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雍正早就下了这两道遗诏，只是在临死前才对外公布。
第一道遗诏就是传位诏书，公开宣布传位于皇四子弘历。
但这道诏书并不是雍正临死前才立的，而是早在雍正元年就立下了。自雍正帝开始，清廷确立秘密立储制，皇帝在确立继承人后，立下诏书，密封于匣内，并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待皇帝驾崩后才能取下。雍正帝子嗣不多，且皇四子弘历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人选，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不像康熙帝那样棘手，所以他在雍正元年就立下了储君的人选。
第二道遗诏的内容是在弘历继位后，应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张廷玉和鄂尔泰四人为辅政大臣，而且张廷玉和鄂尔泰二人将来要配享太庙。
但这道诏书也不是雍正临死前才立的，而是早在雍正八年就立好的。当时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几乎就要夺去其性命。在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就此撒手人寰之时，雍正帝开始思考自己的后事。当时皇四子弘历年仅20岁，且很少涉足对政务的处理，于是他提前立下遗诏，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张廷玉、鄂尔泰四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弘历处理朝政。
幸运的是，雍正帝后来病情逐渐好转，所以他也没有公布这道诏书，而是藏在身边。直到雍正帝去世后，才由张廷玉宣读了诏书。皇四子弘历当即奉诏，任命四人为辅政大臣。
当然，雍正帝下这两道诏书的意义，只是希望乾隆帝能够尽快顺利接手皇位，并有效消除内外隐患，实现平稳过渡。但是，说这两道遗诏能让乾隆帝稳坐63年江山，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了。
乾隆帝之所以能够稳坐63年江山，除了他自己的施政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先辈为他打下的基础。
康熙帝在内忧外患之下，擒鳌拜，平三藩，收复台湾，翦除准噶尔和沙俄的威胁，实现江山一统。雍正帝继位后，整顿吏治，推行一系列新政，提高财政收入，充实国库存银。到乾隆帝继位时，帝国内外安定，财政状况良好，这才是乾隆帝能够稳坐63年江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