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此之后，人类开始丢弃了狂妄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劣根性，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也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应该服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凡事应照章办事、条理清晰，而不是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其实要论人类对自己渺小程度的认知，中国人理解更为透彻。
中国从古至今，一向敬畏大自然，除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以外，绝大部分皇帝在“天帝”面前，还是保留着对天神的敬畏之心，因此，过去皇帝登基，往往都会有祭天这个流程，倘若灾害频发、民不聊生，皇帝一般也会向天谢罪，下罪己诏，祈求上天宽恕。
但即便如此，也应清醒地认识：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认知，和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敬畏”，“畏”的成分更浓一点，总觉得天地之间还有一个能量巨大、躯体庞大的主宰者，人类倘若胡作非为，让这位天神大大看了不爽之后，就会将天灾于人间，到时别说太平盛世了，活下去都成问题。
也正是因为怀揣着如此蝼蚁偷生的心态，中国古代的广大人民大多生活得很可怜，一辈子佝偻着背行走于世几十年，还把小孩生下来一并受苦。
同样也正是因为“畏”的成分更多一点，导致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敢去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也自然而然就不会顺着“遵循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将自己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
反观西方的工业革命就大不一样。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世界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既没有中国如此多的伦理纲常、家规国法的强制约束，也没有道德礼法等精神灯塔的点亮引路，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可谓是一片混乱。
不过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认知了自然界的规律，也享受到了按照规律办事的诸多好处，也找到了发展的门路。很显然，这条路极其正确，帮助曾经落后中国一千八百年的西方世界迅速崛起，轻而易举就打败了曾经傲视全球的满清中华，并反客为主，成为了中国至今都在努力跟进的学习对象。
那中国在学什么呢？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一项很关键的学习内容：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照章办事。
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认知到自然界的渺小，更多的还是“敬”这一层面，甚至可以说是“敬而不畏”。通过从中找到做事情的规范办法，为人类所用。
也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所以才会有了社会大分工的说法，并且随着效率提升需求的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倘若论起社会分工，咱们中国古代又不输西方人。这是中国人自古而来拥有的智慧，只可惜，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工不仅没有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反倒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为它的分工更多的是便利特权阶级的腐朽，导致领导干部生活不能自理，平民百姓生死不能做主。
这方面的案例自不必多说，过去富人家、官员家，不仅设置了官家、请了长工，更是雇佣了一大堆丫鬟佣人，负责安排主人的饮食起居。看过《宰相刘罗锅》的人都对这一场景印象深刻：大贪官和珅吃个饭，都懒得动手，只张张嘴，让四个丫鬟轮流喂到嘴里，拉个屎也“不得清闲”，让六个丫鬟环绕旁边，只动屁股不动手，擦屎这种事也都是丫鬟来干。
官家、富商尚且如此，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不必说。一言一行都配有相应的制度，如言官、拾遗、三省六部等，都是为便利皇帝工作而设置的机构。
工作上无可厚非，毕竟皇帝工作也是为了国家强大、人民富足，但生活上也要“特供”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不仅皇帝的生活起居要丫鬟、太监打理，就连性生活也要安排周密，出了一个“敬事房”制度，配备若干太监伺候着，这就太过分了吧。
日常生活安排得这么细致，皇帝、大臣怎么生活自理？古人有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觉得：一人是生活不能自理，何以理天下百姓的生活？
再反观平民百姓，不仅要生活自理，还得为如何能“自理”下去干很多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比如《西游记》中农户人家种田，没有牛，只能自己当牛扛着犁耙犁地。
倘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偏偏还要被摊派上官家、富农安排的杂活，接受统治者的调遣，服徭役、强征入伍，死在施工现场、战场和深宫大院的贫民子弟不在少数，真是贫民子弟生死不能做主。
如此等级意味十分严重的社会分工，注定不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故而中国古代始终徘徊在300年兴亡周期律，永远进入不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便也不足为奇了。
因此，我笑看古代的社会分工：领导干部生活不能自理，平民百姓生死不能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