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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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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民间流传甚久的“胡虏无百年之运”一语似乎终于应验。彼时一阙散曲《醉太平》小令唱尽了无解之局: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

哀哉可怜!

末代之君元顺帝欲有所作为,因根治水患而开浚黄河故道,因弥补国库空虚而推行货币改革(即“更定钞法”),结果两大举措成了“堂堂大元”崩塌的“祸根源”。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元顺帝时期发行至正通宝钱。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开河”征发军民百姓十余万,贪官酷吏趁机竞相施威盘剥,正所谓“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变钞”更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不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还有新钞补折,倒换旧钞,正所谓“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北方百姓索性唱起民谣: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江浙一带民谣唱得尤为直白: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元顺帝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朱元璋》截图

老百姓说反就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谣谚流传千古,这便是“惹红巾万千”。

红巾军起义的烽火遍及天下,各地红巾军各怀心思。元朝无力剿灭红巾军,只得以地方实力派自行募兵,与红巾军相抗。地方实力派实际成为军阀,不再听元朝调遣,两者在与红巾军的作战中同样各自为战甚至内斗不断。至于乱世中的合纵与连横、结盟与背叛,种种波谲云诡复杂异常,看得人眼花缭乱,正所谓“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最终,大元朝远遁漠北,大明朝浴火而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唯有红巾军悄然湮没于历史之中,好像再也无人记起,真是“哀哉可怜”。

红巾军横空出世

红巾军揭竿而起,与宋金元盛行的白莲教关系密切。白莲教作为古代民间一种秘密宗教结社,一直以来教派林立、信仰庞杂,一般认为其中部分原始教义源自佛教净土宗。更有大批白莲教众崇奉弥勒佛,笃信“弥勒下生”之言。弥勒佛是未来佛,降生后,度化世间一切有缘众生。至于白莲教中同样盛行的“明王出世”口号,则至今争议重重。这些白莲教众夜聚明散,长期谋划反元。元末开河变钞,天下近于崩溃,一直在北方秘密传教的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安徽颍州人刘福通等决定抓住时机,一举起义。接下来的事情人尽皆知:

元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他们在今属河南兰考的黄陵岗治河工地悄悄埋下了独眼石人。石人出土天下震动,谣谚谶语传遍大河南北。大元朝的天下,此时已成干柴烈火。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黄河。摄影/xuzaq7878,来源/图虫创意

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又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辅佐之。韩山童发布文告,内有名句:“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天下贫富不均,借兵日本以图大宋复国,号召力无疑巨大。可惜事前泄密,元军旋即前来围剿,韩山童被捕遇害。刘福通突围后集结义军,横扫淮北、河南各地,连败各路元军,兵力一时达十余万人。

刘福通首义告捷,各地白莲教众纷纷起兵响应,“红巾军”之名亦由此时而起。顾名思义,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曰红巾军。

同样有人相信,这应从宗教视角解释。一如白莲教众为何会将“明王出世”与“弥勒下生”并重,乃是因白莲教同样深受摩尼教(即明教)影响。摩尼教虽尚白色,但北宋末年方腊等人借摩尼教起义造反时,却是用红巾作为标志。有人据此认为,这又说明北宋时摩尼教就已融合了“弥勒下生”信仰,因为传说中弥勒佛衣红披赭。无论如何,白莲教显然是各种信仰的杂糅。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影视剧中的明教。来源/电影《倚天屠龙记》截图

陈友谅属南方红巾军

紧随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之后,南方红巾军崛起于湖北蕲州、黄州之间,也称蕲黄红巾军。蕲黄红巾军最早的精神领袖,当属江西袁州人彭莹玉。彭莹玉即彭和尚,幼时出家,少年入白莲教,常年行医传道、谋划反元。彭莹玉广收信徒,早在至正四年(1338)就曾推动弟子周子旺在袁州聚众五千多人起义。义军人人胸前背后各书写一个“佛”字,以求弥勒佛护佑,所以彭莹玉一直被元明两代官府目为“袁州妖僧”。起义失败,彭莹玉辗转逃匿,继续传教收徒,并以“普”字为弟子赐名排辈。彭莹玉门下得意弟子,相继有况普天、赵普胜(“双刀赵”)、李普胜(“李扒头”)、邹普胜、项普略、欧普祥、丁普郎和杨普雄等人。刘福通起兵后不过数月,彭莹玉推动弟子徐寿辉、邹普胜在湖北大别山间起义响应。这支红巾军攻克湖北蕲水,当即据此建国,国号“天完”,年号“治平”。

