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在败退台湾时，为了给新中国搞破坏，安排了很多特工潜伏下来，其中不乏出身中统和军统的高级特工。这些特工在接受任务后，通常会选择蛰伏起来。一旦受到召唤，再伺机而出。由于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给我国公安机关的甄别工作，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但有句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狐狸尾巴也迟早会露出来。”有一位国民党高级特工，就因为在伪装的过程中说了个成语，就暴露了。此人是谁呢？他就是郑蕴侠。
郑蕴侠于1907年出生在江西临川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郑宗尧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同盟会成员。归国后，就任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郑蕴侠长大后，进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学习，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北伐战争打响后，郑蕴侠参加北伐，在何应钦的第一军军法处担任上尉军法官。
北伐战争之后，郑蕴侠凭借上海法学院和黄埔军校这两张过硬的文凭受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赏识，成为了中统的一名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郑蕴侠也曾参加过与日军的血战。在台儿庄战役时，他曾率领一支政工队支援前线，苦守滕县，直到援军来临。当他目睹抗日名将王铭章壮烈殉国时，还曾满腔仇恨地改了岳飞的《满江红》，誓与小日本血战到底。
但抗战结束后，郑蕴侠便改变了工作重心，开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并亲自参与了重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郑蕴侠奉命烧毁所有机密文件，撤出重庆。当时可供郑蕴侠选择的逃亡之地共有三处，一是台湾，二是当时尚未解放的海南，三是国民党残部活跃的缅甸金三角地区。
郑蕴侠出逃的首选地点便是台湾，而要逃到台湾，就只能前往成都，乘坐最后一趟亡命航班。当郑蕴侠千辛万苦抵达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逃到台湾的目标不现实了，海南也比较远，跨越千山万水不好到达，所以郑蕴侠便将缅甸金三角地区作为他最后的逃亡之地。一来，他曾随中国远征军在那一带执行过任务。二来，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第八军残部长官李弥与他是旧相识。
为了应对漫长的逃亡之旅，郑蕴侠决定将所有钱都换成既不扎眼、又能自由兑换的“袁大头”。结果就在他倒卖银元时，被解放军给抓了起来。郑蕴侠凭借多年的特工经验，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木材商人，顺利逃过一劫。后来他在潜逃的过程中，还曾被土匪给俘虏过。幸亏他通晓袍哥“黑话”，才从土匪窝活着出来。在涪陵榨菜厂当小工时，他因说话不谨慎，引起上级怀疑。机警的郑蕴侠立刻逃到了贵州省务川县濯水镇。
选择濯水这个地方，郑蕴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地方位于川黔两省交界处，只有一条丁字石板街，人数不过2000，很少与外界联系。倒是经常有一些货郎、游医，走街串巷的叫卖。于是在1950年底，濯水镇便多了一个叫“刘正刚”的杂货郎，专门卖各种针线、梳篦、火柴等小百货。
随着与当地居民的熟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这个杂货郎。他为人“忠厚”，东西物美价廉，每当逢年过节，大家便会把“刘正刚”叫到家中热情款待。而朴实的村民们很难想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的高级特工郑蕴侠。当我国进行土改时，刘正刚利用房东何大娘和邻居的掩护，顺利被评为了“贫农”。
但熟悉人性的他知道，自己一个中年男性，无儿无女，没有家庭，突然出现在此地，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为了坐实自己的身份，郑蕴侠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山东女人邵春兰，并与她成婚。1956年，全国开始搞对私改造合作化，郑蕴侠因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被推举到县里学习。回来后，他先是被委派到食堂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公私合营的商店。
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察觉到郑蕴侠与外来的游商、货郎不太相同。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初识字”。结果食堂老会计只教他打了一天算盘，他第二天就能把加减乘除打得十分顺畅。他说自己没啥文化，结果有一天人们却从他嘴里听到了“不翼而飞”这个成语。后来上级心生警觉，报警将郑蕴侠抓了起来。逃亡8年的郑蕴侠，这才落网。他也成了中国内地最后一个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后来郑蕴侠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出狱后洗心革面，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并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致力于两岸统一，直到2009年才去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