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陈芝秀时常在想，她不爱常书鸿吗？
自然不是的，只是她想坐在巴黎的街头喝咖啡，常书鸿却更愿待在敦煌守壁画。
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不顾一切地“闯入”他的世界，最后又意兴阑珊的“绝情离去”。
或许，他们最初的相识，便是一场年少的“捉弄”。
1925年，17岁的陈芝秀恋爱了。
她喜欢的少年郎玉树临风，谈吐优雅。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和说不尽的话题。
“书鸿，结婚之后，我们一起去巴黎好吗？你学美术，我学雕塑。”
陈芝秀一脸憧憬地看着常书鸿，像一只快乐的百灵鸟。
常书鸿和陈芝秀
常书鸿自然不忍心说“不”。
留学在外的日子并不好过，可陈芝秀却意外地适应了异国的生活。
繁华的巴黎，时尚的气息，醉人的风景，都深深地吸引着陈芝秀，她觉得有些乐不思蜀。
“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呆在巴黎就好了。”
这是陈芝秀的真实想法，只是对着丈夫说出来的时候，带有几分小心翼翼地试探和劝服。
因为她知道，常书鸿的心并不在巴黎。
他们夫妇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代表，所以家中时常举办艺术学会。
每当这个时候，陈芝秀总是将自己打扮得漂亮且时髦。身为各种文化艺术沙龙的女主人，陈芝秀总是完美得无可挑剔。
甚至有同学赞称其漂亮程度“远远超过”名闻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
这让陈芝秀感到愉悦，她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平衡到了“极点”，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而随着女儿的出世，好友吕斯百为其取名为常沙娜。“沙娜”者，流经里昂的塞纳河之谓也。
彼时的法兰西岁月，是陈芝秀魂牵梦绕的幸福时光。她想将这一切“挽留”，却不料丈夫始终心向“祖国”。
1935年的一个秋日，常书鸿漫步在塞纳河畔。
左侧为常书鸿夫妇
路过一个旧书摊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原本只是随手翻阅打发无聊。却意外发现了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常书鸿如获至宝，认真端详这本画册。全书六册，一共400多幅有关敦煌石窟和雕塑的照片。
他这才知道，原来在中国遥远的一方，存在着这样辉煌璀璨的艺术宝库。而他身为一个中国人，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常书鸿无心“崇洋媚外”，却自觉不经意间做了文化的“走狗”。他心底的震撼和煎熬，令他一日也无法停留。
“我要回去，回到真正属于我的地方去。”
陈芝秀不解，难道巴黎就不是属于他的地方吗？这里有优渥的工作，体面的身份，安逸的生活。
常书鸿绘画作品
她不明白常书鸿为何要抛下这一切“重头开始”，在她眼中，那所谓的艺术宝库只是一个贫瘠荒芜的戈壁滩罢了。
她不想常书鸿回去，自己更不想同去。
然而这一次，一贯宠爱的丈夫没有听从她的意见。她的泪水“阻挡”不住他回国的脚步。
归国之后，常书鸿没能立即赶去敦煌。
彼时七七卢沟桥事变，“震碎”了所有人的幻梦。常书鸿也被迫卷入了战事中的教学生活，成为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只是教学之余，常书鸿始终心念着敦煌。
辗转到了1942年，常书鸿才接到了梁思成的邀请。
常书鸿夫妇和朋友
“书鸿，你可愿意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
梁思成一直清楚常书鸿的“敦煌之梦”，彼时国民政府监察员院长于右任提出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
提案一经通过，梁思成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常书鸿。
时隔数年，常书鸿旧志未改。他激动地点头：“自是要去，当然要去，即便只有我一个人，也要去！”
为了筹措经费，常书鸿只能举办个人画展。然而好不容易有了经费，又缺少同行的人员。
当时大多数人主张将研究所所址定在条件相对良好的兰州，常书鸿自然不愿意。
“兰州离敦煌一千多公里，怎么搞保护又如何搞研究呢？”
常书鸿的意思很明确，必须要去敦煌。在他的坚持之下，敦煌研究所最终得以设在敦煌。
可愿意陪他去敦煌的人，依旧少得可怜。
