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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意在探讨古風時代希臘重裝步兵興起的證據與政治含義，首先回顧了學術界有關重裝步兵興起的争論，接着概述了荷馬時代與古典時代士兵和軍隊的構成與戰鬥特征，認為古典時代典型的步兵方陣戰法，的确需要到古風時代的社會變革中尋找。提爾泰的詩歌與奇格陶瓶成為重裝步兵興起的直接證據。他們是相對富裕的公民，又是士兵和土地所有者，在成為戰場上主力的同時，他們也在政治上開始扮演角色。僭主政治的流行，與重裝步兵主動的支援或被動的接受存在一定關系。僭主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也呼應了重裝步兵的訴求。
圍繞重裝步兵興起的争論
重裝步兵的興起是古風時代希臘曆史上影響重大的事件之一。所謂重裝步兵，古典時代一般稱為hoplite，根據公元前1世紀希臘作家狄奧多魯斯的定義，重裝步兵的名稱源自他們使用的盾牌。在其《曆史文庫》第15卷第44章第3節，狄奧多魯斯談到，“重裝步兵的名稱最初來自他們使用的盾牌（aspidon），猶如輕盾兵（peltast）的名字來自他們使用的輕盾（pelte）。”長期以來，學者們把它視為标準定義，并将其與阿爾哥斯軍隊的盾牌聯系起來，進而由此推論公元前7世紀左右，希臘人軍事上發生了一次重要變革，軍隊的主力從荷馬時代的貴族騎兵變成了主要由中等階級的農民組成的重裝步兵。由于他們軍事上地位的上升，轉而要求政治權利，導緻了古風時代政治上的變革，典型表現是僭主政治的興起以及所謂重裝步兵民主的出現。在她的長文中，羅利美爾從考古資料入手分析了重裝步兵裝備的出現以及交戰方式在古風時代的演變，接着從阿基羅霍斯和提爾泰的詩歌中，找到了對重裝步兵交戰的文學描寫，斷言到公元前7世紀中期，重裝步兵已經成為戰場上的主力，并且産生了它獨特的戰鬥方式。[1]安德魯斯更進一步，首次将重裝步兵的興起與阿爾哥斯和科林斯的僭主政治聯系起來；[2]斯諾德格拉斯證明，重裝步兵裝備的采用可能系上層階級首先使用，後逐漸推廣給由農民組成的步兵。薩爾蒙論證，雖然藝術作品中表現重裝步兵交戰場面的出現的确稍晚于僭主政治的興起，但那可能受制于藝術家的表現手段，因為要在瓶畫上表現列成方陣的重裝步兵，需要較過去更加複雜的藝術表現手法，而那需要時間試驗。是以重裝步兵交戰方式的出現，應當略早于著名的奇格陶瓶，從時間上看，仍與僭主政治在希臘的興起吻合。[3]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論述，似乎給這種理論提供了支撐。他提到，“在希臘人中間，王政之後的第一個公民團體由戰士組成。最初這些人是騎兵，因為戰争的力量和突出之處在于騎兵。由于缺乏組織，重裝步兵沒有用處，同時考慮到古時的人民中并不存在這類事務的經驗和戰略構造，是以他們的力量在于騎兵。但随着城邦的成長，那些擁有重型裝備的人變得強大起來，于是更多的人就分享了政治權利。”[4]從年代上看，騎兵正與荷馬時代對應，而步兵正與古風時代的戰争方式相合。
重裝步兵
（公元前5世紀）
可是，這種看似既有史實支撐，也有理論基礎的論述最近遭遇了挑戰。首先，是狄奧多魯斯本人作為史學家，以不可靠知名，而且他本人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在他論述公元前7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曆史時，他的可靠性更低。其次，狄奧多魯斯本人的記載并未提供将重裝步兵名稱與其盾牌聯系起來的證據。在談到盾牌時，狄奧多魯斯用的詞并非與重裝步兵（hoplite）有關系的術語hoplon，而是aspis。在古風時代的文獻中，盾牌的确經常被稱為阿斯皮斯。如果說輕盾兵（peltast）的稱呼來自他們使用的輕型盾牌（pelte）比較合理，重裝步兵的稱呼hoplite與他們的盾牌阿斯皮斯之間并不存在類似的關系。[5]第三，hoplite專用來指代重裝步兵的情況最初出現在品達的詩歌中，後來出現在埃斯庫羅斯等尤其是修昔底德和色諾芬的作品中。而在古風時代，這類證據很少或者基本沒有。是以學者們推測，排除騎兵和輕裝兵、弓箭手等參與的純粹重裝步兵的戰争，可能是希波戰争以後的産物，在古典時代才成為支配戰場的決定性力量。至于古風時代，雖然可能有重裝步兵存在，但他們都是與輕裝兵、弓箭手等一起出現，而且交戰方式仍比較随意和松散。[6]另有部分學者論證，所謂重裝步兵的集團作戰并非古風時代的産物。早在荷馬時代，類似的交戰場景已經出現。果真如此，則我們根本沒有理由把古風時代政治的變革與重裝步兵聯系起來。[7]于是，重裝步兵的起源以及是以産生的可能的社會變革，都一一被解構。然而，新的解讀是否如黃洋所說“對傳統觀念的如此質疑也許走過了頭。就算不存在所謂的重裝步兵改革或者革命，但沒有人能夠懷疑，至少在古風時代早期，群體性作戰已經是主要的戰争方式，即城邦軍事力量的基礎在于一個超出貴族集團的比較廣泛的群體。而如果在《伊利亞特》中，普通兵士已具有一定的參與讨論的權利，難道不能想像古風時代城邦主要的軍事群體對政治參與有所訴求嗎？希臘古風時代戰争與政治、戰争與社會變遷到底是什麼樣的關系，也許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8]下文中我們會通過對文獻與考古資料的分析，試圖重構重裝步兵起源的曆史及其相關問題。首先從荷馬時代的戰争和士兵說起。
手持aspis的重裝步兵
（公元前5550年的陶瓶）
荷馬時代的軍隊與戰争
荷馬史詩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軍隊及其武裝構成的多樣性。軍隊有衆多不同的兵種。首領即所謂的英雄們大多使用戰車為交通工具，但進攻和防禦的武器百花齊放。軍隊的主力是步兵，但兵種和武器頗為不同，有戰車兵、弓箭手、手執長槍的步兵等。每個士兵，包括軍隊的統帥們在内，裝備極其多樣。特洛伊弓箭手潘達羅斯用的弓是用野羚羊角制作的，弓弦是牛腸的；而希臘方面的透克羅斯的弓弦是自己搓的，經常更換。長槍的規格也不一樣，一般有兩支。一支的功能主要是标槍，在雙方接近時擲出，另一支用于近身肉搏。但長槍質地與規格都不同。阿克琉斯的長槍槍身是帕利昂山上的白蠟樹做的，一般人根本舉不起來；其他人的槍則要輕得多。此外，英雄們還會攜帶長劍和匕首，偶爾甚至使用戰場上就地發現的石頭等。防禦性武器中，英雄們大多有頭盔、胸甲、胫甲和盾牌，部分人還有護腰的腰帶。它們的樣式和質地也同樣有所不同。麥裡奧涅斯的頭盔是野豬牙的，特拉叙麥德斯的頭盔類似牛皮帽。[9]阿伽門農的頭盔又有所不同，是“一頂四飾槽雙脊盔”，[10]阿克琉斯的頭盔出自匠神赫淮斯托斯之手，盔脊由黃金制成。[11]胸甲像頭盔一樣不統一。阿伽門農的胸甲來自塞普勒斯，“由10條碧藍色琺琅飾帶、12條黃金飾帶、8條錫飾帶組成，兩側各有3條琺琅蛇蜿蜒至甲頸，有如空中彩虹。”狄奧麥德斯的胸甲比較普通，用青銅制作，價值9頭牛。格勞科斯的胸甲則是黃金的，價值100頭牛。[12]軍隊裝備的差異，必然造成戰鬥方式的不同。
