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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意在探讨古风时代希腊重装步兵兴起的证据与政治含义，首先回顾了学术界有关重装步兵兴起的争论，接着概述了荷马时代与古典时代士兵和军队的构成与战斗特征，认为古典时代典型的步兵方阵战法，的确需要到古风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寻找。提尔泰的诗歌与奇格陶瓶成为重装步兵兴起的直接证据。他们是相对富裕的公民，又是士兵和土地所有者，在成为战场上主力的同时，他们也在政治上开始扮演角色。僭主政治的流行，与重装步兵主动的支持或被动的接受存在一定关系。僭主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也呼应了重装步兵的诉求。
围绕重装步兵兴起的争论
重装步兵的兴起是古风时代希腊历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所谓重装步兵，古典时代一般称为hoplite，根据公元前1世纪希腊作家狄奥多鲁斯的定义，重装步兵的名称源自他们使用的盾牌。在其《历史文库》第15卷第44章第3节，狄奥多鲁斯谈到，“重装步兵的名称最初来自他们使用的盾牌（aspidon），犹如轻盾兵（peltast）的名字来自他们使用的轻盾（pelte）。”长期以来，学者们把它视为标准定义，并将其与阿尔哥斯军队的盾牌联系起来，进而由此推论公元前7世纪左右，希腊人军事上发生了一次重要变革，军队的主力从荷马时代的贵族骑兵变成了主要由中等阶级的农民组成的重装步兵。由于他们军事上地位的上升，转而要求政治权利，导致了古风时代政治上的变革，典型表现是僭主政治的兴起以及所谓重装步兵民主的出现。在她的长文中，罗利美尔从考古资料入手分析了重装步兵装备的出现以及交战方式在古风时代的演变，接着从阿基罗霍斯和提尔泰的诗歌中，找到了对重装步兵交战的文学描写，断言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重装步兵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并且产生了它独特的战斗方式。[1]安德鲁斯更进一步，首次将重装步兵的兴起与阿尔哥斯和科林斯的僭主政治联系起来；[2]斯诺德格拉斯证明，重装步兵装备的采用可能系上层阶级首先使用，后逐步推广给由农民组成的步兵。萨尔蒙论证，虽然艺术作品中表现重装步兵交战场面的出现的确稍晚于僭主政治的兴起，但那可能受制于艺术家的表现手段，因为要在瓶画上表现列成方阵的重装步兵，需要较过去更加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法，而那需要时间试验。因此重装步兵交战方式的出现，应当略早于著名的奇格陶瓶，从时间上看，仍与僭主政治在希腊的兴起吻合。[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似乎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撑。他提到，“在希腊人中间，王政之后的第一个公民团体由战士组成。最初这些人是骑兵，因为战争的力量和突出之处在于骑兵。由于缺乏组织，重装步兵没有用处，同时考虑到古时的人民中并不存在这类事务的经验和战略构造，因此他们的力量在于骑兵。但随着城邦的成长，那些拥有重型装备的人变得强大起来，于是更多的人就分享了政治权利。”[4]从年代上看，骑兵正与荷马时代对应，而步兵正与古风时代的战争方式相合。
重装步兵
（公元前5世纪）
可是，这种看似既有史实支撑，也有理论基础的论述最近遭遇了挑战。首先，是狄奥多鲁斯本人作为史学家，以不可靠知名，而且他本人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在他论述公元前7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历史时，他的可靠性更低。其次，狄奥多鲁斯本人的记载并未提供将重装步兵名称与其盾牌联系起来的证据。在谈到盾牌时，狄奥多鲁斯用的词并非与重装步兵（hoplite）有关系的术语hoplon，而是aspis。在古风时代的文献中，盾牌的确经常被称为阿斯皮斯。如果说轻盾兵（peltast）的称呼来自他们使用的轻型盾牌（pelte）比较合理，重装步兵的称呼hoplite与他们的盾牌阿斯皮斯之间并不存在类似的关系。[5]第三，hoplite专用来指代重装步兵的情况最初出现在品达的诗歌中，后来出现在埃斯库罗斯等尤其是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作品中。而在古风时代，这类证据很少或者基本没有。因此学者们推测，排除骑兵和轻装兵、弓箭手等参与的纯粹重装步兵的战争，可能是希波战争以后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才成为支配战场的决定性力量。至于古风时代，虽然可能有重装步兵存在，但他们都是与轻装兵、弓箭手等一起出现，而且交战方式仍比较随意和松散。[6]另有部分学者论证，所谓重装步兵的集团作战并非古风时代的产物。早在荷马时代，类似的交战场景已经出现。果真如此，则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把古风时代政治的变革与重装步兵联系起来。[7]于是，重装步兵的起源以及因此产生的可能的社会变革，都一一被解构。然而，新的解读是否如黄洋所说“对传统观念的如此质疑也许走过了头。就算不存在所谓的重装步兵改革或者革命，但没有人能够怀疑，至少在古风时代早期，群体性作战已经是主要的战争方式，即城邦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于一个超出贵族集团的比较广泛的群体。而如果在《伊利亚特》中，普通兵士已具有一定的参与讨论的权利，难道不能想像古风时代城邦主要的军事群体对政治参与有所诉求吗？希腊古风时代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社会变迁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也许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8]下文中我们会通过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试图重构重装步兵起源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首先从荷马时代的战争和士兵说起。
手持aspis的重装步兵
（公元前5550年的陶瓶）
荷马时代的军队与战争
荷马史诗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军队及其武装构成的多样性。军队有众多不同的兵种。首领即所谓的英雄们大多使用战车为交通工具，但进攻和防御的武器百花齐放。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兵种和武器颇为不同，有战车兵、弓箭手、手执长枪的步兵等。每个士兵，包括军队的统帅们在内，装备极其多样。特洛伊弓箭手潘达罗斯用的弓是用野羚羊角制作的，弓弦是牛肠的；而希腊方面的透克罗斯的弓弦是自己搓的，经常更换。长枪的规格也不一样，一般有两支。一支的功能主要是标枪，在双方接近时掷出，另一支用于近身肉搏。但长枪质地与规格都不同。阿克琉斯的长枪枪身是帕利昂山上的白蜡树做的，一般人根本举不起来；其他人的枪则要轻得多。此外，英雄们还会携带长剑和匕首，偶尔甚至使用战场上就地发现的石头等。防御性武器中，英雄们大多有头盔、胸甲、胫甲和盾牌，部分人还有护腰的腰带。它们的样式和质地也同样有所不同。麦里奥涅斯的头盔是野猪牙的，特拉叙麦德斯的头盔类似牛皮帽。[9]阿伽门农的头盔又有所不同，是“一顶四饰槽双脊盔”，[10]阿克琉斯的头盔出自匠神赫淮斯托斯之手，盔脊由黄金制成。[11]胸甲像头盔一样不统一。阿伽门农的胸甲来自塞浦路斯，“由10条碧蓝色珐琅饰带、12条黄金饰带、8条锡饰带组成，两侧各有3条珐琅蛇蜿蜒至甲颈，有如空中彩虹。”狄奥麦德斯的胸甲比较普通，用青铜制作，价值9头牛。格劳科斯的胸甲则是黄金的，价值100头牛。[12]军队装备的差异，必然造成战斗方式的不同。
