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其实根源不在于蒋介石的逼迫过甚，或是张学良
“抗日爱国之情”
的突然迸发；西安事变是基于长征开始的，影响它出现的一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源自长征之后的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审视接下来的生存问题。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
。
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东南到西北，既是解决生存问题，也是寻求靠近苏联影响力更大的地区。这种做法，获得了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对统战政策改变的指示，使得中共红军与对蒋介石心存不满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发生碰撞。
机缘巧合，才致使石破天惊的
“西安事变”
爆发，最终迫使看上去已胜券在握的蒋介石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
的极端错误政策。
红军队伍在陕北站稳脚跟，接连痛击东北军。张学良被逼着重新考虑中共红军的战斗力，东北军还能不能损失下去了；另外，九一八事变后，本是地方军阀出身的东北军失去作为根据地的东北，武器装备、药品物资、兵员等都得不到补充。
而苏联与东北军在东北有着共同的利益：
驱逐日军离开东北亚大陆。
中共红军是唯一能与苏联搭上线的中国势力。最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大部分将士都希望通过抗日回到故土东北，但此时蒋介石坚持执行
的政策严重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东北军士兵照
张学良刚想瞌睡就有人
“送”
枕头过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再次明确：
只要国民党军不再进攻苏区，对日实行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并肩作战。
张学良接收到讯号，遂于1935年10月22日进行初步接触。
1936年1月28日，双方达成四方面协议：
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67军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恢复67军在延安、甘泉、富县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67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
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
而备受南京国民政府排挤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特科传达意思：
赞同你共同抗日之主张，愿前往东北军做张学良的工作，可以与中共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条约，还能与中共建立电台联系。
1936年的秋天，
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三位一体”的西北局面形成，“兵谏”准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三方为接下来的抗日需要，纷纷开办军官训练团，给训练军官大力宣扬中共之抗日主张，解释共同抗日的必要性道理。
十七路军
西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注意，蒋介石收到了消息，但当时国民党正忙于“两广事变”，腾不出手。1936年9月，蒋介石顺利解决了“两广事变”，注意力再次转到西北地区。
此时日本持续向华北方面增兵，意图吞下整个华北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冥顽不化的蒋介石还在盯着中央红军，不顾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一意孤行要彻底剿灭中央红军，为此他还增派大量军队到陕西和甘肃，力求一举拿下中国共产党。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乘坐专机抵达西安，在下榻华清池又宣布了自己新的“剿共”计划，并督促着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按照计划行事。此时的张学良有些犹豫，对“兵谏”的主意摇摆不定，遂向蒋介石再一次提出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旧主张。
张学良为了让自己这份主张显得更有信服力，特别声明这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共同诉求；杨虎城在一旁委婉表示，十七路军愿为抗日赴汤蹈火。蒋介石听完，没任何表示，只是再次强调“剿共”计划不容有失。
蒋介石处理公务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赶往洛阳，不停调兵遣将，湖南、湖北两地原先镇压“两广事变”的30个嫡系师北调。1936年11月初，
绥远抗战爆发
，张学良原以为蒋介石计划变了，所以再次请缨抗战，老蒋再次拒绝。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消极“剿共”、一心抗日
，蒋介石算是看出来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乘专机飞往西安督战。这一次，蒋介石面对面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旅长及以上的军官进行训话，表示需严格执行“剿共”命令。
12月7日当晚，张学良欲再劝蒋介石，被杨虎城拦下，他说
蒋介石是个死脑筋，再怎么劝都没用，我们再找他说这件事，很可能露出马脚
。张学良不听，他觉得蒋介石这人十分骄傲，认为自己等人只会服从，根本不会采取实际行动反对。
不得不说，张学良不愧是做过蒋介石兄弟的人，对他的脾性是摸透彻了。当晚，张学良再次对蒋介石进行建议，而且是痛哭流涕地说，仍未改变其“剿共”心意。事后，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我们为了国家，对蒋已经仁至义尽，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
“干”就是指“扣蒋”。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合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点，东北军上层将领白凤翔、孙铭九等九人一同先至华清池；5点，捉拿蒋介石的行动正式开始。东北军封锁华清池，白凤翔、孙铭九等九人直奔蒋介石的卧室。蒋介石被活捉，陈诚、蒋鼎文等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被十七路军扣押。
1936年12月12日上午，杨虎城和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全国发出通电，说明此次行动的目的，并明确提出八大救国主张。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对此次事变有两种不同看法，故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进攻西安，起兵讨伐张学良部，同时将张学良等人撤职查办；这一派的支持者大部分是黄埔系军人。要是他们真这么干了，蒋介石绝对凶多吉少，活不下来。
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支持者主要是蒋的姻亲嫡系，他们是主和派，主张先和平解决眼前的事，了解张学良等人的实际需求，再救出蒋介石，不要贸然武力讨伐。