《伊利亞特》第8卷第245-253行
（5世紀晚期到6世紀早期）
抛開個人發動的私掠行為不論，在兩個共同體之間的沖突中，戰鬥方式五花八門，總體印象是流動性大。如果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如希臘人遠征特洛伊的軍隊，哪怕軍隊開戰前是一個整體，一旦戰鬥開始，立刻變成多個中心，因為領袖和他們的伴侶組成了軍隊的核心，普通士兵圍繞着這些首領與朋友戰鬥。一旦領袖們受傷或退出戰鬥，他們的朋友與普通士兵也随之退出。是以當阿凱亞人決定向特洛伊人發動進攻時，雖然阿伽門農親自巡視戰線，但情況并不理想。在正式參戰的人中，奧德修斯率領的克法倫尼亞人、伊多麥紐斯統帥的克裡特人、狄奧麥德斯麾下的部隊，戰鬥中顯然不夠積極，拉在了進攻部隊的後面。而涅斯托爾把他的戰車部隊擺在前排，步兵放在戰車之後，将不那麼勇敢的士兵夾在他們中間，組成了類似方陣的陣形。[13]戰鬥一旦開始，統帥大概也就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整個陣線因參戰人數的變化時長時短；有些部分前突，有些部分則落在後面；整體上看，戰線相當松散，士兵和将領們在陣線中來去自如，可以自由揮動長矛，抽出佩劍，或者離開和進入戰場。當伊多麥紐斯、奧德修斯、阿伽門農等人受傷後，他們毫無阻礙地離開了戰場。戰鬥形勢不利時，奧德修斯抛下處境危險的涅斯托爾，自己逃向船邊。當墨裡奧涅斯的長槍沒有擊中德伊福波斯時，他立刻躲到同伴中間，然後回到營地取槍。[14]很多時候，甚至戰車都可以在戰線中來回奔馳，如入無人之境。“很明顯，任何戰鬥開始之初可能存在的隊形，即使不是很快解體，那在第一次突破後也不複存在了。同樣明顯的是，隊形在荷馬式的戰鬥中無關緊要。”[15]
在那些參戰的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參加了戰鬥，而隻是各支軍隊的前鋒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卷入了戰争的旋渦，大部分士兵仍作壁上觀。拉塔克茲認為，荷馬的戰鬥分成3個階段。先是前鋒部隊以密集隊形互相接近，然後是領袖們步出隊列，向對手挑戰，而大部隊在後面等待和觀戰。最後是英雄們回到同伴中間，大部隊再接戰。普裡徹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認為前鋒之間的戰事是在大部隊交戰過程中隊形被突破之後發生的情形。[16]凡韋斯所做的分析最具說服力。“實際上，前鋒類型的戰鬥在戰役過程中一直存在，而且并不總是可以一貫地歸之于潰敗或者戰役的任何一個單獨階段。有關前鋒式戰鬥的叙述，在集體的面對面交戰之前和之後都出現過，在遠距離的交戰中，好象沒有任何轉換或者中斷，就直接出現了。”“是以，我以為，除非人們認為荷馬對戰争的描寫完全不合邏輯，否則唯一的解釋就是，集體與個人交戰的情景所描述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側面。那些以無數箭矢飛動，人們‘成群向前沖擊’，或者集體的劈、刺等話語所描寫的，并不是群體的、密集的隊形之間的交戰，它們所描繪的，不過是大量将士按照在單兵作戰時的那種方式在射擊、攻擊、按照英雄們的方式在戰線中進退而已。另一方面，那些有關英雄們單挑的叙述，不過是在散開的士兵群體中，在近距離按照同樣的方式搏鬥而已。”[17]是以，實際的情形可能是，戰鬥開始之初，戰士們結成密集的隊形，向敵人逼近，然後逐漸散開。某些人很快就接近了敵人，戰鬥一開始就與對方陣營中同樣性急的人交上了手，而那些更謹慎的人甚至還沒有進入标槍射程之内，另外一些人可能拉得更遠，尚未進入危險區域。士氣高昂時，他們可以繼續前進，如果不夠積極，也可能留在後面；那些已經與敵人短兵相接的人也可能後退，整個隊伍不斷在流動。戰鬥進行過程中，當危機出現時，可能會将大部分人拖入戰鬥，戰線其餘的人也可能趕來增援。當危機過去後，聚集起來的人也随即散去。不過，在整體戰術上不會有根本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士兵的人數，英雄們的武藝和勇敢，都有了發揮作用的餘地，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戰鬥。進入戰鬥過程的，始終隻是全軍的一部分。
當一方陣線被突破之後，因為并非集團作戰，是以重新把軍隊聚集起來進行反擊并非完全不可能。伊多墨紐斯殺死阿爾卡托奧斯等3名将領之後，特洛伊人的陣線一時混亂，德伊福波斯決定找人增援。埃涅阿斯率領部下到來後，雙方圍繞着阿爾卡托奧斯的屍體大戰一場。[18]當特洛伊人大舉進攻阿凱亞人的船隻、并且取得優勢、突破陣地時，波塞冬化身為卡爾卡斯，鼓舞起兩個埃阿斯的鬥志，接着海神把那些身心俱疲、逃到船邊休息的希臘人組織起來，“他們立即在兩個埃阿斯周圍布起強大的陣勢……他們是軍中最傑出的将士，投槍林立，盾牌連片，等待特洛伊人和赫克托爾到來。戰鬥隊列緊密得一片圓盾挨圓盾，頭盔挨頭盔，人挨人，隻要他們一點頭，帶櫻飾的閃光頭盔便會盔頂碰盔頂，手中的長槍稍一抖動就會被扭彎，人人凝視前方，等待面臨的拼殺。”雖然特洛伊人在赫克托爾率領下奮力沖殺，但終沒有能夠撕開防線。[19]
最後這段話把我們帶到了荷馬式戰鬥中最為異常的一個場面：士兵們被集合起來，組成密集的方陣。但是，這樣的情形并不多見，而且它們随時可以解體，因為在随後的戰鬥中，當對手被擊中死亡後，勝利的一方會沖上前去剝取對手的铠甲。[20]如果雙方真的是面對面的群體交戰，這樣的事情顯然難以想象。此外，在戰鬥過程中，伊多墨紐斯、墨裡奧涅斯兩人先後離開戰場，回到營帳中取長槍，穿铠甲。穿戴完畢後，兩人再度加入戰團。[21]兩人在離開和重新加入時，都不曾受到任何妨礙，自己一方的陣勢，似乎也未因兩個重要人物的離去，受到本質的影響。唯一的例外出現在争奪帕特洛克羅斯屍體之時。當時形勢非常危急。率領希臘人反攻的帕特洛克羅斯已經陣亡，而為了争取阿克琉斯的好感和重新出戰，不能讓帕特洛克羅斯的屍體落到特洛伊人手裡。麥涅拉俄斯首先沖了過來，同時呼籲其他英雄前來救援。雖然埃阿斯等人立刻率領增援部隊趕到，但特洛伊方面也集中了赫克托爾等最優秀的将領，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在埃阿斯指揮之下，希臘人“用盾牌把帕特洛克羅斯嚴密地圍住，舉起長槍，埃阿斯不斷巡視，嚴厲地指令他們，不許他們從屍體旁邊後退一步，也不許他們離開其他人上前迎敵，隻準他們緊緊地圍住屍體作戰。” [22]在争奪屍體的戰鬥中，希臘人沒有像往常那樣松散自己的隊形，最後依靠頑強的毅力取得了勝利。但是，正如凡韋斯指出的那樣，在所有的戰鬥中，這樣的方式是例外而非常例，是一種局部性的和臨時性的舉措。在其他的戰鬥中，沒有任何人實際被禁止離開隊伍，也沒有任何隊形不曾受到敵人單兵的進攻，更沒有任何密集隊形在随後發生的戰鬥中繼續保持完整。[23]此外，采用這種方式的，是無可奈何的處于劣勢的一方，而非進攻的一方。從史詩的描寫看，特洛伊人的隊形仍然比較散亂，進攻的成效不夠明顯。
