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思敬
2022年1月6日是谢冕先生90岁生日，作为对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评论家、研究者，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新诗史融为一体，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因素，更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
2010年夏天，谢冕（左）和吴思敬在龙家营，诗人海子殉难处
90高龄，每天还坚持慢跑、快走
我是在1980年9月在北京定福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参加《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结识谢冕先生的。在此之前，我已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读到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极为认同，极感振奋。随即我在8月3日《北京日报》上发表《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为青年诗人的创作呼唤生存空间。我早就把他视为我的前辈、同道与知音。
到定福庄报到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他住的房间去拜访他。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诗评家，是那么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兵十分亲切。谢冕住的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较为简陋，硬板床，床上铺着条床单，往下耷拉着半截，能看出床下有一双运动鞋。我好奇地问谢冕，开会还带着运动鞋呀。谢冕说，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他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去跑步，大约万米左右，回来后冲冷水浴，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谢冕的另一个运动方式，是骑自行车。从北大到定福庄，大约40公里，谢冕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有一次，谢冕在我家吃完晚饭，兴致来了，特意要从菜厂胡同绕到王府井南口，然后顺着长安大道，一直往西，骑车回北大。
谢冕到了晚年还有两次令人赞叹的壮举：一次是2008年4月，谢冕主持的《中国新诗总系》编委在杭州西湖开定稿会，会议结束的那天，谢冕要圆他绕西湖跑一圈的梦。当天午后，他从我们所住的柳浪闻莺出发，沿着西湖往北经断桥到白堤，再到苏堤，最后从雷峰塔往东，返回柳浪闻莺，这时的谢冕已是76岁的高龄了。再一次就是他在80岁之后登泰山，此时的泰山已装有索道，但谢冕拒绝乘索道，而是与蓝野等几位年轻人，从山脚下的岱宗坊徒步豋山，经过中天门、十八盘、南天门，最后抵达日观峰，然后再徒步下山。我没有机会与谢冕一起登泰山，却与谢冕一起爬过华山。我爬山累了，总要在路边找块石头，喘口气，歇一会儿。谢冕爬山却是一口气，不一定走得很快，却是扎扎实实地，走一步是一步，实在累了，就在路中站一站，缓一缓，再走，而不会找地方坐下来休息。他说，一坐下来休息，会让人歇懒了，失去了一鼓作气的勇气。
从跑步、骑自行车、登山等习惯，可以看出谢冕对锻炼身体的重视，而且也能看出效果——谢冕如今90高龄，每天还能坚持慢跑、快走，自己料理生活，自己洗衣服，尤其是至今还保持着敏锐的感知能力与对生活的饱满热情，还能让他那富有深度与诗意的文字不断流出他的笔下。从谢冕毕生坚持体育锻炼中还可以看到谢冕人格的一个底色，那就是坚强、有毅力，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走下去，用谢冕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
为新诗的发展繁荣贡献全部力量
201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的谢冕《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说：“谢冕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我要说他一生做了许多事”。严家炎先生说的也是实话，谢冕为中国当代文坛，为中国新诗，为扶植青年诗人，为北京大学……所做的实事太多了，他的“年谱”肯定记不全。但我还是更认同谢冕“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提法。关于谢冕所做的事情，我在2012年所写的《中国当代诗坛·谢冕的意义》一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谢冕以一位评论家的高瞻远瞩，在“朦胧诗”这一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地平线，在中国的年轻的艺术探索者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文献。它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呼唤。谢冕把“朦胧诗”直接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起来，把“朦胧诗”的崛起，看成是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二是对创作自由的呼唤。谢冕是在大一统的政治化诗学中成长起来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种诗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三是对艺术革新者真诚的、全力的支持，为年轻的艺术探索者争取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
第二、对百年中国文学和百年中国新诗的研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谢冕通过主持“批评家周末”，引领一部分青年学者进行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他首次提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与此同时，他把新诗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他所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他所推出的《新世纪的太阳》等专著，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时间节点，上溯1895年前后，下达世纪末，从而在整体上展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走向。
第三、对新诗评论语体建设的贡献。谢冕打破了长期充斥于诗歌评论界的大批判语言和八股文风，他的评论文章，力戒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凸显评论家的主体意识。正是出于对诗歌评论语体的深刻理解，谢冕的文章在诗歌评论界独树一帜。他以诗人的激情书写诗歌评论，笔锋常带感情，他的评论是诗化的评论，不仅以强大的逻辑力量说服读者，更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感染读者。