《伊利亚特》第8卷第245-253行
（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
抛开个人发动的私掠行为不论，在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中，战斗方式五花八门，总体印象是流动性大。如果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如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军队，哪怕军队开战前是一个整体，一旦战斗开始，立刻变成多个中心，因为领袖和他们的伴侣组成了军队的核心，普通士兵围绕着这些首领与朋友战斗。一旦领袖们受伤或退出战斗，他们的朋友与普通士兵也随之退出。所以当阿凯亚人决定向特洛伊人发动进攻时，虽然阿伽门农亲自巡视战线，但情况并不理想。在正式参战的人中，奥德修斯率领的克法伦尼亚人、伊多麦纽斯统帅的克里特人、狄奥麦德斯麾下的部队，战斗中显然不够积极，拉在了进攻部队的后面。而涅斯托尔把他的战车部队摆在前排，步兵放在战车之后，将不那么勇敢的士兵夹在他们中间，组成了类似方阵的阵形。[13]战斗一旦开始，统帅大概也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整个阵线因参战人数的变化时长时短；有些部分前突，有些部分则落在后面；整体上看，战线相当松散，士兵和将领们在阵线中来去自如，可以自由挥动长矛，抽出佩剑，或者离开和进入战场。当伊多麦纽斯、奥德修斯、阿伽门农等人受伤后，他们毫无阻碍地离开了战场。战斗形势不利时，奥德修斯抛下处境危险的涅斯托尔，自己逃向船边。当墨里奥涅斯的长枪没有击中德伊福波斯时，他立刻躲到同伴中间，然后回到营地取枪。[14]很多时候，甚至战车都可以在战线中来回奔驰，如入无人之境。“很明显，任何战斗开始之初可能存在的队形，即使不是很快解体，那在第一次突破后也不复存在了。同样明显的是，队形在荷马式的战斗中无关紧要。”[15]
在那些参战的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战斗，而只是各支军队的前锋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卷入了战争的旋涡，大部分士兵仍作壁上观。拉塔克兹认为，荷马的战斗分成3个阶段。先是前锋部队以密集队形相互接近，然后是领袖们步出队列，向对手挑战，而大部队在后面等待和观战。最后是英雄们回到同伴中间，大部队再接战。普里彻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前锋之间的战事是在大部队交战过程中队形被突破之后发生的情形。[16]凡韦斯所做的分析最具说服力。“实际上，前锋类型的战斗在战役过程中一直存在，而且并不总是可以一贯地归之于溃败或者战役的任何一个单独阶段。有关前锋式战斗的叙述，在集体的面对面交战之前和之后都出现过，在远距离的交战中，好象没有任何转换或者中断，就直接出现了。”“所以，我以为，除非人们认为荷马对战争的描写完全不合逻辑，否则唯一的解释就是，集体与个人交战的情景所描述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那些以无数箭矢飞动，人们‘成群向前冲击’，或者集体的劈、刺等话语所描写的，并不是群体的、密集的队形之间的交战，它们所描绘的，不过是大量将士按照在单兵作战时的那种方式在射击、攻击、按照英雄们的方式在战线中进退而已。另一方面，那些有关英雄们单挑的叙述，不过是在散开的士兵群体中，在近距离按照同样的方式搏斗而已。”[17]所以，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战斗开始之初，战士们结成密集的队形，向敌人逼近，然后逐步散开。某些人很快就接近了敌人，战斗一开始就与对方阵营中同样性急的人交上了手，而那些更谨慎的人甚至还没有进入标枪射程之内，另外一些人可能拉得更远，尚未进入危险区域。士气高昂时，他们可以继续前进，如果不够积极，也可能留在后面；那些已经与敌人短兵相接的人也可能后退，整个队伍不断在流动。战斗进行过程中，当危机出现时，可能会将大部分人拖入战斗，战线其余的人也可能赶来增援。当危机过去后，聚集起来的人也随即散去。不过，在整体战术上不会有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人数，英雄们的武艺和勇敢，都有了发挥作用的余地，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战斗。进入战斗过程的，始终只是全军的一部分。
当一方阵线被突破之后，因为并非集团作战，所以重新把军队聚集起来进行反击并非完全不可能。伊多墨纽斯杀死阿尔卡托奥斯等3名将领之后，特洛伊人的阵线一时混乱，德伊福波斯决定找人增援。埃涅阿斯率领部下到来后，双方围绕着阿尔卡托奥斯的尸体大战一场。[18]当特洛伊人大举进攻阿凯亚人的船只、并且取得优势、突破阵地时，波塞冬化身为卡尔卡斯，鼓舞起两个埃阿斯的斗志，接着海神把那些身心俱疲、逃到船边休息的希腊人组织起来，“他们立即在两个埃阿斯周围布起强大的阵势……他们是军中最杰出的将士，投枪林立，盾牌连片，等待特洛伊人和赫克托尔到来。战斗队列紧密得一片圆盾挨圆盾，头盔挨头盔，人挨人，只要他们一点头，带樱饰的闪光头盔便会盔顶碰盔顶，手中的长枪稍一抖动就会被扭弯，人人凝视前方，等待面临的拼杀。”虽然特洛伊人在赫克托尔率领下奋力冲杀，但终没有能够撕开防线。[19]
最后这段话把我们带到了荷马式战斗中最为异常的一个场面：士兵们被集合起来，组成密集的方阵。但是，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而且它们随时可以解体，因为在随后的战斗中，当对手被击中死亡后，胜利的一方会冲上前去剥取对手的铠甲。[20]如果双方真的是面对面的群体交战，这样的事情显然难以想象。此外，在战斗过程中，伊多墨纽斯、墨里奥涅斯两人先后离开战场，回到营帐中取长枪，穿铠甲。穿戴完毕后，两人再度加入战团。[21]两人在离开和重新加入时，都不曾受到任何妨碍，自己一方的阵势，似乎也未因两个重要人物的离去，受到本质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出现在争夺帕特洛克罗斯尸体之时。当时形势非常危急。率领希腊人反攻的帕特洛克罗斯已经阵亡，而为了争取阿克琉斯的好感和重新出战，不能让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落到特洛伊人手里。麦涅拉俄斯首先冲了过来，同时呼吁其他英雄前来救援。虽然埃阿斯等人立刻率领增援部队赶到，但特洛伊方面也集中了赫克托尔等最优秀的将领，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埃阿斯指挥之下，希腊人“用盾牌把帕特洛克罗斯严密地围住，举起长枪，埃阿斯不断巡视，严厉地命令他们，不许他们从尸体旁边后退一步，也不许他们离开其他人上前迎敌，只准他们紧紧地围住尸体作战。” [22]在争夺尸体的战斗中，希腊人没有像往常那样松散自己的队形，最后依靠顽强的毅力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如凡韦斯指出的那样，在所有的战斗中，这样的方式是例外而非常例，是一种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举措。在其他的战斗中，没有任何人实际被禁止离开队伍，也没有任何队形不曾受到敌人单兵的进攻，更没有任何密集队形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继续保持完整。[23]此外，采用这种方式的，是无可奈何的处于劣势的一方，而非进攻的一方。从史诗的描写看，特洛伊人的队形仍然比较散乱，进攻的成效不够明显。