但是他不能再等了，心底的执着犹如一把火焰越烧越烈。常书鸿咬了咬牙，带着其余五个人踏上了前往敦煌的路程。
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常书鸿才终于到达了敦煌。路途上的艰难困苦，在这一刻，便彻底烟消云散。
常书鸿激动不已，急忙将自己的震撼和喜悦分享给妻子。
常书鸿自画像
“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
常书鸿“痴迷”于窟檐斗拱的鲜艳花纹，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以及“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
在常书鸿眼中，这些石窟一窟一景，当真是美极了！
可陈芝秀却无法感同丈夫的喜悦，她只知道那是远离城市生活的西北边陲。今后的日子，他们只能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滩里安家落户。
所以她迟迟不愿意动身前往，即便她心中也想念极了常书鸿。
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争吵之后，陈芝秀到底向丈夫做出了“让步”。她带着孩子离开重庆，一路奔波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日子很苦，即便是身在莫高窟艺术世界，自觉与“神”共舞的常书鸿，也忍不住发出感叹。
“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刑感，并且这种压力在与日俱增。”
艺术的背后，是无止尽的寂寞与贫苦。荒凉的大西北，荒芜的莫高窟。
陈芝秀看着丈夫从前拿画笔的手，如今只是一天天，一年年的在洞窟中清理流沙。
她也只能跟着重复做壁画，彩塑的复制工作。枯燥繁重的工作，让她感受不到半分生活的活力。
除了精神上的“贫瘠”之外，生活的困苦更是令陈芝秀苦不堪言。
那里没有肉，就连蔬菜也稀缺得厉害。他们每天调和口味的只是一碗醋或一碟盐，就连喝水都要去偏远的冰窟下取来。
陈芝秀跪在灶火前，小心地将枯树枝放进去。一下子不敢放太多，因为这是他们从几十里外的戈壁滩上辛苦捡来的。
若是想吃蒸馒头的话，一下子就要“耗去”半个月的数量。
陈芝秀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她既然连吃个馒头都成了“奢望”。
西北的风总是吹不尽，寒冷刺骨。这里除了风沙就是土泥石块，陈芝秀紧了紧身上的旧棉袄，心里说不出的苦楚和凄凉。
“这时候，若是能在巴黎的咖啡馆喝杯咖啡就好了。”
陈芝秀是个长在江南水乡的富家小姐，她讨厌这里的天气，讨厌这里的工作，讨厌这里的生活，就连长在戈壁滩上的红柳都是那样的令她不喜。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陈芝秀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
然而丈夫却爱极了这里。
他常“深情”地凝视着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说，只要可以留在这里，即便磨难都是甜蜜的味道。
陈芝秀看着常书鸿疲惫却满足的脸庞，思绪有些迷茫。
第一次发觉，原来她并不了解丈夫，他的精神世界与自己并不“契合”。
陈芝秀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整个苍茫的西北戈壁，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渐渐地，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形成：“我要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这个念头在陈芝秀遇到赵忠清的时候，强烈到了极点。
1945年，敦煌莫高窟来了一个退役军官赵忠清。常书鸿对他很欣赏，在他的安排下，赵忠清到了敦煌研究所任主任。
这期间，陈芝秀因为水土不服等原因，时常养病在家。常书鸿自知无暇顾及妻子，便托付赵忠清常去家中探望。
陈芝秀看着眼前年轻英俊的男子，听着他温柔细致的呵护声。只觉得格外的感动，她有多久，不曾被人这样好好“关心”过了。
渐渐的，陈芝秀将赵忠清当成了自己的“依靠”。对他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
陈芝秀知道这是错误的，可她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她像是一个迷失在沙漠中的行人，将赵忠清当做了唯一的“救命甘泉”。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要离开这里，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