阿克琉斯照顧受傷的帕特洛克羅斯
（公元前500年阿提卡陶瓶）
從以上的分析看，荷馬式的戰争中，雖然在進攻之前，士兵們可能有一定陣型，但在行進和戰鬥過程中，隊形往往松散，單兵作戰是常例。在對幾何陶時代（公元前900-前700年）希臘戰争方式進行深入研究後，格林霍爾寫道：“從荷馬史詩的證據中重建的幾何陶時代的戰役，表明那是重武裝的戰士之間相當缺乏組織的沖突的圖景，他們乘馬進入戰場，下馬戰鬥，并有馬夫陪伴，後者的任務是當戰士戰鬥時，為他控制馬匹，友善他随時快速重新上馬追擊或逃跑，或者在戰場上移動。”[24]是以，古典步兵方陣的産生，還是應該到後來的時代去尋找。
古典時代重裝步兵的裝備與戰鬥特點
另一方面，出現在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等作家筆下的戰鬥，與荷馬時代迥然不同。那是一個以重裝步兵為主力、依靠軍隊整體的力量決勝的時代。作為重裝步兵，他擁有一套基本的裝備，雖然在不同城邦它們略有差異，但大體包括頭盔、胸甲、胫甲、盾牌、長矛和短劍。這套裝備并不是一次性而是逐漸采用的，有些武器如長矛、頭盔等，在荷馬時代已經出現；有些武器和裝備從西亞，可能是亞述傳入；還有些可能從中歐地區傳入，少部分系希臘人的發明。為适應希臘人的需要，有些裝備經過了改造。以盾牌為例。荷馬的盾牌有大有小，大者長可及身，小者甚至不能保護自己。有些士兵沒有盾牌，需要躲藏在其他士兵的盾牌之後，或者利用自然地形的掩護。古風時代早期的盾牌中，也有相對較大者，還有略呈長方形的，最後才演變成重裝步兵使用的直徑在80-100厘米的圓形盾牌。[25]到公元前7世紀前期，這套裝備基本齊備。頭盔一般為科林斯式頭盔，為金屬打造，上有盔脊，可能還有盔纓，不僅保護腦袋，還保護着面頰和面部，隻露出鼻孔與眼睛等部位。胸甲和胫甲也都是金屬打造。胸甲保護軀幹部位，前後都有，重量可能達到20千克，也是所有裝備中最為花錢的一件。盾牌是重裝步兵的标志性配置，為一圓形、中央凸起的物件。它一般為木料，外覆青銅或牛皮，正面有國家的标志，有時是字母，有時是戈爾工之類的頭像。背後有一個圓環和把手，戰鬥時士兵左前臂穿過圓環，緊抓住另一邊的把手。它既可以保護自己左半邊的身體，也可以掩護左手同伴的右半邊，或許還可以在戰鬥時攻擊對手。最重要的是在關鍵的所謂沖擊階段（othismos），盾牌成為與對手推擠的主要工具。長矛是主要的武器，2米多長，一般是一人一支，偶爾也有帶兩支的。兩軍接近時，士兵高舉長矛，目标是對方缺乏防護的脖子，或者自盾牌下緣突擊，攻擊對方同樣缺乏保護的大腿根。[26]
重裝步兵的盔甲
這樣的士兵看起來保護比較周全，但存在嚴重的弱點。一是笨重，行動受到嚴重限制。如果将盔甲穿戴整齊，加上盾牌和武器，全部裝備的重量約30千克甚至更多。一般來說，希臘人選擇在夏季作戰。然而炎熱的地中海式氣候，讓穿上盔甲成為一種幾乎難以忍受的煎熬。美國學者漢松曾經讓他的學生仿制過希臘盔甲，并且模仿希臘人交戰。經過半個小時左右的打鬥後，雙方都精疲力竭。是以可以想象，希臘人平時肯定是不穿戴盔甲，在戰場上也是在最後時刻才穿上。一旦戰鬥結束，會立刻脫掉。[27]二是視野和聽力受到限制。戴上頭盔後，耳朵被保護面頰的金屬片覆寫，眼睛隻能看到正前方。三是戰鬥能力受到限制。由于盔甲和武器等相當沉重，山地作戰或者攻城和包圍城市，都無法發揮重裝步兵集體的優勢，是以希臘人大多選擇在平原地帶交戰。最後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士兵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據估計，盾牌和長矛可能需要花費25-30德拉克馬；一副青銅胸甲則可能需要75-100德拉克馬。頭盔的花費與胸甲不相上下。而到古典時代，一個人一天的生活費不過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德拉克馬，一個熟練手工業者一天的工資也僅有1個德拉克馬左右。是以，制備一套裝備，花費确實不菲，至少需要家資中等以上。如果梭倫第三等級200麥鬥的收入同時也是充任重裝步兵的标準，則相當于其土地可以提供的收成為8000千克小麥或6500千克大麥，至少需要9公頃或更多的土地。換算成貨币，則家産大約相當于一個塔蘭特。然而考古發現的希臘人農莊的土地，一般在5-8公頃。[28]因為裝備過重，士兵們很少有自己親自攜帶裝備的，他們或者利用牲口馱運，或者讓自己的仆人、奴隸運送。是以，能夠制備和使用這套裝備的，足以被列入小康階層。受此限制，并不是城邦所有人口都有資格擔任重裝步兵。以雅典為例，公元前490年雅典有30000公民，但能夠充任重裝步兵的不過9000人左右。在不少希臘城邦，重裝步兵或其以上的人，大體也都隻能占公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29]盡管如此，與主要依靠騎兵比較，它仍足以讓城邦中相當數量的人口加入軍隊，大大擴充了軍隊的來源。
雅典戰士的盔甲示意圖
重裝步兵裝備的這些特征，造成了希臘戰争某些獨有的特征。用奧伯的話說，是希臘人發明了一系列戰争規則，一般情況下會根據規則進行戰争。用康納的話說，是希臘人的戰争具有象征意義和儀式化特點。例如，戰争開始前會派人向對方宣戰；軍隊的主力是重裝步兵，輕裝兵、弓箭手和騎兵的作用相對次要；戰争過程中，一般不采用伏擊戰，更青睐戰場上正面的沖突和決戰；戰鬥的地點，是相對平坦的地方，而不是山地或者崎岖之處；戰鬥過程中，雙方列成方陣，互相逼近并且通過推擠打垮對方陣線；對待戰敗的一方，很少窮追猛打；戰敗者的俘虜會在繳納贖金的情況下被釋放；很少有以完全征服對手為目标的戰争，勝利者大多會帶着戰利品回國。盡管在希臘人之間的戰争中，特别是伯羅奔尼撒戰争開始後，這些規則有所變化，偶爾會遭到破壞，但至少在伯羅奔尼撒戰争前的大部分時間裡，希臘人大體遵守着這些不成文的約定。[30]
重裝步兵方陣的發端：文獻與考古證據
那麼，希臘人這套獨特的戰争規則和方式到底發端于何時？前文已述，荷馬時代的戰争以軍隊的多樣性和戰場上的流動性為基本特征，而到古典時代，重裝步兵已經成為戰場上的主力，他們之間的戰鬥，成為最主要的決勝方式。目前留下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表明，到公元前7世紀中期，這套裝備和戰鬥方式已經大體定型。從文獻角度看，我們有阿基羅霍斯和斯巴達詩人提爾泰的詩歌。他們大體都屬公元前7世紀中後期，前者本為帕羅斯人，後到愛琴海北岸的塔索斯島充當雇傭兵。他提到自己擁有的盾牌和長矛，而且顯然非常重視自己的那兩件武裝。長矛被認為是他生活的來源，盾牌則隻有在逃命時才會丢棄。[31]在古代傳統中，提爾泰一般被歸于公元前7世紀中後期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争時期。他的詩歌最為清楚地表現了重裝步兵交戰的基本特征：
