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年间，应天的街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马车奔驰过市时不幸翻车，乘客被甩下车后受伤死去，死者正是当朝丞相胡惟庸的儿子。
为了发泄失子之痛，胡惟庸下令将车夫杀死。事后，因为他动用私刑，朱元璋勃然大怒。让胡惟庸没想到的是，这个事件很快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最后竟然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更让观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死还牵出了一件波及三万余人，绵延十余年的大案。
在朱元璋的主持下，胡惟庸案因为擅权、谋反、通敌等大罪被定为“铁案”。但是数百年间，又有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诸多质疑。
一件铁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眼前的“大红人”。朱元璋一朝换了5个宰相，胡惟庸当政时间最长。
春风得意之时，这位昔日的“宠臣”却在1380年突然被杀，累及三族。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胡惟庸死后的十余年间，他的罪名也在不断的被刷新、升级。
胡惟庸到底犯了什么罪让朱元璋如此狠抓不放呢？
罪名一：擅权。在胡惟庸独相的几年中，他的擅权妄为早就惹毛了朱元璋。
胡惟庸被杀前发生了两件事，更是让朱元璋忍无可忍。其一，胡惟庸的儿子在街市上遭遇交通事故身亡，胡惟庸一怒之下杀掉马夫，朱元璋让他偿命；其二，1379年，右丞相汪广洋因罪被赐死，朱元璋追查到其小妾是罪臣之女（按照当时的法律，罪臣之女只能分配给功臣武将，不能配给文臣），于是胡惟庸作为六部之首受到牵连。
罪名二：谋反。胡惟庸当权后势力日盛，党羽遍布朝堂上下。
《明史》记载，1380年正月，胡惟庸的党羽涂节主动举报他谋反。朱元璋怒杀胡惟庸，举报者涂节也未能幸免。
关于举报谋反，还有一个版本：1380年夏，胡惟庸上奏说自家出现吉兆——井中冒出甘甜的泉水，邀请朱元璋前来观看。宦官云奇在胡惟庸府邸当差时得知胡惟庸要趁机谋反，于是把朱元璋拦在了半路上。云奇因为冲撞圣驾被打得奄奄一息，口不能言，但是仍然手指胡惟庸府邸的方向。朱元璋察觉事有蹊跷，登上城楼眺望，这一看不要紧，胡惟庸在府中设置的埋伏一览无余。最后，朱元璋躲过一劫，胡惟庸被立即处死，报信的云奇因为身受重伤很快死去。
罪名三：通敌。胡惟庸不光在朝廷中能量巨大，在他被杀好几年后，不断地有新证据表明：他和外部势力也有勾结。
1386年，朝廷查到一起宁波卫指挥林贤的“通倭”事件，追查起来发现这事竟然和胡惟庸有关系。
1390年，朝廷捉拿到元朝旧臣封绩，之后又顺藤摸瓜查出封绩曾经为胡惟庸送信给元嗣君，信中主动向北元称臣，请他们做外应。
“擅权”“谋反”“通敌”，无论哪一个罪名坐实，胡惟庸都得不了善终，更何况数案并发，无怪乎朱元璋将胡惟庸案定成“铁案”。
余波未消
胡惟庸已死，从朱元璋的后续反应来看，这个案子还远未结束。
很快，朱元璋宣布裁撤中书省，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彻底废除。就这样，朱元璋这个大明集团的董事长彻底炒掉了自己的CEO，把大权紧紧握在了自己手里。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宣布后世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果敢奏请设置宰相，要处以极刑。
另一方面，胡惟庸被处死后，因为罪状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波及，越来越多的“同谋”浮出水面。太子的老师宋濂此时已经70多岁，正在老家颐养天年，也被牵连其中。幸得皇后太子求情才免去死罪，但仍在之后的流放途中死去。胡惟庸被杀十年后，他的伯乐李善长被揭发出曾经和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全家70多口人被满门抄斩……胡惟庸的案子余波十多年，很多功臣宿将都被裹挟其中。因此案被杀的公侯有20多人，前后被牵连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三万以上。
胡惟庸一案的扩大和无休无止让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朱元璋下令编写《昭示奸党录》《臣戒录》等，把胡惟庸当成反面教材写入其中。之后，他将这些文诰在全国发行，让臣民们以此为诫。
疑点重重
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史料中存在很多语焉不详、相互矛盾、真假难辨甚至无法考据之处，因此，很多人对案件提出了质疑。
主要的质疑点如下：
第一，具体事件的真实性。
《明史》中对“涂节告变”有记载，但是却无“云奇告变”一事。很多史学家认为“云奇告变”不存在。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明史学家吴晗也通过考证，认为此事不实。
同样的，胡惟庸“通倭”一事也存在争议。《明史·日本传》中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是怎样周密计划谋反事宜，以及日本僧人如瑶带领四百人的朝贡团队前来帮助谋逆，只是他们赶到中国时，胡惟庸已经事败被杀多年。《明史》中虽然叙述详细，但是一些学者在考证后认为“如瑶朝贡”一事在历史上无可靠证据。
第二，朱元璋的反应是否合理？
在关于胡惟庸之死的两个版本中，朱元璋抓到胡惟庸后都是立即将其处死。一方面可以认为他是恨极了胡惟庸。而另一方面，谋反之罪都不是单兵作战，难道不应该严加审问，拔出萝卜带出泥吗？胡惟庸生前的“审讯笔录”缺失，而在他死后，关于他通敌、造反的记录反而越来越具体、充分、详细。其中主观性多少，真实性如何，都值得商榷。另外，两次告变中的举报者都很快死去，这或许也值得注意。
第三，胡惟庸案到底是不是冤案？
根据《明史》记载，胡惟庸确实有谋反之意：私下和朝臣“抱团”，主观上有不臣之心。但是因为相关记载中有太多矛盾之处，他有没有真正举兵谋反？是否因为大难临头了才孤注一掷？对此，历史学家各执一端。
另外，在这个案件中，有三万多人牵连被杀，其中又有多少冤狱？诛杀李善长后，一位叫王国用的官员曾上书论证李善长的冤屈，朱元璋听后竟然没有动怒，其态度很值得玩味。
真相何在？
或许正是因为疑点重重，所以才激发了人们探索真相的好奇心。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件大案的话事人朱元璋身上。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权力控。创业成功后，他最大的心病应该就是：怎样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怎样把权力牢牢握在子孙手中。
明承元制，朝廷的大事小情都要经由中书省之手才能呈送给皇帝，这个流程加强了相权，也削弱了皇权。胡惟庸任相期间的独断专行更是让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大大增加。另外，还有一群人让朱元璋不得不防——当初跟着自己打天下的老家伙们。他们有功劳，有本事，也因此更加不好掌控。加之，朱元璋一向认为元朝丢天下是因为“不得隔越中书奏事”“委任权臣上下蒙蔽”这些弊端，所以他需要找个机会清除这些“隐患”。
于是，有人认为朱元璋大兴胡惟庸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扳倒越来越不听话的胡惟庸，更要借机废除沿用千年的宰相制度。
于是，有人这样解释朱元璋的大杀功臣宿将：他是在为自己的皇权扫清障碍，更是为子孙的皇权扫清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的罪名越大，他就越有借口废除宰相制度；波及面越广，他就越有机会清除政权中的“隐患”。
胡惟庸案的真相已经尘封在历史之中。后人只能在不断的考据、思辩中慢慢接近真相。如果把错综复杂的胡惟庸案比做一盘棋，谁是棋子？谁是弈者？谁又是赢家？仔细琢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