阿克琉斯照顾受伤的帕特洛克罗斯
（公元前500年阿提卡陶瓶）
从以上的分析看，荷马式的战争中，虽然在进攻之前，士兵们可能有一定阵型，但在行进和战斗过程中，队形往往松散，单兵作战是常例。在对几何陶时代（公元前900-前700年）希腊战争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后，格林霍尔写道：“从荷马史诗的证据中重建的几何陶时代的战役，表明那是重武装的战士之间相当缺乏组织的冲突的图景，他们乘马进入战场，下马战斗，并有马夫陪伴，后者的任务是当战士战斗时，为他控制马匹，方便他随时快速重新上马追击或逃跑，或者在战场上移动。”[24]所以，古典步兵方阵的产生，还是应该到后来的时代去寻找。
古典时代重装步兵的装备与战斗特点
另一方面，出现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作家笔下的战斗，与荷马时代迥然不同。那是一个以重装步兵为主力、依靠军队整体的力量决胜的时代。作为重装步兵，他拥有一套基本的装备，虽然在不同城邦它们略有差异，但大体包括头盔、胸甲、胫甲、盾牌、长矛和短剑。这套装备并不是一次性而是逐步采用的，有些武器如长矛、头盔等，在荷马时代已经出现；有些武器和装备从西亚，可能是亚述传入；还有些可能从中欧地区传入，少部分系希腊人的发明。为适应希腊人的需要，有些装备经过了改造。以盾牌为例。荷马的盾牌有大有小，大者长可及身，小者甚至不能保护自己。有些士兵没有盾牌，需要躲藏在其他士兵的盾牌之后，或者利用自然地形的掩护。古风时代早期的盾牌中，也有相对较大者，还有略呈长方形的，最后才演变成重装步兵使用的直径在80-100厘米的圆形盾牌。[25]到公元前7世纪前期，这套装备基本齐备。头盔一般为科林斯式头盔，为金属打造，上有盔脊，可能还有盔缨，不仅保护脑袋，还保护着面颊和面部，只露出鼻孔与眼睛等部位。胸甲和胫甲也都是金属打造。胸甲保护躯干部位，前后都有，重量可能达到20千克，也是所有装备中最为花钱的一件。盾牌是重装步兵的标志性配置，为一圆形、中央凸起的物件。它一般为木料，外覆青铜或牛皮，正面有国家的标志，有时是字母，有时是戈尔工之类的头像。背后有一个圆环和把手，战斗时士兵左前臂穿过圆环，紧抓住另一边的把手。它既可以保护自己左半边的身体，也可以掩护左手同伴的右半边，或许还可以在战斗时攻击对手。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所谓冲击阶段（othismos），盾牌成为与对手推挤的主要工具。长矛是主要的武器，2米多长，一般是一人一支，偶尔也有带两支的。两军接近时，士兵高举长矛，目标是对方缺乏防护的脖子，或者自盾牌下缘突击，攻击对方同样缺乏保护的大腿根。[26]
重装步兵的盔甲
这样的士兵看起来保护比较周全，但存在严重的弱点。一是笨重，行动受到严重限制。如果将盔甲穿戴整齐，加上盾牌和武器，全部装备的重量约30千克甚至更多。一般来说，希腊人选择在夏季作战。然而炎热的地中海式气候，让穿上盔甲成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煎熬。美国学者汉松曾经让他的学生仿制过希腊盔甲，并且模仿希腊人交战。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打斗后，双方都精疲力竭。因此可以想象，希腊人平时肯定是不穿戴盔甲，在战场上也是在最后时刻才穿上。一旦战斗结束，会立刻脱掉。[27]二是视野和听力受到限制。戴上头盔后，耳朵被保护面颊的金属片覆盖，眼睛只能看到正前方。三是战斗能力受到限制。由于盔甲和武器等相当沉重，山地作战或者攻城和包围城市，都无法发挥重装步兵集体的优势，因此希腊人大多选择在平原地带交战。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士兵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据估计，盾牌和长矛可能需要花费25-30德拉克马；一副青铜胸甲则可能需要75-100德拉克马。头盔的花费与胸甲不相上下。而到古典时代，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不过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德拉克马，一个熟练手工业者一天的工资也仅有1个德拉克马左右。所以，制备一套装备，花费确实不菲，至少需要家资中等以上。如果梭伦第三等级200麦斗的收入同时也是充任重装步兵的标准，则相当于其土地可以提供的收成为8000千克小麦或6500千克大麦，至少需要9公顷或更多的土地。换算成货币，则家产大约相当于一个塔兰特。然而考古发现的希腊人农庄的土地，一般在5-8公顷。[28]因为装备过重，士兵们很少有自己亲自携带装备的，他们或者利用牲口驮运，或者让自己的仆人、奴隶运送。因此，能够制备和使用这套装备的，足以被列入小康阶层。受此限制，并不是城邦所有人口都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以雅典为例，公元前490年雅典有30000公民，但能够充任重装步兵的不过9000人左右。在不少希腊城邦，重装步兵或其以上的人，大体也都只能占公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29]尽管如此，与主要依靠骑兵比较，它仍足以让城邦中相当数量的人口加入军队，大大扩充了军队的来源。
雅典战士的盔甲示意图
重装步兵装备的这些特征，造成了希腊战争某些独有的特征。用奥伯的话说，是希腊人发明了一系列战争规则，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规则进行战争。用康纳的话说，是希腊人的战争具有象征意义和仪式化特点。例如，战争开始前会派人向对方宣战；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轻装兵、弓箭手和骑兵的作用相对次要；战争过程中，一般不采用伏击战，更青睐战场上正面的冲突和决战；战斗的地点，是相对平坦的地方，而不是山地或者崎岖之处；战斗过程中，双方列成方阵，相互逼近并且通过推挤打垮对方阵线；对待战败的一方，很少穷追猛打；战败者的俘虏会在缴纳赎金的情况下被释放；很少有以完全征服对手为目标的战争，胜利者大多会带着战利品回国。尽管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这些规则有所变化，偶尔会遭到破坏，但至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人大体遵守着这些不成文的约定。[30]
重装步兵方阵的发端：文献与考古证据
那么，希腊人这套独特的战争规则和方式到底发端于何时？前文已述，荷马时代的战争以军队的多样性和战场上的流动性为基本特征，而到古典时代，重装步兵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他们之间的战斗，成为最主要的决胜方式。目前留下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这套装备和战斗方式已经大体定型。从文献角度看，我们有阿基罗霍斯和斯巴达诗人提尔泰的诗歌。他们大体都属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前者本为帕罗斯人，后到爱琴海北岸的塔索斯岛充当雇佣兵。他提到自己拥有的盾牌和长矛，而且显然非常重视自己的那两件武装。长矛被认为是他生活的来源，盾牌则只有在逃命时才会丢弃。[31]在古代传统中，提尔泰一般被归于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时期。他的诗歌最为清楚地表现了重装步兵交战的基本特征：