“天完”国号的来历不止一说,有人说是要压倒“大元”,故“大”上加一横,“元”上加宝盖;也有人说是来自“大宋”,故“大”上加一横,“宋”去“木”加“元”。甚至有人认为,徐寿辉等人的国号实际就是“大宋”,“天完”乃明朝立国之后修史时的篡改。但无论如何,这个以罗田布贩徐寿辉为天子、麻城铁匠邹普胜为太师、黄州渔民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沔阳小吏陈友谅为元帅簿书椽的朝廷就此开创。仿元制,统军元帅府、枢密院及中央六部一应俱全,只有中书省改称“莲台省”,白莲教与红巾军的特征尽显。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陈友谅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朱元璋》截图

郭子兴所部也是红巾军

天完政权以“摧富益贫”为口号而广得民心,南方红巾军规模很快扩充至数十万,兵分几路大举出击。彭莹玉被拜为军师,随军指挥参赞,东征南略。南方红巾军号称不淫不杀、一无所扰,兵力极盛时达百万人,纵横驰骋于长江南北,控制湖北、湖南、江南、浙江、福建等广大地区。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红巾军攻克千古名城杭州,天完政权声势达到顶峰。

同样是在这一年,身在教门、聚众烧香的定远土豪郭子兴起兵于安徽濠州,麾下义军同属红巾军系统。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前来投奔,却被怀疑是元军细作而遭捆绑看押。郭子兴发现此人相貌不同寻常,松绑后一番交谈又发现此人见识不俗,于是将这个青年收在帐下,让他从十夫长做起。这个青年精明能干、屡立战功,渐渐成为郭子兴心腹。郭子兴遂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从此红巾军中称他为“朱公子”。这个从前只能以排行和生日为名的青年,直到此时才起了一个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朱元璋,字国瑞。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红巾军中称他为“朱公子”。来源/电视剧《朱元璋》截图

除南北红巾军与郭子兴的江淮红巾军,同时起兵的还有多路豪杰,共同组成了庞大的红巾军系统。比如起兵于徐州的“芝麻李”,本名李二,以一仓芝麻赈济灾民而得号,手下义军以河工为主力。起兵于河南的“布王三”,本名王权,相继攻占邓州、南阳等地,所部人称“北琐红巾军”。起兵于襄阳的孟海马,相继攻占襄阳、房县等地,所部人称“南琐红巾军”。如此,西起汉水、东至淮水皆有红巾军活动,元朝中央朝廷之辖地几乎被拦腰截断。此时天下人人皆唱民谣:“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亦作‘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所谓朱衣人,自然指红巾军,蒙元之天下似乎崩解在即。

张士诚和方国珍属于“土豪”

被红巾军拦腰截断的江南之地,又有两路豪杰崛起。早在至正八年(1348),浙江台州私枭方国珍便反元于海上,与元军反复周旋,屡降屡叛。至正十三年(1353)春,江苏泰州盐贩张士诚率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等人起义,攻克泰州、高邮。张士诚自封“诚王”,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注意,方国珍、张士诚不以白莲教相号召,不属于红巾军系统。但无论是否属于红巾军系统,东西南北几乎同时义旗高举,来势之猛为元朝所料不及。元顺帝怒斥元末名臣脱脱:“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巾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无言以对。