那些敢于堅定地并排站立，
在面對面地戰鬥中向前排推進的人，
死去的數量較少，并能夠拯救他背後的人，
但如果他們顫栗，喪失了勇氣……
如果被長矛從後背貫穿，
就是一樁恥辱。
讓每個人兩腿分立，站穩腳跟，
咬緊牙關，面對敵人，
大腿和胫部、胸部和肩膀，
全都掩護在寬大的盾牌之下。
讓他右手舞動兇猛的長矛，
頭盔上的羽冠令人生畏地搖曳。
讓他在殘酷的行動中學會殺敵，
不是舉着盾牌遠離戰火，
而是加入戰鬥，短兵相接，
用長矛和短劍消滅敵人。
腳挨着腳，盾牌貼着盾牌，
頭盔挨着頭盔，羽冠纏着羽冠，
肩并着肩，這樣去戰鬥，
手上緊握着長矛或短劍。
輕裝的戰士們，你們以盾牌
為掩護，用石頭砸向敵人，
把你們的尖頭的标槍投向他們，
有力地支援重裝的部隊。[32]
這裡需要注意的，一是對集體的強調。士兵們排成陣勢，互相依靠。因為在“腳挨着腳，盾牌貼着盾牌，頭盔挨着頭盔，羽冠纏着羽冠，肩并着肩”的激烈交戰中，任何人脫離陣線，都将意味着全軍的災難。這裡的戰鬥方式，也是典型的重裝步兵式的，主要武器是長矛和短劍。隻是這裡似乎還屬于重裝步兵早期的戰法，輕裝兵和投石手還能夠加入戰鬥，投出他們的石頭和标槍，并能給敵人以殺傷。在另一首詩歌中，提爾泰表達了大體相同的意思，激勵年輕人為國奮戰。那樣，“他活着的時候，是人們欣賞的奇迹，婦女們渴望的對象；如果他在前排倒下，他是英俊的。”[33]
重裝步兵的裝備和戰鬥方式可能是逐漸采用和擴散的。它大約首先起源于南希臘的克裡特和伯羅奔尼撒，後被其他地區的希臘人采用。約公元前7世紀中後期，埃及法老普薩麥提科斯利用卡裡亞人和小亞細亞希臘人雇傭兵的支援，擊敗其他對手，建立埃及曆史上的第26王朝。在希羅多德的記載中，希臘人雇傭兵被稱為從大海上來的青銅人。[34]這次的成功為希臘雇傭兵赢得了市場，他們從此在埃及定居下來，并且成為埃及軍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波斯入侵埃及之時，雙方都有希臘人參戰。
重裝步兵交戰在考古上的表現，最為典型的是奇格陶瓶畫。陶瓶大約屬于公元前7世紀中期的原始科林斯風格。如學者們已經注意到的，它表現的并非重裝步兵實際交戰的情形，而是兩支軍隊即将交戰前的情形。兩邊的士兵列成數列方陣向前推進，士兵着裝整齊，整套重裝步兵裝備幾乎一樣不缺，有頭盔、胸甲、盾牌和長槍，隻是缺少胫甲，是以裸露着大腿。這可能是藝術家疏忽，也可能是希望表現戰士的肌肉。盾牌正面有清晰的标志，背後則能看到臂環和抓手。長矛高舉過頭頂，作勢下刺，目标是對方的脖子。有意思的是，方陣旁邊還有一位笛手，不曾穿戴任何盔甲。在後來的斯巴達軍隊中，确實有這樣的笛手，據說意在協調軍隊的步伐，壓制那些冒失前沖之輩。一旦交戰開始，他肯定會閃開。[35]
重裝步兵作戰（Chigi Vase）
大約屬于同一時期的考古文物，還有所謂柏林油瓶，它同樣表現了兩支重裝步兵交戰的情況，士兵的頭盔、盾牌和胸甲清晰可見。但這裡的戰鬥似乎正在進行中。有些軍隊在向前推進，有些在撤退，有些士兵已經受傷，有些則尚在穿戴盔甲。大約同一時期的雕刻對重裝步兵的興起也有所反映。斯巴達阿爾特米斯·奧特亞聖地出土了形式和質地幾乎雷同的鉛質雕像，它們都戴着頭盔，穿着胸甲，可能展現了斯巴達人對所謂平等的重視。重裝步兵的青銅雕像出現稍晚，約屬公元前6世紀。這些士兵也都戴着頭盔、左手執盾牌。隻是藝術家不追求完美，居然讓士兵裸露下身。頭盔的形狀，也不完全一緻。[36]無論如何，考古資料和文獻都表明，到公元前7世紀中後期，重裝步兵已經成為希臘軍隊的主力。此後的兩百多年中，他們一直是戰場上決定性的力量。[37]
重裝步兵與古風時代希臘的政治變革
重裝步兵的興起及其成為軍隊主力，對希臘曆史産生了重要影響。第一，作為重裝步兵，他不僅必須是公民，而且必須是家資中等以上的公民。他需要自備武裝和給養參加戰鬥。如前所述，自備武裝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古風時代希臘社會經濟的變革，的确讓相當一部分人通過殖民、從事手工業或商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處境，但即使到古典時代，大多數希臘人仍僅能維持溫飽。如果雅典的資料可信，則希臘城邦的自由民中，可能隻有三分之一左右能夠充任重裝步兵。公元前490年左右，雅典公民大約3萬人，但馬拉松戰役那樣的關鍵時刻，雅典能夠出動的重裝步兵不過9000人左右。公元前479年出兵普拉提亞時，阿裡斯提德等人統帥下的雅典軍隊8000人。當然那并非雅典公民的全部，因為當時雅典相當一批人在戰船上，那裡顯然也有一部分重裝步兵。[38]即使到古典時代，雅典人在盟邦占據土地，享有帝國帶來的收入，但這樣的狀況仍無根本變化。據修昔底德記載，公元前431年，雅典能夠出動的公民重裝兵約13000人，另有16000名左右用于駐防的重裝兵，可能是20歲以下或50歲以上者。[39]雅典當時無疑是希臘世界最為富有和繁榮的城邦，現代學者們估計雅典那時的公民人數在4-5萬人。[40]也就是說，能夠充任現役重裝步兵的（加上騎兵1000人）仍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城邦情況可能類似。同樣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亞戰役中，科林斯、麥加拉、西庫翁等希臘著名城邦，分别出兵3000-5000人，[41]作為斯巴達的盟邦，一般隻有公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能參與公共事務，其資格就是重裝步兵。[42]這樣看來，與财産更少的公民比較，充任重裝步兵不僅是一種義務，更是一種特權。說是義務，因為他們需要執幹戈以衛社稷，那經常意味着受傷甚至付出生命。說是特權，因為與那些無力負擔重裝步兵裝備的人來說，他們屬于精英階層，一般來說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仍以雅典為例。梭倫時代，第三等級以上的公民可以出任雅典國家的低級官職，包括梭倫創立的四百人議事會的議員和陪審法庭的陪審員，意味着他們可以直接參與到國家事務的日常管理之中。公元前457年，第三等級的公民終于可以出任執政官。第四等級的公民，盡管有公民資格，在梭倫時代隻能出席公民大會，不得擔任官職。到古典時代，這條規定也并未正式取消，是以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公民理論上不能出任任何官職。盡管很多人認為，公元前5世紀中期以後，第四等級的公民也可能出任包括執政官在内的進階官職，但那終歸屬于“潛規則”。[43]是以，重裝步兵不僅在軍事上自視高于輕裝兵和弓箭手等，而且在社會和政治上也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雙重身份，把重裝步兵與輕裝兵、後來還有海軍水手差別開來，成為城邦中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44]