那些敢于坚定地并排站立，
在面对面地战斗中向前排推进的人，
死去的数量较少，并能够拯救他背后的人，
但如果他们颤栗，丧失了勇气……
如果被长矛从后背贯穿，
就是一桩耻辱。
让每个人两腿分立，站稳脚跟，
咬紧牙关，面对敌人，
大腿和胫部、胸部和肩膀，
全都掩护在宽大的盾牌之下。
让他右手舞动凶猛的长矛，
头盔上的羽冠令人生畏地摇曳。
让他在残酷的行动中学会杀敌，
不是举着盾牌远离战火，
而是加入战斗，短兵相接，
用长矛和短剑消灭敌人。
脚挨着脚，盾牌贴着盾牌，
头盔挨着头盔，羽冠缠着羽冠，
肩并着肩，这样去战斗，
手上紧握着长矛或短剑。
轻装的战士们，你们以盾牌
为掩护，用石头砸向敌人，
把你们的尖头的标枪投向他们，
有力地支援重装的部队。[32]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是对集体的强调。士兵们排成阵势，相互依靠。因为在“脚挨着脚，盾牌贴着盾牌，头盔挨着头盔，羽冠缠着羽冠，肩并着肩”的激烈交战中，任何人脱离阵线，都将意味着全军的灾难。这里的战斗方式，也是典型的重装步兵式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短剑。只是这里似乎还属于重装步兵早期的战法，轻装兵和投石手还能够加入战斗，投出他们的石头和标枪，并能给敌人以杀伤。在另一首诗歌中，提尔泰表达了大体相同的意思，激励年轻人为国奋战。那样，“他活着的时候，是人们欣赏的奇迹，妇女们渴望的对象；如果他在前排倒下，他是英俊的。”[33]
重装步兵的装备和战斗方式可能是逐步采用和扩散的。它大约首先起源于南希腊的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后被其他地区的希腊人采用。约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埃及法老普萨麦提科斯利用卡里亚人和小亚细亚希腊人雇佣兵的支持，击败其他对手，建立埃及历史上的第26王朝。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希腊人雇佣兵被称为从大海上来的青铜人。[34]这次的成功为希腊雇佣兵赢得了市场，他们从此在埃及定居下来，并且成为埃及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斯入侵埃及之时，双方都有希腊人参战。
重装步兵交战在考古上的表现，最为典型的是奇格陶瓶画。陶瓶大约属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原始科林斯风格。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它表现的并非重装步兵实际交战的情形，而是两支军队即将交战前的情形。两边的士兵列成数列方阵向前推进，士兵着装整齐，整套重装步兵装备几乎一样不缺，有头盔、胸甲、盾牌和长枪，只是缺少胫甲，因此裸露着大腿。这可能是艺术家疏忽，也可能是希望表现战士的肌肉。盾牌正面有清晰的标志，背后则能看到臂环和抓手。长矛高举过头顶，作势下刺，目标是对方的脖子。有意思的是，方阵旁边还有一位笛手，不曾穿戴任何盔甲。在后来的斯巴达军队中，确实有这样的笛手，据说意在协调军队的步伐，压制那些冒失前冲之辈。一旦交战开始，他肯定会闪开。[35]
重装步兵作战（Chigi Vase）
大约属于同一时期的考古文物，还有所谓柏林油瓶，它同样表现了两支重装步兵交战的情况，士兵的头盔、盾牌和胸甲清晰可见。但这里的战斗似乎正在进行中。有些军队在向前推进，有些在撤退，有些士兵已经受伤，有些则尚在穿戴盔甲。大约同一时期的雕刻对重装步兵的兴起也有所反映。斯巴达阿尔特米斯·奥特亚圣地出土了形式和质地几乎雷同的铅质雕像，它们都戴着头盔，穿着胸甲，可能体现了斯巴达人对所谓平等的重视。重装步兵的青铜雕像出现稍晚，约属公元前6世纪。这些士兵也都戴着头盔、左手执盾牌。只是艺术家不追求完美，居然让士兵裸露下身。头盔的形状，也不完全一致。[36]无论如何，考古资料和文献都表明，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重装步兵已经成为希腊军队的主力。此后的两百多年中，他们一直是战场上决定性的力量。[37]
重装步兵与古风时代希腊的政治变革
重装步兵的兴起及其成为军队主力，对希腊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作为重装步兵，他不仅必须是公民，而且必须是家资中等以上的公民。他需要自备武装和给养参加战斗。如前所述，自备武装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的变革，的确让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殖民、从事手工业或商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但即使到古典时代，大多数希腊人仍仅能维持温饱。如果雅典的数据可信，则希腊城邦的自由民中，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能够充任重装步兵。公元前490年左右，雅典公民大约3万人，但马拉松战役那样的关键时刻，雅典能够出动的重装步兵不过9000人左右。公元前479年出兵普拉提亚时，阿里斯提德等人统帅下的雅典军队8000人。当然那并非雅典公民的全部，因为当时雅典相当一批人在战船上，那里显然也有一部分重装步兵。[38]即使到古典时代，雅典人在盟邦占据土地，享有帝国带来的收入，但这样的状况仍无根本变化。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31年，雅典能够出动的公民重装兵约13000人，另有16000名左右用于驻防的重装兵，可能是20岁以下或50岁以上者。[39]雅典当时无疑是希腊世界最为富有和繁荣的城邦，现代学者们估计雅典那时的公民人数在4-5万人。[40]也就是说，能够充任现役重装步兵的（加上骑兵1000人）仍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城邦情况可能类似。同样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科林斯、麦加拉、西库翁等希腊著名城邦，分别出兵3000-5000人，[41]作为斯巴达的盟邦，一般只有公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能参与公共事务，其资格就是重装步兵。[42]这样看来，与财产更少的公民比较，充任重装步兵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特权。说是义务，因为他们需要执干戈以卫社稷，那经常意味着受伤甚至付出生命。说是特权，因为与那些无力负担重装步兵装备的人来说，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一般来说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仍以雅典为例。梭伦时代，第三等级以上的公民可以出任雅典国家的低级官职，包括梭伦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的议员和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日常管理之中。公元前457年，第三等级的公民终于可以出任执政官。第四等级的公民，尽管有公民资格，在梭伦时代只能出席公民大会，不得担任官职。到古典时代，这条规定也并未正式取消，所以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公民理论上不能出任任何官职。尽管很多人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第四等级的公民也可能出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高级官职，但那终归属于“潜规则”。[43]所以，重装步兵不仅在军事上自视高于轻装兵和弓箭手等，而且在社会和政治上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身份，把重装步兵与轻装兵、后来还有海军水手区别开来，成为城邦中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44]