脱脱一面指挥兵马围剿红巾军,屡屡不利;另一面调集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地方实力派自行募集的地方武装击讨红巾,反而见效。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徐州城破,“芝麻李”战死,红巾军始遭重挫。元军继续联合各路地方武装,对南、北、西各部红巾军全力镇压。南、北琐红巾军被剿灭,“布王三”、孟海马遭擒杀。败出杭州的彭莹玉等人一度攻占徽州,但最终在元军的围攻下失败,彭莹玉与弟子况普天、项普略等人先后战死。各路红巾军一时转入低潮,元廷似乎中兴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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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征讨张士诚。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红巾军系统不振,红巾军系统之外的张士诚就成了元朝最大的威胁。至正十四年(1354)六月张士诚攻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阻塞。脱脱亲率大军南征高邮,兵力号称百万。张士诚大败,死守高邮城,眼见崩溃在即。谁知元顺帝对脱脱太过猜忌,竟下诏削夺脱脱兵权,将其移置流放。元顺帝临阵易帅,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不战自溃,大批散无所附者就近投奔张士诚。张士诚非但大难不死,反而实力暴涨。高邮之战更成为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红巾军声势再起。

小明王,国号“大宋”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等人自砀山夹河迎回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立其为天子,号称“小明王”。刘福通建都亳州,后迁都汴梁,立国号“宋”,改元“龙凤”。这个后世称为“韩宋”的北方红巾军政权立于中原腹心,不但是元朝最大的死敌,而且断绝了元廷与南方诸省的联系。从此元廷只能以授官赐爵的方式换取方国珍、张士诚等人表面上一时的臣服,与藩属无异。这实际为朱元璋在南方坐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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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来源/电视剧《朱元璋》截图

从至正十六年到至正十八年(1356-1358),刘福通令北方红巾军兵分三路,出师北伐。东路军出山东,中路军出山西,西路军出陕西,合攻元大都。东路军最为顺利,原“芝麻李”部将毛贵率军横扫山东,连下河北重镇,一直打到蓟县、通州一带,距元大都仅一百余里。元顺帝震惊不已,朝中已有迁都之议。但另两路配合不力,毛贵只得放弃河北、退回山东。“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率领的中路军眼见已无法合攻大都,索性北上攻取塞外,先取大同,而后竟占领了元上都。红巾军丝毫不留情面,将“富夸塞北”的元帝国陪都和第二政治中心、重要性仅次于大都的元上都一把火烧成平地。

宏伟壮丽的帝国宫殿在烈火中倒塌,大元朝的命运已毋庸多言。紧随其后,中路军转向东进,攻破元辽阳行省,竟强渡鸭绿江,两度征伐元朝的“驸马之国”高丽,连连攻占平壤和开城,横扫朝鲜半岛北部。毕竟孤军奋战,中路军最终在元军和高丽军的合击下全军覆没。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则陷入与红巾军宿命之敌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的血战,终遭惨败。红巾军三路北伐可谓龙凤政权辉煌的顶点,虽未能推翻元朝,却牵制了元朝几乎全部力量。郭子兴因病早逝,朱元璋正是在龙凤政权北伐讨元时受封为江南等处中书省平章,成为南方数十万红巾军的统帅。

南北红巾军相继覆灭

朱元璋趁机攻占应天(今南京),不断向四周扩展势力,更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受封为龙凤政权的吴国公。此时与龙凤相对的天完政权早已内斗到地覆天翻。至正十七年(1357)元帅倪文俊遣大将明玉珍攻略蜀地,地盘进一步扩大。倪文俊大权在握,欲杀徐寿辉自立,反被陈友谅所杀。陈友谅随即把持天完政权,将徐寿辉玩弄于股掌之中。等徐寿辉失去利用价值,陈友谅安排壮士用铁器击碎了徐寿辉的脑袋。徐寿辉一死,陈友谅马上在采石称帝,立国号“汉”,改元“大义”。陈友谅至此背弃了红巾军的旗号,而与同出红巾军系统的朱元璋呈争霸之势。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朱元璋。来源/电视剧《朱元璋》截图

北方的龙凤政权也到了临近终结的时刻。三路北伐皆败,元军复来,察罕帖木儿调兵遣将进攻都城汴梁。偏偏红巾军又陷入内讧,毛贵死于部将赵君用之手,山东红巾军自相残杀不断。察罕帖木儿大军围困汴梁数月,攻破城池。刘福通、韩林儿仅率数百骑夺围而遁,红巾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乘胜进攻山东,克东昌,下济宁,破济南直至东海,一年之内恢复除孤城益都之外的山东全境。北方百万红巾至此基本全部失败,由陕西至山东的中国北方地区名义上又重回元朝统治。而事实上,元廷再也无力控制地方,地无分南北早已是军阀争雄。剿灭了北方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却在益州城下被红巾军降将田丰刺杀。据说消息传来,朱元璋叹道:“天下无人矣!”