第二，重裝步兵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古風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革，确實改善了一部分人的處境。然而從本質上說，希臘城邦居民的主體仍是農民。作為斯巴達公民的主要資格，是要擁有一塊由黑勞士耕種的土地，并且能夠向共餐團提供必要的糧食等。雅典的規定沒有那麼嚴格，但公元前6世紀初雅典社會危機的主要根源，是土地問題；梭倫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是取消債務，讓土地重獲自由；他劃分公民等級的基本标準，是土地的收入。[45]古典時代最為流行的革命口号，是重分土地和沒收财産。[46]雅典外僑受到的重要限制之一，是他們不得購買土地和房屋。由此決定的希臘戰争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入侵者會把軍隊開入對方最好的平原。如果對方拒不出戰，則會采取破壞莊稼（通常是放火，那會燒掉大片成熟的麥子）、砍掉葡萄藤和橄榄樹等手段。希臘城邦狹小的領土，不多的可耕地，農民擁有的土地的相對平均（大多在10公頃上下），意味着這樣的破壞效果立竿見影，尤其是城邦的上層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的土地大多集中在相對較好的平原上。雖然單純的糧食種植恢複可能較快，但破壞也最為嚴重，代表着一年的主要收入被消滅。對葡萄藤和橄榄樹的破壞難度相對較大，然而這些果樹一旦被砍，大多需要多年培植才能重新獲得收成。[47]“在希臘許多地區，一年（收成）的喪失意味着艱難，兩年被剝奪就意味着饑荒。”[48]作為農民，沒有多少人能夠容忍自己辛苦的勞動成果被破壞，甚至發生饑荒。是以，面對入侵者，農民要麼屈服，要麼出戰。伯羅奔尼撒戰争前斯巴達人對戰争抱樂觀态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隻要将大軍開入阿提卡，則雅典人必然迎戰。那時斯巴達人憑借他們強大的陸軍，就可以摧毀雅典的抵抗力量，在三個月内逼迫雅典投降。即使雅典拒絕迎戰，斯巴達人的連續破壞，也将在三年内迫使雅典對斯巴達低頭。[49]雖然斯巴達此舉并未達到目标，但阿裡斯托芬的喜劇《阿卡奈人》仍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破壞對雅典人士氣的打擊和影響。[50]公元前389年，斯巴達人入侵與阿凱亞人有糾紛的阿卡那尼亞，洗劫了後者的一些城市，但并未能夠迫使阿卡那尼亞人屈服。當斯巴達人準備回國時，阿凱亞人抱怨說，斯巴達人至少應當阻止阿卡那尼亞人種植下一季的莊稼，但阿蓋西勞斯稱，如果讓阿卡那尼亞人種上莊稼，則來年他們更容易屈服。第二年春天，阿蓋西勞斯如約出兵。阿卡那尼亞人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不僅與阿凱亞人簽訂了和約，而且成為斯巴達人的盟友。[51]
阿卡奈人的好戰，狄凱奧波利斯私下簽訂的和約，阿卡那尼亞人對斯巴達的屈服，都表明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在大多數城邦，公民的大多數是農民，希臘的城邦，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農民公民構成的。組成軍隊的，也是農民。除斯巴達人外，他們平時可能自己訓練，戰時受召加入軍隊。從阿爾凱烏斯開始，希臘作家就不斷強調，組成國家的是公民，不是石頭的城牆。最為經典的定義，當然是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城邦就是公民團體。[52]現代學者也意識到此點，埃倫伯爾格早已指出，“城邦源自武裝的人民，它本質上是一個公民的國家。這兩個事實使保衛國家成為其人民的核心問題。當時根本不存在義務兵役制，而是相反，服役的能力是成為全權公民的資格。”[53]展現在具體制度上，就是重裝步兵一般是所在城邦的全權公民，主要由他們組成的公民大會，至少在法律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決定一個城邦政策的，尤其是在宣戰、媾和這樣的根本性問題上，都是公民大會。出席公民大會的，又主要是農民身份的公民。農民、公民戰士和土地所有者三種身份的合一，讓公民在面對外來入侵時，必須奮起保衛自己的土地。古代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強調，農民是最優秀的戰士，現代學者也公認，農民和士兵的結合，是希臘城邦的基本特征。[54]
第三，重裝步兵的戰鬥方式，有利于培養城邦公民的集體主義精神。重裝步兵的戰鬥，重視集體的力量，而不是荷馬式的個人英雄主義。重裝步兵笨重的裝備，有限的視力和自我保護能力，限制了個人單兵作戰的能力，要求他在集體中求得安全。無論是将軍還是普通士兵，無論是貴族還是普通農民，都是如此。修昔底德和色諾芬都形象地刻畫過戰場上重裝步兵交戰的情形：士兵們緊緊地靠在一起，盾牌連着盾牌，互相保護。由于左邊的第一個士兵需要依靠自己右邊同伴盾牌的保護，是以不自覺地會向右靠，導緻整個方陣一般會向右延伸。實際交戰中，重裝步兵的正面防禦力量較強，有頭盔、胸甲、胫甲、盾牌等，攻擊力量略有不足，隻有長槍和短劍。尤其是最後的決戰，幾乎就是雙方的角力。在發動進攻或者退卻時，最重要的是保持隊形完整，不要有任何讓對方攻擊的空隙。否則隊形一亂，讓對手殺入陣中，撕開防線，意味着全軍的潰敗。這樣一種戰鬥方式，要求任何人都必須堅持自己的位置，任何脫離大隊的單獨行動，無論是貿然攻擊，還是擅自撤退，都将造成災難性後果。這也是提爾泰等為何一直告誡自己的同胞必須堅守陣線，即使陣亡也絕不後退的重要原因。将軍的指揮，雖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并非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在布置戰術、發表過鼓舞人心的演說後，他們要回到自己在隊列中的位置，與其他士兵沒有明顯差别。在重裝步兵之間的戰鬥中，常有統帥陣亡而戰鬥取得勝利的情況發生。[55]是以，希臘的步兵方陣戰法，有助于集體主義和平等主義觀念的發展。士兵的裝備固然可能有些差別，一些比較富有的人會制備更加昂貴和豪華的武器與盔甲，一些士兵可能訓練更好，也更有勇氣，是以經常在前排戰鬥。即使在古典時代，也能見到把戰鬥力較差或比較膽怯的士兵夾在方陣之中的現象，但在方陣的決戰階段，所有士兵無疑都盡了一份力量。[56]準此而論，重裝步兵的集體主義和平等原則，是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的。我們應當牢記，在希臘城邦中，除這些公民充任的重裝步兵外，并無其他正常武裝力量存在。他們作為公民的上層，财富的主要所有者，其中相當部分人還擁有一定的政治和軍事經曆，當他們向占據統治地位的貴族表示不滿時，後者很難有力量阻止。古風時代後期，他們政治地位的上升，成為軍事變革的一個必然結果。[57]、
