求“利”，但是在孔子儒家思想的作用下，能够达到一种“义”“利”的平衡。现代社会和文化向着工具和功利的一边片面发展。“功利”跟道义相对。“工具”就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立。价值理性就是有确定的价值目标，“工具”是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和理性化。怎么治理现代社会的弊病，是全世界和现代文明都必须要处理的课题。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可以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片面性或者说偏向形成一种制约，这是它的现代价值。
“义”的概念在孔子思想里一般是指道德原则。到了孔子以后，儒学里面“义”的概念更加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赋予了“正义”的规范涵义。《礼记》“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便突出了义这种规范意义。仁是用来爱的，义以正之，正的是规范的意义，仁义是代表一种规范的力量。
在孔子思想里面，也讲道义，但是并没有把“仁”和“义”同等看待、并列，孔子的弟子子思，子思的学生孟子就已经把“仁”和“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了和“仁”并立的地位。所以孟子以后儒学中不仅单独地提到了“仁”的重要性，而更多地把“仁”“义”并称，使“仁义”成为儒学里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在儒学里边“正义”的涵义特别强调对善恶是非作出明确的区分判断，对惩恶扬善要下果断的决心。并且义不仅仅是个人的德性，也是社会的价值。
今天的现实世界，我们面对现实世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仁”和“义”还有何种含义？“仁”是要导向社会和谐，“义”是要导向社会正义，“仁”要导向“世界”和平，“义”要导向国际正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4
守 中
“守”就是守卫守护，“中”就是中庸。孔子很重视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另外“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时中”，指道德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经过调整能够达到无时不中，避免道德原则跟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应用实践，能够跟时代跟环境的变化相协调，也就避免了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这之中“中”应该说具有很丰富的涵义。“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即是不变之常，尽管时代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不断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同时道德生活里，终归有一些不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普遍原则。
所以“中庸”在孔子看来代表了这样的普世原则。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反对“过”和“不及”，反对有所偏倚。《论语》说：“过犹不及”，所以孔子的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始终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另一方面还提出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立而不倚”。这既是人生的态度，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应该说对中华民族这种思想和态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中”不偏不倚，当然我们人类在实践中有这种偏和倚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庸”的思想利益，总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每一个时代社会上总会有不同的极端主张，但这毕竟是少数。因此，不走极端、避免极端、选择中道，这个中道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要求的选择。因此，“中庸”一方面具有道德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中道思想中庸之德，赋予了儒家以及中华文明一种不极端、稳健的性格。
所以，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时代，都没有发生过极端政策的重大失误，这体现了中庸价值和中庸的思维方法，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起到了一种引导的作用、约束的作用。如果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性格角度来讲，中庸也可以说对中华文明的性格发生了一种塑造的作用，这个性格就是不走极端，接近中道。
05
尚 和
我们选择了四个观点，“仁、义、中、和”来描述孔子崇德的精神表现。应该说孔子以前以及包括跟孔子同时代的一些智者，他们都提出了“和”与“同”的不同，“和同之辩”，“和”就是和谐的和，“同”就是相同的同。
什么是和呢？和，就是不同事物调和在一起；同，就是单一事物的不断重复。也可以说“和”是不同的要素的和谐、相和，“同”就是单一事物的同一，也叫做单纯的同一性。在孔子以前，西周的时代，春秋后期的智者都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孔子的思想也不是自己产生的，也吸收了西周以来的这种思想和同时代的思想精华，所以孔子思想中，这种尚和的思想倾向，继承发展了中国早期的和同之辩的智慧。
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末期的和同之辩，就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的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这样，事物才能够生生不息，才能够不断发展。生命的不断发展，宇宙的生生不息，它的前提就是多样性和差别性的存在；否定多样性和差别性，只追求单一性，这种往往是强迫同一。而“和合”就包含着对于差异性、多样性的包容和宽容，这样的包容、宽容也正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价值的基础。
到孔子就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和为贵”。“和为贵”表达了一种价值的选择和偏好。所以“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起早期的和同之辩来说，既肯定了差别又注重了和谐；需要在差别的基础上来寻求和谐，比早期的和同之辩，可以说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一种和谐观。
当然单独的“和”的观念很早就出现了。在儒家的经典《尚书》里面，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都是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和”这种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一个基本对话和价值。所以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对外交往，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和”，也就是和谐。孔子以后，在“和合”的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和”的和谐意义更加突出了。刚才讲“守中”是以中庸排斥极端，“尚和”就是以和谐取代中庸。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不断追求和平共处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追求。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是主要倡导者之一，积极参与这个共识的达成，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在当代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思想产生在2500年以前，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张基本就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张对于远方的世界应该“修文德以来之”，要发展文化的软实力，发展我们的价值来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当然，“和”不仅仅是对外，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基本价值，也是对内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
因此，孔子思想的主要道德精神可以用“崇德”来概括。具体表现为：把坚持道德重于一切，主张他者先于自我，强调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这些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精髓道义，也必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继续发挥价值引领力量。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