第二，重装步兵同时是土地所有者。古风时代社会经济的变革，确实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处境。然而从本质上说，希腊城邦居民的主体仍是农民。作为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资格，是要拥有一块由黑劳士耕种的土地，并且能够向共餐团提供必要的粮食等。雅典的规定没有那么严格，但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土地问题；梭伦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是取消债务，让土地重获自由；他划分公民等级的基本标准，是土地的收入。[45]古典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口号，是重分土地和没收财产。[46]雅典外侨受到的重要限制之一，是他们不得购买土地和房屋。由此决定的希腊战争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入侵者会把军队开入对方最好的平原。如果对方拒不出战，则会采取破坏庄稼（通常是放火，那会烧掉大片成熟的麦子）、砍掉葡萄藤和橄榄树等手段。希腊城邦狭小的领土，不多的可耕地，农民拥有的土地的相对平均（大多在10公顷上下），意味着这样的破坏效果立竿见影，尤其是城邦的上层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的土地大多集中在相对较好的平原上。虽然单纯的粮食种植恢复可能较快，但破坏也最为严重，代表着一年的主要收入被消灭。对葡萄藤和橄榄树的破坏难度相对较大，然而这些果树一旦被砍，大多需要多年培植才能重新获得收成。[47]“在希腊许多地区，一年（收成）的丧失意味着艰难，两年被剥夺就意味着饥荒。”[48]作为农民，没有多少人能够容忍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被破坏，甚至发生饥荒。所以，面对入侵者，农民要么屈服，要么出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斯巴达人对战争抱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只要将大军开入阿提卡，则雅典人必然迎战。那时斯巴达人凭借他们强大的陆军，就可以摧毁雅典的抵抗力量，在三个月内逼迫雅典投降。即使雅典拒绝迎战，斯巴达人的连续破坏，也将在三年内迫使雅典对斯巴达低头。[49]虽然斯巴达此举并未达到目标，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仍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破坏对雅典人士气的打击和影响。[50]公元前389年，斯巴达人入侵与阿凯亚人有纠纷的阿卡那尼亚，洗劫了后者的一些城市，但并未能够迫使阿卡那尼亚人屈服。当斯巴达人准备回国时，阿凯亚人抱怨说，斯巴达人至少应当阻止阿卡那尼亚人种植下一季的庄稼，但阿盖西劳斯称，如果让阿卡那尼亚人种上庄稼，则来年他们更容易屈服。第二年春天，阿盖西劳斯如约出兵。阿卡那尼亚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不仅与阿凯亚人签订了和约，而且成为斯巴达人的盟友。[51]
阿卡奈人的好战，狄凯奥波利斯私下签订的和约，阿卡那尼亚人对斯巴达的屈服，都表明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大多数城邦，公民的大多数是农民，希腊的城邦，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农民公民构成的。组成军队的，也是农民。除斯巴达人外，他们平时可能自己训练，战时受召加入军队。从阿尔凯乌斯开始，希腊作家就不断强调，组成国家的是公民，不是石头的城墙。最为经典的定义，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就是公民团体。[52]现代学者也意识到此点，埃伦伯尔格早已指出，“城邦源自武装的人民，它本质上是一个公民的国家。这两个事实使保卫国家成为其人民的核心问题。当时根本不存在义务兵役制，而是相反，服役的能力是成为全权公民的资格。”[53]体现在具体制度上，就是重装步兵一般是所在城邦的全权公民，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公民大会，至少在法律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一个城邦政策的，尤其是在宣战、媾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都是公民大会。出席公民大会的，又主要是农民身份的公民。农民、公民战士和土地所有者三种身份的合一，让公民在面对外来入侵时，必须奋起保卫自己的土地。古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强调，农民是最优秀的战士，现代学者也公认，农民和士兵的结合，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54]
第三，重装步兵的战斗方式，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集体主义精神。重装步兵的战斗，重视集体的力量，而不是荷马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重装步兵笨重的装备，有限的视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限制了个人单兵作战的能力，要求他在集体中求得安全。无论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农民，都是如此。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都形象地刻画过战场上重装步兵交战的情形：士兵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盾牌连着盾牌，相互保护。由于左边的第一个士兵需要依靠自己右边同伴盾牌的保护，因此不自觉地会向右靠，导致整个方阵一般会向右延伸。实际交战中，重装步兵的正面防御力量较强，有头盔、胸甲、胫甲、盾牌等，攻击力量略有不足，只有长枪和短剑。尤其是最后的决战，几乎就是双方的角力。在发动进攻或者退却时，最重要的是保持队形完整，不要有任何让对方攻击的空隙。否则队形一乱，让对手杀入阵中，撕开防线，意味着全军的溃败。这样一种战斗方式，要求任何人都必须坚持自己的位置，任何脱离大队的单独行动，无论是贸然攻击，还是擅自撤退，都将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也是提尔泰等为何一直告诫自己的同胞必须坚守阵线，即使阵亡也绝不后退的重要原因。