最後，有必要論及重裝步兵與僭主政治之間的關系。自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一系列城邦中産生了以個人專權為特征的僭主政治。它們大多産生于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城邦中，如科林斯、阿爾哥斯、西庫翁和雅典等地。修昔底德将僭主政治的興起歸于社會經濟的發展。[58]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論述，似乎給這種理論提供了支撐。他提到，“在希臘人中間，王政之後的第一個公民團體由戰士組成。最初這些人是騎兵，因為戰争的力量和突出之處在于騎兵。由于缺乏組織，重裝步兵沒有用處，同時考慮到古時的人民中并不存在這類事務的經驗和戰略構造，是以他們的力量在于騎兵。但随着城邦的成長，那些重型裝備的人變得強大起來，于是更多的人就分享了政治權利。”[59]安德魯斯向前邁進一步，把僭主的上台與重裝步兵的興起聯系起來。他認為，荷馬式的戰鬥讓貴族和領袖承擔了戰争的主要責任，群眾大多隻能扮演次要角色。但重裝步兵包含了中等收入以上的農夫，也就是希臘的中産階級。“是以我們可以期待，轉向重裝步兵戰略的政治後果之一，是中産階級開始要求分享國家的公權力，擠入由貴族壟斷的領域。”然而貴族拒絕讓步，于是僭主代之而起。在讨論了有關菲東的資料和作為及其與重裝步兵的關系後，安德魯斯指出，“如果是他（菲東）組織了新的重裝步兵，則問題容易回答。新制度的采用肯定削弱了貴族相對的重要性，這支軍隊成功的領袖很可能既在國内取得權力，也在國外取得成功。是以，即使他從不曾聽說過僭主一詞，菲東仍确實是僭主們的先驅者，它典型地證明了下述論點：他們的支援來自重裝步兵。”[60]安德魯斯的論斷，得到了不少西方學者的響應。斯諾德格拉斯、薩爾蒙、卡特裡奇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他的信徒。[61]黃洋大體遵從了安德魯斯的意見，“随着荷馬式的以貴族為主的英雄作戰方式為以重裝步兵為主的方陣所取代，貴族階層的社會地位有所動搖，而以小土地所有者為主體的重裝步兵階層上升為城邦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62]不過，最近這種看法遭遇挑戰。
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從根本上否定所謂重裝步兵興起并引起政治變革之說，路徑大體從兩個方面入手。凡韋斯等試圖證明荷馬時代已經出現重裝步兵；埃切維利亞等則認為重裝步兵是古典時代的現象。[63]無論哪一個成立，都将抽掉重裝步兵引發政治變革、尤其是僭主政治的基礎。對此我們前文已經從考古和文獻兩個角度做出說明，證明重裝步兵确實是公元前7世紀中期而非那之前已經或那之後才有的曆史現象。另一種路徑則否認僭主政治的社會革命意義，強調它是貴族内部争奪權力的結果。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僭主本是貴族集團的人物，他們不再願意受到貴族政治規則的束縛，奪取權力，是以他們的登台，是貴族内部鬥争的結果，是貴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回歸。他們同時否認僭主政治的普遍性，指出在150年左右的時間裡，希臘數百個城邦中也不過出現了27個僭主，且僭主政治垮台後真正走向民主政治的城邦更少。[64]
必須承認，他們的批評有相當的合理性。過于強調重裝步兵與僭主興起的聯系，潛在的還包括僭主政治為民主政治鋪平道路的看法，明顯忽視了僭主政治興起背景的多樣性，以及他們在不同城邦扮演的不同曆史角色。事實上，重裝步兵的支援不太可能成為僭主政治興起的充分條件，因為即使重裝步兵方陣出現于公元前7世紀前期，稍早于希臘最早的僭主——阿爾哥斯的菲東，但事實上無論是在阿爾哥斯，還是在科林斯，都沒有明确的證據證明重裝步兵的支援導緻了僭主政治的建立。在僭主和貴族的鬥争中，這些剛剛成為重裝步兵的平民，可能采取了被動接受的态度。
然而，被動接受也是一種态度。拉夫勞勃指出，這些重裝步兵之參與政治，并不一定表現為政治上積極活躍，他們可能仍樂意承認精英的上司地位，但他們會獲得出席公民大會的權利，并且在公民大會上發出自己的聲音。[65]我們不應忘記，在希臘城邦體制下，國家的力量相對軟弱，政權主要仰賴于公民團體的支援。須知在希臘城邦中，除重裝步兵外，并無其他形式的常備軍存在，也沒有任何警察等治安力量可以依靠。如果公民階層不采取行動，或不公開表示反對，那他們的被動接受就意味着支援，即以不作為認可某些人的做法。僭主政治建立的過程，就我們能夠了解到的而言，似乎就是身為重裝步兵的公民團體被動接受的結果。在科林斯，第一任僭主庫普塞羅斯曾發起反對統治者巴奇斯家族的鬥争。他擔任過公民兵統帥，發現科林斯人厭惡巴奇斯家族的統治，轉而以科林斯人利益捍衛者自居，利用他們的支援推翻巴奇斯家族的統治，自立為王；麥加拉僭主泰亞格奈斯據稱以屠殺富人的牲口赢得窮人支援，登上僭主寶座；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則以自己因支援人民被傷害為借口獲得衛隊，後擴大衛隊奪取衛城，第一次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薩摩斯僭主波呂克拉特斯利用15名重裝步兵的支援奪取了權力；米提萊奈的皮塔庫斯因為人民的支援掌握了10年的權力。[66]是以，這些僭主的登台，或者有人民直接的支援，或者有人民被動的預設。但是，即使是被動接受，我們仍不能不承認它的重要政治意義。因為在荷馬時代，當特爾西特斯批評阿伽門農時，他遭到了奧德修斯的痛打，而那些普通士兵，居然大聲為打人者叫好。在那樣一個時代，不能設想有僭主政治的産生。公元前632年左右，庫倫在雅典發動政變，企圖利用自己奧林匹亞賽會冠軍的身份與追随者的支援，奪取雅典政權。可是，雅典人當時似乎并未做好接受僭主政治的準備，在麥加克萊斯的率領下将庫倫等人包圍，由此引出了雅典曆史上著名的渎神案。雖然在這次圍攻中，執政官麥加克萊斯可能發揮了主要作用，但群眾一定程度的反對，仍是庫倫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67]是以，重裝步兵對僭主政治的被動接受，暗示他們對貴族政治的不滿和對政治變革的期許。這可能是後世希臘作家認為僭主政治得到人民支援的一個重要原因。[68]而僭主們的作為，也沒有完全讓重裝步兵們失望。不管是在科林斯、麥加拉，還是在雅典和米提萊奈，僭主政治都促成了公權力向重裝步兵階層某種程度的轉移，擴大了城邦政治的基礎，促成了各邦政治的相對穩定。希臘城邦的民主政治，某種程度上由此發端。
