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了一系列借款，史稱“西原借款”。他們把東北的修築鐵路、采礦等中國主權出賣給日本，段祺瑞政府以為自己占了一個大便宜，實際上卻為日本後來全面侵占東北埋下了隐患。
袁世凱在位時，日本大隈内閣曾以強硬态度提出《二十一條》，企圖一舉吞滅中國，遭到了我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日本繼任内閣首相寺内正毅吸取了前者的教訓，便以大量借款為由進行交涉。既緩和了中國人民的不滿，又達到了加緊控制、掠奪中國的目的。當時的日本因歐戰關系增加了商品輸出，有了過剩的資本，為向中國輸出資本提供了條件。于是，日本将資本輸入中國，大量借款給段祺瑞政府。不過，日本不是以政府的名義出面，而是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龜三出面聯絡。日本為了達到目的，背後做了許多工作。
另一方面，段祺瑞擔任總理後，孫中山倡導的“護法運動”愈演愈烈。政府需要軍事武器來鎮壓運動，可又沒那麼多錢。是以，他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向日本大量借款。其實早在1916年時，段祺瑞就主張“應将中國關于農工商礦有價值的開列出來，與日本商量，是中國自辦還是中日合辦，或者是由日本人辦，以達到中日親善的目的”。
段祺瑞政府和西原龜三商談的有八項借款，總共1.45億日元。每借一筆款項，就需要中國的一項權益進行擔保。例如1918年4月30日簽訂的條款中，日本向中國舊款2000萬日元，以中國全國有線電報的一切财産和收入為擔保。
段祺瑞政府覺得隻是給日本人一些權益，就能獲得大量借款，是一筆非常劃算的買賣，甚至認為中國占了一個“大便宜”。借款常常被政府移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用于段祺瑞政府的軍政開支和償還外債本利。段祺瑞利用日本的支援，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進行武力統一，進一步加強了皖系軍閥的實力。
“西原借款”讓日本在中國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權益，控制了中國的電信事業。日本在參戰借款的名義下，派遣大批顧問到段祺瑞政府幹涉中國的内政，派軍官為他訓練軍隊，取得了他編練的所謂“參戰軍”的指揮權。日本在中國取得的利益，遠遠超過了當初的《二十一條》，也為日本占領東北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