将军的指挥，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布置战术、发表过鼓舞人心的演说后，他们要回到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与其他士兵没有明显差别。在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中，常有统帅阵亡而战斗取得胜利的情况发生。[55]所以，希腊的步兵方阵战法，有助于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发展。士兵的装备固然可能有些区别，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会制备更加昂贵和豪华的武器与盔甲，一些士兵可能训练更好，也更有勇气，因此经常在前排战斗。即使在古典时代，也能见到把战斗力较差或比较胆怯的士兵夹在方阵之中的现象，但在方阵的决战阶段，所有士兵无疑都尽了一份力量。[56]准此而论，重装步兵的集体主义和平等原则，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我们应当牢记，在希腊城邦中，除这些公民充任的重装步兵外，并无其他常规武装力量存在。他们作为公民的上层，财富的主要所有者，其中相当部分人还拥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经历，当他们向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表示不满时，后者很难有力量阻止。古风时代后期，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成为军事变革的一个必然结果。[57]、
最后，有必要论及重装步兵与僭主政治之间的关系。自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一系列城邦中产生了以个人专权为特征的僭主政治。它们大多产生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城邦中，如科林斯、阿尔哥斯、西库翁和雅典等地。修昔底德将僭主政治的兴起归于社会经济的发展。[58]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似乎给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撑。他提到，“在希腊人中间，王政之后的第一个公民团体由战士组成。最初这些人是骑兵，因为战争的力量和突出之处在于骑兵。由于缺乏组织，重装步兵没有用处，同时考虑到古时的人民中并不存在这类事务的经验和战略构造，因此他们的力量在于骑兵。但随着城邦的成长，那些重型装备的人变得强大起来，于是更多的人就分享了政治权利。”[59]安德鲁斯向前迈进一步，把僭主的上台与重装步兵的兴起联系起来。他认为，荷马式的战斗让贵族和领袖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民众大多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但重装步兵包含了中等收入以上的农夫，也就是希腊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可以期待，转向重装步兵战略的政治后果之一，是中产阶级开始要求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力，挤入由贵族垄断的领域。”然而贵族拒绝让步，于是僭主代之而起。在讨论了有关菲东的资料和作为及其与重装步兵的关系后，安德鲁斯指出，“如果是他（菲东）组织了新的重装步兵，则问题容易回答。新制度的采用肯定削弱了贵族相对的重要性，这支军队成功的领袖很可能既在国内取得权力，也在国外取得成功。因此，即使他从不曾听说过僭主一词，菲东仍确实是僭主们的先驱者，它典型地证明了下述论点：他们的支持来自重装步兵。”[60]安德鲁斯的论断，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响应。斯诺德格拉斯、萨尔蒙、卡特里奇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他的信徒。[61]黄洋大体遵从了安德鲁斯的意见，“随着荷马式的以贵族为主的英雄作战方式为以重装步兵为主的方阵所取代，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动摇，而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重装步兵阶层上升为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62]不过，最近这种看法遭遇挑战。
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根本上否定所谓重装步兵兴起并引起政治变革之说，路径大体从两个方面入手。凡韦斯等试图证明荷马时代已经出现重装步兵；埃切维利亚等则认为重装步兵是古典时代的现象。[63]无论哪一个成立，都将抽掉重装步兵引发政治变革、尤其是僭主政治的基础。对此我们前文已经从考古和文献两个角度做出说明，证明重装步兵确实是公元前7世纪中期而非那之前已经或那之后才有的历史现象。另一种路径则否认僭主政治的社会革命意义，强调它是贵族内部争夺权力的结果。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僭主本是贵族集团的人物，他们不再愿意受到贵族政治规则的束缚，夺取权力，因此他们的登台，是贵族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回归。他们同时否认僭主政治的普遍性，指出在150年左右的时间里，希腊数百个城邦中也不过出现了27个僭主，且僭主政治垮台后真正走向民主政治的城邦更少。[64]
必须承认，他们的批评有相当的合理性。过于强调重装步兵与僭主兴起的联系，潜在的还包括僭主政治为民主政治铺平道路的看法，明显忽视了僭主政治兴起背景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在不同城邦扮演的不同历史角色。事实上，重装步兵的支持不太可能成为僭主政治兴起的充分条件，因为即使重装步兵方阵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前期，稍早于希腊最早的僭主——阿尔哥斯的菲东，但事实上无论是在阿尔哥斯，还是在科林斯，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重装步兵的支持导致了僭主政治的建立。在僭主和贵族的斗争中，这些刚刚成为重装步兵的平民，可能采取了被动接受的态度。