最後，是本文幾句簡單的結論：荷馬時代的戰争與古典時代以重裝步兵為主的戰争有着本質的差別。如果說前者以流動性和多樣性為标志，後者則以統一、紀律和方陣為主要特征。從文獻記載和考古證據看，重裝步兵及其有關的方陣戰法隻能發端于古風時代，具體地說是公元前7世紀。雖然它們都是在長期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既吸收了東方文明的成果，也有希臘人自身的改造和發展，但一旦形成，則衍生出與重裝步兵相關的一系列戰争規則，并對古風時代希臘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最為直接的，是重裝步兵作為公民的主要階層，構成了古典城邦公民隊伍的基礎，它們對變革的渴望，造成了僭主政治某種程度的流行。僭主的作為，在某些方面也呼應了普通公民參政的願望，擴大了城邦的社會基礎。僭主政治統治下及其崩潰後的變革，大體奠定了古典希臘城邦制度的基本架構。
注釋
[1]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The Annual of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42 (1947), pp. 76-138.
[2] 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Ltd., 1956, pp. 31-53.
[3]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85 (1965), pp. 110-122; J. B. Salmon, “The Political Hoplit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97 (1977), pp. 84-101.
[4] Aristotle,Politics,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3-345.
[5] J. F. Lazenby and David Whitehead, “The Myth of the Hoplite’s Hoplon”,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46, No. 1 (1996), pp. 27-33;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Classical Philology, vol. 107, No. 4 (Oct. 2012), p. 293.
[6]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 pp. 291-318; J. F. Lazenby and David Whitehead, “The Myth of the Hoplite’s Hoplon”, pp. 27-33; Peter Krentz, “Fighting by the Rules: The Invention of the Hoplite Agon”,Hesperia, vol. 71, No. 1(Jan. –Mar., 2002), pp. 23-39.
[7]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I),Greece and Rome, Second Series, vol. 41 (April, 1994), pp. 1-18; ibid, (II),No. 2 (Oct. 1994), pp. 131-155.
[8] 黃洋、晏紹祥：《希臘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4頁。
[9] 荷馬：《伊利亞特》，10, 257-265，中譯文據羅念生、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下同。
[10] 荷馬：《伊利亞特》，11, 41-42。
[11] 荷馬：《伊利亞特》，19, 381-383。
[12] 荷馬：《伊利亞特》，6, 233-236; 11, 19-27; 18, 478-606。
[13] 荷馬：《伊利亞特》，4, 250-456;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p. 221-238.
[14] 荷馬：《伊利亞特》，12, 342-372。
[15] Hans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 224.
[16] W. K. Pritchett,The Greek State at War, vol. 4,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4-15.
[17] Han van Wees, “The Homeric Way of War: 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 (I), p. 226.
[18] 荷馬：《伊利亞特》，13, 361-672.
[19] 荷馬：《伊利亞特》，13, 43以下。
[20] 荷馬：《伊利亞特》，13，169－205。
[21] 荷馬：《伊利亞特》，13, 240-305。
[22] 荷馬：《伊利亞特》，17, 354-365。
[23] Hans van Wees, “Homeric Warfare”, 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pp. 685-687.
[24] P. A. L. Greenhalgh,Early Greek Warfare: Horsemen and Chariots in the Homeric and Archaic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3.
[25] 羅利美爾詳細梳理了從幾何陶時代到原始科林斯陶器時代考古資料中重裝步兵裝備逐漸變化的過程，見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76-111;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 pp. 110-116; Jonathan M. 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4, p. 159.
