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的一天，福建永春山的密林中出现一个男子。他穿着破烂的衣服，戴着一个破斗笠，手上握着一把大砍刀，看起来像是一个樵夫。但其实他已经在密林里转了两天了，正在寻找当地的游击队。
男子走着走着发现一个新堆的坟墓，上面摆满了野花和松树枝编的花圈。凑近一看，一个用木板制作的墓牌上写着“钟国楚政委之墓”。男子看完哭笑不得，因为钟国楚正是他自己。
不过让他兴奋的是，墓是新堆的，游击队应该还在附近，钟国楚便朝山下的村里走去。还没到村口，他就被两名放哨的游击队战士拦住问：“干什么的？”钟国楚认识他们，叫着他们名字说：“我是钟国楚。”
这可把两名战士吓了一跳，退后一步说：“政委不是刚下葬吗？你是假冒的还是……”钟国楚把斗笠拿下来，两名战士看清楚了他的面孔才相信，放他进村。为了不吓着大家，钟国楚示意两人不要声张，继续放哨。
钟国楚继续朝村里走路，在一间破庙边听到战友们悲壮地唱着《国际歌》。他走到门边一看，
庙正堂上贴着“钟国楚同志追悼会”几个大字。
主持追悼会的游击队支队长正让大家脱帽向灵位鞠躬。
看到战友们对自己如此怀念，钟国楚也感动地流出眼泪来，默默地站在庙门口观看着自己的追悼会。一个警觉的战士突然发现了戴着斗笠手握砍刀的钟国楚，大叫一声：“干什么的？”立即冲上去一把抢过了他的砍刀，摘下他的斗笠。
接着战士大吃一惊：“这不是钟政委吗？”庙里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钟国楚，顿时一片沸腾。钟国楚说：“同志们，我没死，我回来了。”看着大家疑惑不解地样子，他幽默地开起了玩笑：“我去马克思那里走了一圈，他说我革命工作还没完成，不能收，又把我赶回来了。”
钟国楚
战友们为何要为还活着的钟国楚开追悼会呢？他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
在革命年代，没有牺牲却被战友们开了追悼会的例子很多，但能赶上自己的追悼会，钟国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自然成了一段佳话，但这段佳话背后却有着一个惨痛的历史故事。
钟国楚于1912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人多地少，土地又贫瘠，每年收获的粮食有一大半要交给地主。生活在旧社会的钟国楚吃尽了苦头，12岁时才有机会去念私塾，但只读了半年便又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了。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赣州后。兴国籍共产党人胡灿在当地建立了中共兴国县特别支部，随后又建立了农民协会等团体。革命思想开始在兴国境内传播，
从小受到欺压的钟国楚渐渐意识到，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摆脱苦难的命运。
然而好景不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老蒋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随即，中共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暴动。
国共双方由合作关系演变至公开的武装冲突。
那时候革命斗争形势异常残酷，身份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仅自己很可能会掉脑袋，而且会危及家人安全。但钟国楚并没有被这种形势吓倒，毅然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
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一带出击。不久后老蒋与桂系矛盾激化，双方爆发战争。
红四军抓住机会攻占瑞金、兴国、宁都等地，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兴国一带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受到老百姓的极大欢迎。他们纷纷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入军队。
据有关资料统计兴国县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56人成为开国将军，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
钟国楚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党员，并全程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失利，主力被迫从中央苏区转移，开始了长征。同时留下部分部队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
兴国县被称为将军县
钟国楚所在的独立十八团奉命留守苏区，受闽赣军区领导，他们开始了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转移后，敌军就以重兵围攻苏区，苏区重要据点接连丢失，游击队被迫向深山转移。
1935年4月，钟国楚所在的部队在归化沙溪战斗中被打散。钟国楚独自突围出来，在山上遇到10来个战友。他们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隐藏在深山中陆续集结起百来人。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仍然按照中央命令，坚持在闽西的深山中打游击。
那时钟国楚担任游击支队的政委。
5月，闽赣省、军区领导机关在转移途中被敌军围困在德化、仙游、永泰三县交汇处的紫山上。此时，掌握武装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密谋叛变，利用夜间休息时悄悄把部队拉下山向敌人投降。
他们下山后不久，敌人便攻上山，紫山上剩余的几十名干部大部分被俘或牺牲。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主席杨道明突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人生地不熟，被迫在当地一家寺庙出家。
钟、杨二人认为自己没有把队伍带好，愧对组织，始终不愿下山寻找组织。钟循仁去世前仍交代杨道明对自己的身份保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杨道明的身份才渐渐公开。
1986年底，
已经75岁的钟国楚受邀到福州参加党史书籍的修订，他是这时才得知杨道明还活着。
由于革命年代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战斗，当时他身体状况并不好，但工作结束后却不顾炎热的天气，带着医生和氧气包，执意要去永泰县一家寺庙。
当钟国楚见了寺庙的主持后，直呼：“老首长，我来看你了。”那位主持正是当年的闽赣省主席杨道明。两人分别数十年，一个是开国将军，一个是皈依佛门的法师，不论身份还是信仰，都有了较大的差异。但战争年代那份革命情谊却始终流淌在他们心间。
这次会面颇具戏剧性，一步之差完全改变两人的命运，这也充分地展现了了革命斗争的复杂和残酷。当然这是后话。
杨道明
当年钟国楚带领游击队在闽西深山里坚持战斗，渐渐打出名声。敌人为了遏制游击队生存，实行保甲制度，搞移民并村。把山上的零星住户强行迁走，山下的村庄都用竹篱笆围起来，设置哨卡，凭通行证通行。等于切断了游击队与百姓的联系。
游击队缺粮少弹，生存异常困难。山上的野果、竹笋、鸟兽和河里的鱼虾都成了他们的食物。但这些东西远不足以维持游击队的生存，他们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没有饭吃，饿得头冒金星，双腿发软。
好在一些好心的村民，利用上山砍柴的机会，为游击队送一点粮。