右一为常书鸿
常书鸿像往常一样在石窟中工作，心绪却莫名有些不宁。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常书鸿回头，对上了同事犹豫且复杂的视线。
“先生，您夫人她……走了。”
走了……常书鸿从高梯上下来，脚步慌乱。他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不告而别，稳住心神之后急忙跑了出去。
常书鸿骑着马，沿着玉门关一路追去。
烈风吹在脸上，像刀刮一样，又冷又疼。却抵不过常书鸿心中的疼痛，他一声声的呼唤着妻子的名字。
然而空旷的戈壁，只剩下他一个人焦灼的回声。他找的人，最终也没能回应他。
不知过了多久，常书鸿筋疲力竭的倒在了路边。幸亏玉门油矿的工人路过，他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在病床休养的时候，常书鸿终于得知了妻子不告而别的原因。
原来陈芝秀和赵忠清“私奔”之后，在兰州的报纸上发布了“离婚告示”。
“不愿再在敦煌生活下去，跟别人走了。”
常书鸿心里一片苦涩，当年那个口口声声说着要和他永远在一起的人，最终离开了他。还是以这样“难堪”的方式。
可为了两个孩子，为了他热爱的敦煌事业。常书鸿只能打起精神，重新“站起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常书鸿心想，这算不算是上天对他的考验？只是这考验，太苦了些……
陈芝秀和赵忠清离开之后，她心底有对丈夫和孩子的愧疚。但对新生活的“期待”，令她很快就将那些情绪抛之脑后了。
此时她期盼的不是回温暖明媚的江南，而是繁华摩登的巴黎。那是她人生最梦幻光鲜的时刻，承载了她整个少女时代的“美梦”。
可是还不等赵忠清带着她“重温旧梦”，就被现实打了个措手不及。
1949年，赵忠清因为身份问题被抓捕入狱。
陈芝秀一下子没了依靠，为了养活自己只能匆匆改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靠替人浣衣为生。
不再是与壁画雕塑为伴，反而要面对一盆又一盆的脏衣服。
陈芝秀揉着酸痛的腰窝，忍不住产生怀疑，自己当初的做法是不是错了。但是她没勇气，更没脸面再“回头”了。
她忍不住想念常书鸿和孩子，她见不到他们，只能从零碎的报刊上得知他们的消息。
自陈芝秀不告而别之后，常书鸿依旧在洞窟临摹、修复壁画。搜集整理各种流散的文物，举办展览，出版画册……以及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
在艰苦的工作当中，慢慢平复家庭带给他的苦楚。爱人的离去，并没有动摇他坚守敦煌的理想。
而他的女儿常沙娜也像父亲一样，继续“留守”在了敦煌。成为了第二代“敦煌守护者”。
常书鸿和第二任妻子
在常书鸿的心中，敦煌是“盛大”的意思。但凡来到敦煌的人，都会不自觉的被敦煌的“神韵”所吸引。
从他立志来敦煌的那一天起，这一生便注定要“扎根”敦煌了。即便是来世，他也依旧要“重回”这片土地。
陈芝秀看着媒体对常书鸿的报道和赞誉，知道他在敦煌的坚守，知道他被人们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她有些明白他当年的坚持了，但也已经晚了。因为他的身边早就有了“新人”，一个真正懂他爱他支持他的女子。
而她连祈求原谅的资格都没有了。
1963年，陈芝秀终于再次见到了女儿常莎娜。
彼时陈芝秀另外生了一个儿子，也有了孙子。只是儿媳妇对她并不好，她苦熬了数十年，最终活的依旧艰辛。
陈芝秀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儿，她觉得自己该哭出眼泪的，可是生活早已经将她那些泪水“磋磨”干净。
两个人只是沉默的对视着，久久无言。
“我非常同情、心疼，她原来打扮得很讲究，如今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是比家庭妇女，不，比一个佣人还要惨，还要可怜。”
看着母亲变成如今这番模样，常沙娜突然就原谅了她。毕竟她一直想要过“好的生活”，到了最后，却活成了最糟糕的样子。
1979年，陈芝秀病逝了。
在弥留之际，她的儿子常嘉陵还是没能原谅她，不肯来见她最后一面。
“一失足成千古恨，上帝已经惩罚我！”
她忍不住想起常书鸿，曾经她多想他们会是一对“法国梧桐”，可以肆意享受巴黎的浪漫繁华。
可到最后，常书鸿却长成了“敦煌的红柳”。红色的柳枝，红色的花穗。植根于整个荒漠戈壁，红的耀眼，红的瞩目。
而她，却只能“零落成泥”，他们从来都是两个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