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没有州县之制的，有的只是郡县之制，所以说所谓九州，不过只是一种学说，更大程度上或只是诸侯国君们的某种思维而已。
据传楚国是最早推行郡县制度的国家，但是楚国的所谓郡县制度，还相当的粗糙，就是国君并没有真正的拥有对郡县的绝对控制权，比如楚武王刚刚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不久就发动了叛变，可见最早的控制力是相当弱的。
两三千年前的地方行政机制，可能尚且还没有把州县作为固定模式，当时更为先进，且更多的为天子和诸侯们所认同的，还是分封制度，就是天子分给诸侯土地，诸侯划分疆域，对天子直接负责，再下则没有更多层级，诸侯国的那些臣子们，虽名义上属于天子，但实际决断权是控制在诸侯手中的。分封制度，其实只是两级制度而已。
真正后来让诸侯们认识到郡县制的优越性，是因为战争不断，后来不仅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削弱，连诸侯对朝臣的控制也是削弱了。而郡县制度，就是将所谓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切分，诸侯国不再能够拥有绝对存在意义，土地疆域被弱小，地理资源往往也被切割，新的地方行政体系，即是郡县这种制度被推广开来。就是郡县直接隶属于天子或是国君，郡县之长直接对天子或国君负责，作为中间阶层的诸侯或者某些权臣就消失了。
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也极力推广了郡县制度，而这样的制度有个好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了天子或国君身上，那种地方割据力量私自发展的危机似乎是消除了。但其实更大的危机又出现了，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秦始皇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浪费在批阅奏章上面，最后劳心劳力得了疾病也是有所可能。
当然秦始皇或对此有所认识，也是对西周以来的三公制度做了完善，就是在皇帝以下设了丞相，而这位丞相的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国务总理，就是要为皇帝分担众多业务。这位丞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位丞相不过是文官中的首领，军中却丧失了力量，这种考虑当然有其思考，就是要规避春秋以来的权臣做大，比如晋国，齐国乃至宋鲁等国，都曾出现权臣垄断国政甚至改朝换代的事情。
显而易见的是，春秋战国推行郡县制，很好的控制了国家，但是对权臣的权力分割，大致是在秦始皇时代完成的，当六国尽灭，原来那种权臣掌握军政大权的模式就逐渐消失了，继而代之的则是秦国郡县之制加丞相分权的国家管控模式。秦国虽有改革，但是国家的权力依然还是掌握在皇帝，丞相和地方郡县长官手中，国家还没有一套足够成熟的地方管理体系，即便是在秦国地方，也有很多家族力量极为强大，原来六国残存的那些老贵族们，随时都在准备推翻秦王朝。
当年商鞅其实对地方家族力量很是担忧，在变法中就有固定条款，要求一家不能有两个男丁，男子成长到十八岁，就必须要和父母分开居住，而且一家之中只要超过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至少有一个人要去服兵役，地方家族之间如果产生械斗，还会被地方郡县长官抓捕。当然这个制度也只是在秦国推行很是彻底，而六国并不见彻底，而且秦始皇灭亡六国，虽然在大力推行车同规等具有共同规范的国家体系，到六国当年所留下来的数百年风韵，或者是很难磨灭。秦朝后期，地方力量纷纷独立，其中多有地方家族力量。
史书有，“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这也才是设置州县的开始。地方被称为州，也才从此时起。后来汉朝后期有所谓州牧，已成为一郡之最高长官。这些州长的出现，对权力层级其实又进行了再次划分。比如当年郡县长官要管各种事务，权力相对集中，而汉武帝设十三州，而州之刺史，跟郡县长官基本同级，跟当年在都城中的那些监察长官不同，春秋战国时代，地方是少有监察官员的，即便所谓监察也是在战国后期，在春秋时代所谓监察，是大多是周天子以分封监国来实现的，监察的只是某个地区，而无法监控诸侯或者权臣们的作为。秦汉以后，每个地方上的州之刺史，就逐渐开始承担监察之责，对权力的监察更多地覆盖到了更为广阔的层面。
中国之地方行政管理，也即不再是单纯的两级，而是更为多元的管理和监控体系。天子分封和郡县掌管的单一模式也呈现为更为规范的体系，皇帝的权力依然集中，但是朝堂之中，乃至地方之下，都有了更多可以分担责任的臣子，政治更为成熟，国家更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