第四、为诗歌评论界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不仅通过在北京大学设席传道，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通过创办《诗探索》等，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诗歌评论的作者。
以上所说的谢冕四个方面的贡献，可以归结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繁荣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件事上。而谢冕之所以能做出这样大的成就，则与他的人格力量是分不开的。
“我连批判我的文章都不看”
谢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位寻梦者。他为《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所写的导言，题目便是“为了一个梦想”，在2010年两岸四地第三届诗学论坛上他也说过：“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而主持《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新诗总系》等重大项目、创办《诗探索》、建立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新诗研究院等，就是谢冕的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为了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谢冕有时也要忍受强大的精神压力。在《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固然得到了青年诗人和艺术革新者的热烈赞扬，但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抨击。1983年，“三个崛起”受到某些报刊的批判，甚至直接点谢冕的名。当年11月26日，我骑自行车走了75分钟，前往谢冕在北大蔚秀园的家。到他家时，先后有一名谢冕的研究生和一位想报考谢冕研究生的青年来访，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厦门大学来北大进修的青年教师来访。看来谢冕越挨批，客人越多。
1984年1月4日下午我请谢冕夫妇、张炯、杨匡汉来我家聚会，用我新买的火锅，吃涮羊肉。谢冕看来情绪还好，似乎不知忧郁。不过言谈话语中对重庆诗会上某些诗人与评论家的表现还是很失望的。《诗探索》被要求做“检查”，杨匡汉执笔写了一份。张炯请谢冕看一下这份检查，谢冕坚决不看，他说：“我连批判我的文章都不看！”
1984年2月27日，我收到谢冕信，开头称：“一个浑浊的潮流涌来，不少的泡沫和草屑浮在上面旋转。可惜的是，那潮流很快便过去了。那种不怕潮流行动如燕祥者，值得我们深深记在心中。”
在多年来与谢冕的交往中，他常聊起北大的一些教授的轶事。印象最深的，是说林庚先生责任心很强。在严家炎先生当系主任后，每周组织一次讲座，排了林庚一次。为这次讲座，林庚先生连续找了有关人员碰头，安排提纲，有所修改又去找。林庚是研究古典诗歌的，但自己写诗，绝不写旧体，而是写新诗，写他的九言、十一言。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身上要有些布衣气。”
谢冕所称道的林庚先生的责任心、“布衣气”，连同谢冕所说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也正是谢冕自己的学术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场】
把日子过成诗
——谢冕九十华诞暨新书发布会记
文/徐庆全
2022年1月10日下午，谢冕先生九十华诞及《觅食记》新书发布会举行。洪子诚先生坐镇，谢先生的弟子及同事济济一堂。我躬逢盛会，荣莫大焉！
我和先生相识较晚，但从大学开始，即旌旗所向。后来，承接着1980年代“文艺青年”的记忆，我转向对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谢先生更是绕不过的巨大存在。记得是在2012年香山的一次会上得见先生后，趋前求教。蒙先生不弃，得以执弟子礼。
2017年12月16日，在刘福春、高秀芹及李哲诸贤的陪同下，谢先生光临寒舍，带来了煌煌12卷的《谢冕编年文集》，我如获至宝，请谢先生和负责为文集配图的刘福春兄签字留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先生落座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早就想来看看你了。”我感动莫名。先生有句名言：“把日子过成诗”，也成为我风轻云淡地生活的格言。
1月10日的会议主题很富有诗意：“唯诗歌与美食不可错过——90后‘伟大导吃’《觅食记》新书发布会”。这是出自谢先生的高足高秀芹的创意。书是她所在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发布会是她一手操办的。
谢先生的《觅食记》，以吃为经，以情为纬，融吃于情，融吃于意，淡淡浅浅的文字，却有“长夏江村事事幽”的意境。
坐镇会场的洪子诚先生，是谢先生低三级的学弟。与谢先生相比，洪先生身材瘦小，似乎永远是笑眯眯的形象。每当看到他，脑子里就飘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句。
有人说，“冷幽默”是说者不笑听者笑，才有“幽”他一“默”的效果。可是，洪子诚先生的幽默更“冷”，因为他的笑眯眯与所讲的“冷”犹如夏冬，反差巨大，幽默更冷。果然，他的主题发言，追忆与谢先生的交往，亦庄亦谐，妙趣更胜，不时引得一片笑声。
发布会现场。中为谢冕先生夫妇，右为洪子诚先生，左为吴思敬先生
洪子诚先生特意提到了远在福建的孙绍振先生对《觅食记》的评语。
谢先生和孙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学。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那场争论中，谢先生以《在新的崛起面前》开风气，孙先生以《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踵其后，徐敬亚先生再以《崛起的诗群》相呼应，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三个崛起”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谢、孙二位先生南北呼应，也由此奠定了他们在诗歌评论界的地位。
2007年，我采访孙绍振先生时，他谈到了他与谢先生的关系，特别强调说，“三个崛起”嘛，谢冕是开风气之先的，没有他的第一个“崛起”，后两个也无从谈起。孙先生还说：“崛起”这个词，也并不完全是谢冕的发明。记得那时，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文章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谢冕先生大概借用过来，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原文载于2022年1月16日《羊城晚报》A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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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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