朱元璋异军突起

如此,南北红巾军政权都已不复存在。龙凤政权最后的象征刘福通、韩林儿两人,苦守今属安徽寿县的安丰近五载,又遭名义上效忠元朝的张士诚发兵突袭。朱元璋发兵来援,接下来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说,刘福通、韩林儿战死于安丰围城之际。也有人说刘福通、韩林儿被朱元璋迎接南下,途中渡江时被沉舟溺死于江底。无论如何,两人身死国灭,红巾军的时代至此终结。

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面福建还有忠于元朝、起兵自保的陈友定,西边蜀中又有建号“大夏”、自立为帝的明玉珍。朱元璋明白,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志在保土割据,张士诚对元朝首鼠两端,皆不足惧。只有实力最强的陈友谅,才是朱元璋最危险的敌人。此时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早已非两支不同的红巾军,两人的争斗也不是红巾军的内战。两位同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枭雄,要争雄于江南,天下的红巾军余部,看着这两个人的对决,胜利者将得到天下红巾军的支持,继而定鼎于天下。

于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水战就此上演。血战三十六日,陈友谅中箭身亡,全军大败,朱元璋解除了统一南方的最大威胁。第二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第三年便将兵锋转向东面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苏州城破,张士诚自缢而死,三吴平定。割据浙东的方国珍归降,朱元璋又攻取广东、福建,据有东南半壁。彼时北方早已是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军阀支撑元朝的残局。他们相互之间攻杀倾轧不休,元廷与顺帝形同虚设。终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决意北伐,一篇《谕中原檄》流传千古:“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至正二十八年(1368)春,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八月,明军进占大都,元顺帝率残部出奔塞外。元末红巾纷起、群雄逐鹿的历史,彻底画上句号。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1368年,明军进占大都。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历史上红巾军的影子

在朱元璋看来,元亡于盗贼,而自己取天下于群雄。按照朱元璋的旨意,明初修《元史》,全然以红巾军为妖寇,以镇压红巾军为义举。《元史》称朱元璋的军队为明军,称朱元璋的地盘取自于红巾妖寇而非元人之手,更对朱元璋曾奉龙凤年号、受红巾军的官职爵位皆隐而不书。唯有如此,朱元璋才能避免背负以下犯上、以臣逆君的道义包袱,突出自己受天命之正。有人认为,朱元璋借此进一步提出了“天不与首乱者”的天命思想和“天道报施”的历史观,从而推动了儒家天命论的发展。有趣的是,这些思想后来竟又为清人所用。清廷虽视明朝为敌国,却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推给流寇,自命为替明朝讨贼复仇的正义之师,以示大清得天命之正。这样的身后事,不知朱元璋身前是否想到?

朱元璋与陈友谅竟是“友军”:元末红巾军究竟分了多少派?

记忆终究无法全部抹去,即便在朱元璋本人的回忆中,元末乱世的景象也是“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望之两山皆赤”。有人目光敏锐,认为《水浒传》中即可见端倪。一般认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罗贯中或有过混迹于义军的经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水浒传》中屡有这样的描写:

“只见林子西边,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罗来,一个个身长力壮,都是面恶眼凶,头裹红巾,身穿衲袄,腰悬利剑,手执长枪,早把一行人围住。”

“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不须公祖忧心,不才便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那军都是铁掩心甲,绛红罗头巾……”

这究竟是不是假借小说来表达元末红巾军往事,不得而知。但元末“挑动黄河天下反”“杀尽不平方太平”的百万红巾,早已永为史书所记。

END

作者 | 刘啸虎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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