[26] J. K. Anderson, “Hoplite Weapons and Offensive Arms”, in Victor Davis Hanson, ed.,Hoplite: the Classical Greek Battle Exper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3, pp. 16-37; Philip Sabin, 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1-117.
[27] Victor Davis Hanson,The Western Way of W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0-63.
[28] 古代文獻不曾提供一套裝備的價格。阿裡斯托芬的喜劇《和平》倒是提供了數字，但那顯然是誇張，因為那裡一個頭盔要50德拉克馬，一副胸甲則要1000德拉克馬。這裡采用豪等的意見。見Jonathan M. 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pp. 175-176，另見Philip Sabin, 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1, p. 276。
[29] 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2, 9; quoted from W. W. How and 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p. 114. 奈波斯：《外族名将傳》，劉君玲等譯，張強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30] 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3-70; W. R. Connor, “Early Greek Land Warfare as Symbolic Expression”,Past and Present, No. 119 (May, 1988), pp. 3-29. 當然這些規則不宜過分強調，請見克倫茲的批評：Peter Krentz, “Fighting by the Rules”, pp. 23-39。
[31]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114-115.
[32] Quoted from Douglas E. Gerber,Greek Elegiac Poet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1-53. 中譯文部分參考黃洋、晏紹祥：《希臘史研究入門》，第180-181頁。
[33] Tytaeus, fr. 10, 24-26, quoted from Douglas E. Gerber,Greek Elegiac Poetry, pp. 52-53.
[34] 希羅多德：《曆史》上冊，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79頁。
[35]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81-84.
[36] H. L. Lorimer, “The Hoplite Phalanx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oems of Archilochus and Tyrtaeus”, pp. 84-85; Jonathan M. Hall, A History of Archaic Greek World, p. 168; David Gordon Mitten, “An Archaic Bronze Relief of a Hoplite in the McDaniel Collection”,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7(1963), pp. 303-306.
[37] 此後重裝步兵的裝備仍有變化，總體趨勢是日益輕便，有些比較笨重或者限制機動能力的裝備，如胫甲和保護腳踝的部分先後被抛棄。見Victor Davis Hanson,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7-58。
[38] 希羅多德：《曆史》下冊，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636頁；奈波斯：《外族名将傳》，第33頁。
[39]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7.
[40] 弗格遜認為在5萬人左右；《劍橋古代史》第5卷第2版估計為45000人；格羅茲估計在4萬人左右。見William Scott Ferguson,Greek Imperialism,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63, p. 42; D. M. Lewis et al,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3; Gustav 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 London: Routledge, 1926, p. 169。
[41] 希羅多德：《曆史》下冊，第636頁。
[42] 一個拉瑞薩的貴族在發言中提到，隻要是斯巴達人支援的政體，一般都隻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參與公共事務。見William Scott Ferguson,Greek Imperialism, p. 21。薩爾蒙估計，古典時代科林斯的公民人口約15000人，則5000人的重裝步兵正好是公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見John Salmon,Wealthy Corint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3, p. 168。
[43] 亞裡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0-11、31、58-59頁。
[44] Fernando Echvi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p. 302. 拉夫勞勃覺得有資格充當重裝步兵的人會延伸到中等階級以下的部分人中，不過有限的史料并不支援他的看法，見Kurt A. Raaflaub, “Soldiers, Citize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Greek Polis”, in Lynette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54-55。
[45] P. 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2nd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25-140.
[46] 公元前337年腓力建立科林斯同盟時，加盟城邦宣誓，不得違法宣判死刑或放逐，不得違法沒收财産，不得重分土地和财産。由此可見土地的重要地位。而且那并不是不常見的現象，見John Boardman et al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 vol.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28-529。
[47] 格洛茲認為，葡萄可能需要數年才能挂果，而橄榄挂果需要10年，盛果期則隻能在50年左右到來。見Gustav 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 p. 253.
[48] Victor Davis 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42-78. 引文見第49頁。
[49]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p. 139; 297-301; vol. 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1.
[50] 《阿卡奈人》的劇情，就在阿卡奈人組成的歌隊和狄凱奧波利斯對話的基礎上展開。該劇開頭就是阿卡奈人身背木炭，因斯巴達人砍掉了他們的葡萄藤而期望公民大會繼續對斯巴達進行戰争。見《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第6卷：阿裡斯托芬喜劇，上，張竹明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23頁。
[51] Xenophon,Hellenica, vol.1,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47.
[52] 阿爾凱烏斯宣稱，組成城邦的不是石頭或木料，而是讓城邦保持安全的人。後來的作家如修昔底德等，也都表達過類似的觀念。見David A. Campbell,Greek Lyric, vol. 1, Sappho and Alcaeu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27。
[53] 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 London: W. W. Norton, 1960, p. 80.
[54] 如漢松、武德、瑞德利等。漢松強調了農民身份對戰争結局和戰争特點的影響，武德把農民和公民直接等同起來。見Victor Davis 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 E. M. Wood,Peasant 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6; Ronald T. Ridley, “The Hoplite as Citizen: Athenian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heir Social Context”,L’Antiqué Classique, T. 48, Fasc. 2 (1979), pp. 510-516.
[55] 參看晏紹祥：《古代希臘曆史與學術史初學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118頁；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pp. 32-33。
[56] Jonathan M. Hall, “The Rise of State Action in the Archaic Age”, in Hans Beck, ed.,A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pp. 15-16.
[57] 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60頁。
[58]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 25.
[59] Aristotle,Politics, pp. 343-345.
[60] 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 pp. 31-53.
[61] A. M. Snodgrass, “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 pp.110-116; J. B. Salmon, “Political Hoplites?”, pp. 84-101; Paul Cartledge, “Hoplites and Heroes: 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97 (1977), pp. 11-27.
[62] 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第160頁。
[63] Fernando Echeverria, “Hoplite and Phalanx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a Reassessment”, pp. 291-318.
[64] 豪用“頭人的回歸”來形容僭主政治；奧斯邦通過分析不同僭主的作用，認為那是共同體規範自己行為的嘗試。見Jonathan M. Hall, A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 pp. 135-143；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92-197。
[65] 參看Kurt A. Raaflaub, “Soldiers, Citizen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Greek Polis”, p. 56; J. B. Salmon, “Political Hoplites?” pp. 84ff.。
[66] 相關讨論請見A. Andrewes,Greek Tyrants, pp. 45 ff.；John Salmon,Wealthy Corinth, pp. 187-195。
[67] 修昔底德明确提到，最初他們是自發從鄉間趕來圍攻，後來才把圍攻任務委托給當年的執政官，見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1, p. 211。
[68] 除上引亞裡士多德的證據外，大馬士革的尼科勞斯也指出，科林斯的庫普塞羅斯得到了人民的支援。轉引自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第161頁。
文/晏紹祥
編/塔曼瑞
本文原載于《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本推文與紙質文本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