为了补充粮食和弹药，游击队时常下山攻击民团据点。在漳平一次伏击敌军运粮队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把钟国楚下巴打穿，鲜血直流。钟国楚急忙扯下衣袖塞住嘴巴，但血却往他喉咙里流。
情况危急，决不能因为自己受伤而让队伍陷入混乱。钟国楚忍着剧痛，带着游击队跑了几里路，直到占领一个有利的山坳地形才停下来。此时钟国楚已经瘫倒在地上说不出话来，为了不拖累战友，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起遗书来：
我是兴国埠头人，死在漳平猪仔坝。望同志们坚持战……
字还没写完，他就晕了过去。战友们把他抬到九州山的临时救护所，当年的医学水平还非常低，年轻的医生摸了摸他的鼻子，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法救治了。
游击队的两个战士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流着泪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医生担心两个战士赶不上部队，等敌人追来后会被抓捕，劝他们赶快离开。
两个战士只能带着钟国楚未写完的遗书和一些遗物赶回部队，他们在密林之中辗转了20多天才找到部队，
告诉游击队钟政委“牺牲”了。
其实钟国楚并没有“牺牲”，他只是被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两个战士走后，救护所安排人将钟国楚抬到山上掩埋。上山的路一脚高一脚低，一阵颠簸，却幸运地让血块滑了出来。钟国楚也渐渐醒了过来，又被送回救护所。
钟国楚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战友。不等伤口痊愈，便悄悄离开医院去找部队了。游击队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时刻面临危险。钟国楚作为一个伤员，完全可以等伤口愈合后归队，甚至先隐蔽起来观察形势。
受伤的红军
但钟国楚并没有这样做，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密林之中。
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在他找到部队那天，部队刚好为他设了一个衣冠冢，并开了追悼会。及时赶回来的钟国楚正好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战友们后，大家无不称奇。
钟国楚率领游击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3年，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务。直到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他才率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并担任团政治部主任。
抗战期间，钟国楚先后担任过六师十六旅代政委、旅长，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
在1943年的溧高战役中，江渭清和钟国楚率领16旅46团和旅部特务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全歼了东坝出援的伪军，活捉了伪军副师长陈炎生以下800余人。
陈炎生是伪江苏省长陈群之子。他被俘虏后，汪伪高层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陈群四处托人求新四军保全其儿子性命。据钟国楚回忆，新四军按照一贯的俘虏政策，并没有为难陈炎生。
解放战争初期，钟国楚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长。苏中战役中，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等人领导下七战七捷，粉碎了敌军46万大军的进攻。16旅参加了苏中战役的5次进攻战斗，共歼敌1万余人。
1952年底，担任第23军军长的钟国楚率部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于次年初接替了38军的防御任务。钟国楚判断在205高地必然会有一场硬仗，专门对该阵地的防御做了部署，
下令：“即使打到一兵一卒，也不能丢失一寸土地。”
就在他们进入阵地4天后，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主持了一次就职前的内阁会议。为了向这位新任总统“献礼”，“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与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策划了一次“空、坦、炮、步协同作战试验”，号称“三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美第7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在8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和1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的支援下，向23军201团1连3排驻守的205高地南山（丁字山）及两翼发起猛烈进攻，
一天之内就向志愿军阵地发射了各种炮弹17万发。
志愿军战士
为了宣传自己的“战果”，高调的范佛里特还搞起了“直播”，邀请来大批记者及高级军官到现场观战。但志愿军防守部队凭借坑道英勇抵抗，接连打退敌人5次冲锋，仅以伤亡11人的代价，歼敌150余人，始终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
这样一个小山头范佛里特动用了各种力量却攻不下来，在众多记者面前丢尽了脸面。到场的记者无不对其进行了讽刺，一些报道称
“这样下去，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会更长！”美国国内一片哗然。
随着这次进攻战斗失败，范佛里特的军事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不久就被召回美国，以上将军衔退休。
对此，《人民日报》以《给艾森豪威尔上台的一棍》为题，报道了23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钟国楚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军区政委、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
回首钟国楚的一生，起初为苦难所迫参加革命，因而有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革命决心。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甚至参加过自己的追悼会。但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坚定地保持着革命信念。
这种一往无前，决不被困难压倒的坚定革命意志，给人带来奋发向上的无穷动力。
钟国楚把革命队伍当做自己的家，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家人，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当年解放军跨过长江，钟国楚率队回到新四军时期战斗过的地区，老百姓们听闻后难掩激动，逢人便说：“钟旅长回来了！”
在抗战时期与16旅结下深厚情谊的老百姓，纷纷前来看望钟国楚，向他倾诉说着思念之情。钟国楚回忆说，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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