然而，被动接受也是一种态度。拉夫劳勃指出，这些重装步兵之参与政治，并不一定表现为政治上积极活跃，他们可能仍乐意承认精英的领导地位，但他们会获得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并且在公民大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65]我们不应忘记，在希腊城邦体制下，国家的力量相对软弱，政权主要仰赖于公民团体的支持。须知在希腊城邦中，除重装步兵外，并无其他形式的常备军存在，也没有任何警察等治安力量可以依靠。如果公民阶层不采取行动，或不公开表示反对，那他们的被动接受就意味着支持，即以不作为认可某些人的做法。僭主政治建立的过程，就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而言，似乎就是身为重装步兵的公民团体被动接受的结果。在科林斯，第一任僭主库普塞罗斯曾发起反对统治者巴奇斯家族的斗争。他担任过公民兵统帅，发现科林斯人厌恶巴奇斯家族的统治，转而以科林斯人利益捍卫者自居，利用他们的支持推翻巴奇斯家族的统治，自立为王；麦加拉僭主泰亚格奈斯据称以屠杀富人的牲口赢得穷人支持，登上僭主宝座；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则以自己因支持人民被伤害为借口获得卫队，后扩大卫队夺取卫城，第一次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特斯利用15名重装步兵的支持夺取了权力；米提莱奈的皮塔库斯因为人民的支持掌握了10年的权力。[66]因此，这些僭主的登台，或者有人民直接的支持，或者有人民被动的默认。但是，即使是被动接受，我们仍不能不承认它的重要政治意义。因为在荷马时代，当特尔西特斯批评阿伽门农时，他遭到了奥德修斯的痛打，而那些普通士兵，居然大声为打人者叫好。在那样一个时代，不能设想有僭主政治的产生。公元前632年左右，库伦在雅典发动政变，企图利用自己奥林匹亚赛会冠军的身份与追随者的支持，夺取雅典政权。可是，雅典人当时似乎并未做好接受僭主政治的准备，在麦加克莱斯的率领下将库伦等人包围，由此引出了雅典历史上著名的渎神案。虽然在这次围攻中，执政官麦加克莱斯可能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民众一定程度的反对，仍是库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67]所以，重装步兵对僭主政治的被动接受，暗示他们对贵族政治的不满和对政治变革的期许。这可能是后世希腊作家认为僭主政治得到人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68]而僭主们的作为，也没有完全让重装步兵们失望。不管是在科林斯、麦加拉，还是在雅典和米提莱奈，僭主政治都促成了政治权力向重装步兵阶层某种程度的转移，扩大了城邦政治的基础，促成了各邦政治的相对稳定。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某种程度上由此发端。
最后，是本文几句简单的结论：荷马时代的战争与古典时代以重装步兵为主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前者以流动性和多样性为标志，后者则以统一、纪律和方阵为主要特征。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看，重装步兵及其有关的方阵战法只能发端于古风时代，具体地说是公元前7世纪。虽然它们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吸收了东方文明的成果，也有希腊人自身的改造和发展，但一旦形成，则衍生出与重装步兵相关的一系列战争规则，并对古风时代希腊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重装步兵作为公民的主要阶层，构成了古典城邦公民队伍的基础，它们对变革的渴望，造成了僭主政治某种程度的流行。僭主的作为，在某些方面也呼应了普通公民参政的愿望，扩大了城邦的社会基础。僭主政治统治下及其崩溃后的变革，大体奠定了古典希腊城邦制度的基本框架。
注释
[1]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The Annual of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42 (1947), pp. 76-138.
[2] 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Ltd., 1956, pp. 31-53.
[3]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85 (1965), pp. 110-122; J. B. Salmon, “The Political Hoplit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97 (1977), pp. 84-101.
[4] Aristotle,Politics,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3-345.
[5] J. F. Lazenby and David Whitehead, “The Myth of the Hoplite’s Hoplon”,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46, No. 1 (1996), pp. 27-33;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Classical Philology, vol. 107, No. 4 (Oct. 2012), p. 293.
[6]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 pp. 291-318; J. F. Lazenby and David Whitehead, “The Myth of the Hoplite’s Hoplon”, pp. 27-33; Peter Krentz, “Fighting by the Rules: The Invention of the Hoplite Agon”,Hesperia, vol. 71, No. 1(Jan. –Mar., 2002), pp. 23-39.
[7]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I),Greece and Rome, Second Series, vol. 41 (April, 1994), pp. 1-18; ibid, (II),No. 2 (Oct. 1994), pp. 131-155.
[8]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9] 荷马：《伊利亚特》，10, 257-265，中译文据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下同。
[10] 荷马：《伊利亚特》，11, 41-42。
[11] 荷马：《伊利亚特》，19, 381-383。
[12] 荷马：《伊利亚特》，6, 233-236; 11, 19-27; 18, 478-606。
[13] 荷马：《伊利亚特》，4, 250-456;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p. 221-238.
[14] 荷马：《伊利亚特》，12, 342-372。
[15]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 224.
[16] W. K. Pritchett,The Greek State at War, vol. 4,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4-15.
[17] Han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 226.
[18] 荷马：《伊利亚特》，13, 361-672.
[19] 荷马：《伊利亚特》，13, 43以下。
[20] 荷马：《伊利亚特》，13，169－205。
[21] 荷马：《伊利亚特》，13, 240-305。
[22] 荷马：《伊利亚特》，17, 354-365。
[23] Hans van Wees, “Homeric Warfare”, 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pp. 685-687.