两派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没个德高望重的领头人拍板，最后主战派和主和派各干各的。主战派调兵遣将，意图东西两翼夹击西安，以最快的速度镇压此次事变。
当天，驻守洛阳的第46军就迅速开进至潼关，精锐中的精锐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也从南京出发占领渭南。与此同时，何应钦派出大量飞机至西安进行空战侦察，并对三原等地进行大肆轰炸。这是生怕张学良不杀蒋介石啊。
何应钦
而主和派由宋子文和宋美龄找来重要人物去西安了解情况，之后两人也去西安谈判了。
幸好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不偏激，不是真想弄死蒋介石，不然就悬了。
“逼蒋抗日”
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要蒋介石抗日还得这样逼着，也真是够了）。蒋介石被成功捉拿后，认为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必死无疑，遂采取拒不合作的强硬态度。这种反应，脱离了张、杨两人的预料。
十日后的12月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抵达西安，告知蒋介石国内、国外的形势，这才让他放松警惕，不再怀抱着死志面对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要求，表示同意与西安方面谈判。
不曾想，蒋介石似乎是空手套白狼，提出前提条件：
谈定的所有条件均不作书面签署，所有条件均以其领袖的人格担保，回到南京后执行。如果张、杨二人还接受自己的领导，那就必须接受不进行书面签署作为谈判前提条件；如果不答应，那就没必要谈了。
这让杨虎城和张学良犯了难，但也理解蒋介石的做法：
西安事变的扣押和监禁，让蒋介石颜面扫地，其领袖的声望和品格遭到“极大的损害”；若在这种条件下对谈判协议做出书面签署，相当于肯定和放纵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以下犯上的作乱行为，而且这将是他本人对过去的认罪书。
宋子文和宋美龄
唯有不签署书面协议，才能勉强保留蒋介石的颜面，方便其回到南京对外解释。而且蒋介石认为，若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真是
以国家大局为重，势必同意自己的条件，否则就是蓄意侮辱自己
关于这一问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坚决表示：
没有蒋介石签字，绝不释放！
这个意思还联合传达给了宋子文。综合各方考虑，杨虎城和张学良最终不顾军中高层的反对，选择同意了蒋介石的谈判前置要求。
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分将士的不满，宋子文和宋庆龄要求早日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尽早放蒋一事表示赞同。蒋介石好歹是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民党内部党派、地方实力军阀，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关于长期扣留蒋介石在西安，是弊处远远大于利处的。
最终，张学良、杨虎城在与宋子文等人达成10项口头协议后，张、杨都放弃了原先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并由张学良独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种种重大让步，促成了西安事变早早和平解决。
杨虎城照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让步，主要是他们个人的为国公心，其次就是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反应和抉择。但是，这种让步换来蒋介石的怎样报答呢？
12月25日下午4点，张学良毅然决然与蒋介石登上飞往南京的飞机。可这，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张学良抵达南京后，蒋介石迅速派人将其控制起来，将他进行软禁和监视。就这样，张学良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络，这一失就是52年，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才有所放松。李登辉执政后，也就是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这时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他看着外界的一切，感到无比的陌生。
说回张学良刚被扣押之后的事。蒋介石一落地南京，蒋介石就领导着国民党内部的黄埔系着手阴谋报复的事。1937年3月，蒋介石以整编为名，将东北军彻底肢解，不仅压缩编制，还分散驻防。
而杨虎城呢，在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逼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华侨抗日主张。
杨虎城与子拯中、女拯坤
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因爱国的拳拳之心，遂向蒋介石多次发电，要求回国抗日，均遭拒绝。
1937年11月，杨虎城决定回国，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不能领兵就不能吧，他从法国回到香港，刚准备参加抗日工作，就被国民党特务诱至南昌囚禁，被囚禁的还有他的秘书、家人，众人先后被关押在湘、黔、川等地。
1949年，转向亲共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杨虎城，可下面全是蒋介石的心腹旧部，因此命令未能实施。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弃守重庆的前夕，蒋介石下令处理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幼子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军统特务用匕首捅死。8人遗体，还被军统特务用硝镪水毁灭了。而十七路军，其上级军官早在1937年杨虎城出国“考察”时，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彻底融入到国民党军中。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下场，十分符合蒋介石此人的性格和作风；他很矛盾也很纠结，做很多事情都很摇摆不定，对自己的面子看得很重，为人也很骄傲，因此对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处理皆是关押囚禁再做处理（张学良未被处死，很大部分是蒋的妻子宋美龄的功劳）；说恨吧，他只囚禁，最后才杀；不恨吧，他又是把人囚禁了十余年、数十年，给予精神上的折磨。
张学良晚年
所以说，蒋介石心眼小，做事很不干脆利落。若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早知道自己在西安事变中做出这种让步后，还落得这么个下场，即使不杀了他，也会选择不再让步这么大，弄得自己一点人身安全保障没有。
自我检讨的蒋介石
1957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两人的出发点不同，但又殊途同归。刘少奇是想多一点历史客观性，毛泽东主席则不一样，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及：
“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
不得不说，这是毛主席无疑了，真性情。
世间之事，各人观点，皆在评论处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