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史称“西原借款”。他们把东北的修筑铁路、采矿等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段祺瑞政府以为自己占了一个大便宜，实际上却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了隐患。
袁世凯在位时，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吞灭中国，遭到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吸取了前者的教训，便以大量借款为由进行交涉。既缓和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又达到了加紧控制、掠夺中国的目的。当时的日本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条件。于是，日本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不过，日本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出面，而是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日本为了达到目的，背后做了许多工作。
另一方面，段祺瑞担任总理后，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愈演愈烈。政府需要军事武器来镇压运动，可又没那么多钱。所以，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向日本大量借款。其实早在1916年时，段祺瑞就主张“应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与日本商量，是中国自办还是中日合办，或者是由日本人办，以达到中日亲善的目的”。
段祺瑞政府和西原龟三商谈的有八项借款，总共1.45亿日元。每借一笔款项，就需要中国的一项权益进行担保。例如1918年4月30日签订的条款中，日本向中国旧款2000万日元，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
段祺瑞政府觉得只是给日本人一些权益，就能获得大量借款，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甚至认为中国占了一个“大便宜”。借款常常被政府移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用于段祺瑞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外债本利。段祺瑞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进行武力统一，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
“西原借款”让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日本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派遣大批顾问到段祺瑞政府干涉中国的内政，派军官为他训练军队，取得了他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日本在中国取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当初的《二十一条》，也为日本占领东北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