[24] P. A. L. Greenhalgh,Early Greek Warfare: Horsemen and Chariots in the Homeric and Archaic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3.
[25] 罗利美尔详细梳理了从几何陶时代到原始科林斯陶器时代考古资料中重装步兵装备逐步变化的过程，见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76-111;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 pp. 110-116; Jonathan M. 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4, p. 159.
[26] J. K. Anderson, “Hoplite Weapons and Offensive Arms”, in Victor Davis Hanson, ed.,Hoplite: the Classical Greek Battle Exper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3, pp. 16-37; Philip Sabin, 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1-117.
[27] Victor Davis Hanson,The Western Way of W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0-63.
[28] 古代文献不曾提供一套装备的价格。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倒是提供了数字，但那显然是夸张，因为那里一个头盔要50德拉克马，一副胸甲则要1000德拉克马。这里采用豪等的意见。见Jonathan M. 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pp. 175-176，另见Philip Sabin, 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p. 276。
[29] 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2, 9; quoted from W. W. How and 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p. 114. 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张强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30] 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3-70; W. R. Connor, “Early Greek Land Warfare as Symbolic Expression”,Past and Present, No. 119 (May, 1988), pp. 3-29. 当然这些规则不宜过分强调，请见克伦兹的批评：Peter Krentz, “Fighting by the Rules”, pp. 23-39。
[31]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114-115.
[32] Quoted from Douglas E. Gerber,Greek Elegiac Poet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1-53. 中译文部分参考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180-181页。
[33] Tytaeus, fr. 10, 24-26, quoted from Douglas E. Gerber,Greek Elegiac Poetry, pp. 52-53.
[3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9页。
[35]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81-84.
[36]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84-85; 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Archaic Greek World, p. 168; David Gordon Mitten, “An Archaic Bronze Relief of a Hoplite in the McDaniel Collection”,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7(1963), pp. 303-306.
[37] 此后重装步兵的装备仍有变化，总体趋势是日益轻便，有些比较笨重或者限制机动能力的装备，如胫甲和保护脚踝的部分先后被抛弃。见Victor Davis Hanson,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7-58。
[38]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36页；奈波斯：《外族名将传》，第33页。
[39]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7.
[40] 弗格逊认为在5万人左右；《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估计为45000人；格罗兹估计在4万人左右。见William Scott Ferguson,Greek Imperialism,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63, p. 42; D. M. Lewis et al,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3; Gustav 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 London: Routledge, 1926, p. 169。
[41]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636页。
[42] 一个拉瑞萨的贵族在发言中提到，只要是斯巴达人支持的政体，一般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参与公共事务。见William Scott Ferguson,Greek Imperialism, p. 21。萨尔蒙估计，古典时代科林斯的公民人口约15000人，则5000人的重装步兵正好是公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见John Salmon,Wealthy Corint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3, p. 168。
[4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11、31、58-59页。
[44] Fernando Echvi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p. 302. 拉夫劳勃觉得有资格充当重装步兵的人会延伸到中等阶级以下的部分人中，不过有限的史料并不支持他的看法，见Kurt A. Raaflaub, “Soldiers, Citize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Greek Polis”, in Lynette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54-55。
[45] P. 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2nd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25-140.
[46] 公元前337年腓力建立科林斯同盟时，加盟城邦宣誓，不得违法宣判死刑或放逐，不得违法没收财产，不得重分土地和财产。由此可见土地的重要地位。而且那并不是不常见的现象，见John Boardman et al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 vol.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28-529。
[47] 格洛兹认为，葡萄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挂果，而橄榄挂果需要10年，盛果期则只能在50年左右到来。见Gustav 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 p. 253.
[48] Victor Davis 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42-78. 引文见第49页。
[49]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p. 139; 297-301; vol. 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1.
[50] 《阿卡奈人》的剧情，就在阿卡奈人组成的歌队和狄凯奥波利斯对话的基础上展开。该剧开头就是阿卡奈人身背木炭，因斯巴达人砍掉了他们的葡萄藤而期望公民大会继续对斯巴达进行战争。见《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阿里斯托芬喜剧，上，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51] Xenophon,Hellenica, vol.1,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47.
[52] 阿尔凯乌斯宣称，组成城邦的不是石头或木料，而是让城邦保持安全的人。后来的作家如修昔底德等，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念。见David A. Campbell,Greek Lyric, vol. 1, Sappho and Alcaeu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27。
[53] 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 London: W. W. Norton, 1960, p. 80.
[54] 如汉松、武德、瑞德利等。汉松强调了农民身份对战争结局和战争特点的影响，武德把农民和公民直接等同起来。见Victor Davis 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 E. M. Wood,Peasant 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6; Ronald T. Ridley, “The Hoplite as Citizen: Athenian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heir Social Context”,L’Antiqué Classique, T. 48, Fasc. 2 (1979), pp. 510-516.
[55] 参看晏绍祥：《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118页；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pp. 32-33。
[56] Jonathan M. Hall, “The Rise of State Action in the Archaic Age”, in Hans Beck, 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pp. 15-16.
[57]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58]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 25.
[59] Aristotle,Politics, pp. 343-345.
[60] 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pp. 31-53.
[61]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 pp.110-116; J. B. Salmon, “Political Hoplites?”, pp. 84-101; Paul Cartledge, “Hoplites and Heroes: 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97 (1977), pp. 11-27.
[62]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60页。
[63]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 pp. 291-318.
[64] 豪用“头人的回归”来形容僭主政治；奥斯邦通过分析不同僭主的作用，认为那是共同体规范自己行为的尝试。见Jonathan M. Hall, A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pp. 135-143；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92-197。
[65] 参看Kurt A. Raaflaub, “Soldiers, Citize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Greek Polis”, p. 56; J. B. Salmon, “Political Hoplites?” pp. 84ff.。
[66] 相关讨论请见A.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 45 ff.；John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 187-195。
[67] 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最初他们是自发从乡间赶来围攻，后来才把围攻任务委托给当年的执政官，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 211。
[68] 除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证据外，大马士革的尼科劳斯也指出，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转引自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161页。
文/晏绍祥
编/塔曼瑞
本文原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本推文与纸质文本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