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此之後，人類開始丢棄了狂妄自大、以自我為中心的劣根性，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渺小，也逐漸認識到人類活動應該服從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凡事應照章辦事、條理清晰，而不是膽大妄為，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其實要論人類對自己渺小程度的認知，中國人了解更為透徹。
中國從古至今，一向敬畏大自然，除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以外，絕大部分皇帝在“天帝”面前，還是保留着對天神的敬畏之心，是以，過去皇帝登基，往往都會有祭天這個流程，倘若災害頻發、民不聊生，皇帝一般也會向天謝罪，下罪己诏，祈求上天寬恕。
但即便如此，也應清醒地認識：中國古代對自然界的認知，和工業革命後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完全是兩碼事。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古代對自然界的“敬畏”，“畏”的成分更濃一點，總覺得天地之間還有一個能量巨大、軀體龐大的主宰者，人類倘若胡作非為，讓這位天神大大看了不爽之後，就會将天災于人間，到時别說太平盛世了，活下去都成問題。
也正是因為懷揣着如此蝼蟻偷生的心态，中國古代的廣大人民大多生活得很可憐，一輩子佝偻着背行走于世幾十年，還把小孩生下來一并受苦。
同樣也正是因為“畏”的成分更多一點，導緻中國古代勞動人民不敢去接觸大自然、認識大自然，也自然而然就不會順着“遵循客觀規律辦事”的原則，将自己的國家建設得越來越好。
反觀西方的工業革命就大不一樣。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方世界可以說是一盤散沙，既沒有中國如此多的倫理綱常、家規國法的強制限制，也沒有道德禮法等精神燈塔的點亮引路，是以整個西方世界的社會生活可謂是一片混亂。
不過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開始認知了自然界的規律，也享受到了按照規律辦事的諸多好處，也找到了發展的門路。很顯然，這條路極其正确，幫助曾經落後中國一千八百年的西方世界迅速崛起，輕而易舉就打敗了曾經傲視全球的滿清中華，并反客為主，成為了中國至今都在努力跟進的學習對象。
那中國在學什麼呢？除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一項很關鍵的學習内容：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照章辦事。
由此可見，工業革命之後，人類認知到自然界的渺小，更多的還是“敬”這一層面，甚至可以說是“敬而不畏”。通過從中找到做事情的規範辦法，為人類所用。
也正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對自然界的認知上升到了一個新台階，是以才會有了社會大分工的說法，并且随着效率提升需求的加劇，社會分工越來越細。
倘若論起社會分工，咱們中國古代又不輸西方人。這是中國人自古而來擁有的智慧，隻可惜，中國古代的社會分工不僅沒有提升社會生産效率，反倒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為它的分工更多的是便利特權階級的腐朽，導緻上司幹部生活不能自理，平民百姓生死不能做主。
這方面的案例自不必多說，過去富人家、官員家，不僅設定了官家、請了長工，更是雇傭了一大堆丫鬟傭人，負責安排主人的飲食起居。看過《宰相劉羅鍋》的人都對這一場景印象深刻：大貪官和珅吃個飯，都懶得動手，隻張張嘴，讓四個丫鬟輪流喂到嘴裡，拉個屎也“不得清閑”，讓六個丫鬟環繞旁邊，隻動屁股不動手，擦屎這種事也都是丫鬟來幹。
官家、富商尚且如此，那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更不必說。一言一行都配有相應的制度，如言官、拾遺、三省六部等，都是為便利皇帝工作而設定的機構。
工作上無可厚非，畢竟皇帝工作也是為了國家強大、人民富足，但生活上也要“特供”就有些說不過去了。不僅皇帝的生活起居要丫鬟、太監打理，就連性生活也要安排周密，出了一個“敬事房”制度，配備若幹太監伺候着，這就太過分了吧。
日常生活安排得這麼細緻，皇帝、大臣怎麼生活自理？古人有雲：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我覺得：一人是生活不能自理，何以理天下百姓的生活？
再反觀平民百姓，不僅要生活自理，還得為如何能“自理”下去幹很多超出能力範圍之外的工作，比如《西遊記》中農戶人家種田，沒有牛，隻能自己當牛扛着犁耙犁地。
倘若僅僅如此也就罷了，偏偏還要被攤派上官家、富農安排的雜活，接受統治者的調遣，服徭役、強征入伍，死在施工現場、戰場和深宮大院的貧民子弟不在少數，真是貧民子弟生死不能做主。
如此等級意味十分嚴重的社會分工，注定不會産生什麼積極作用，故而中國古代始終徘徊在300年興亡周期律，永遠進入不了工業革命的浪潮，便也不足為奇了。
是以，我笑看古代的社會分工：上司幹部生活不能自理，平民百姓生死不能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