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老子《道德经》中指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即指流散在民间的兵器越多，对武器的管理就越容易失控，国家就会越容易陷入混乱。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治理，汲取前代的经验教训，自秦代以来，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武器的管控，认为这是保持社会稳定、根除乱源的基本要求。
为了防止盗匪，古代政府允许民间私人蓄备自卫用武器，但是对所拥有的武器类型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唐朝，兵器分为两类：一类准许私家据有，用以保护个人生命安全及家庭私有财产的弓、箭、刀、楯、短矛等五种短小轻型武器。实际上，弓和箭在冷兵器时代可以说是民间应用最广泛、最典型的武器，即使拥有不过用于自卫防身而已。另一类则禁止私家存藏和制造，如甲、弩、矛、矟、具装等，称为禁兵器。弩射程远、威力大，矛、矟等长兵器杀伤力很大，一旦官府允许民间扩散，不法之人就有可能借此发动内乱，危害社会和公共安全，从而危及封建统治。具装、旗幅等虽然不具备杀伤力，但是可以成为谋反谋叛的工具，所以国家以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私人拥有，违者严惩。
政府虽然允许民间合法制造私人可以拥有的武器，但对重要管控的刀枪等杀伤性武器的制造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制造的弓箭长刀，要“官为立样”，即按照官方样式打造，并且要求每件器物成品上要刻上工人的姓名，然后才允许买卖。这种规定不仅能够有效保证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追溯责任，方便查询武器流出源和持有人的相关信息。
唐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法律上对私人拥有不同禁兵器，处罚标准不同，私有国家规定之外的禁兵器者，要处以一年半徒刑；私有禁兵器“弩一张”，罪行更重，要加二等处罚，处以二年半徒刑；私有“甲一领及弩三张”的要处流放两千里之刑；私藏“甲三领及弩五张”的达到处罚极限，即被处以绞刑。
如果私自制造禁兵器甲弩等，处罚更为严厉，在“私有”处刑的基础上，“各加一等”，“造未成者，减二等”。即使私造未遂，也未造成重大危险，但是由于其是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因此只要有这种想法，即使行为未遂也要加以处罚，只是量刑相对较轻而已。
如果拾得军队或政府“阑遗”的禁兵器，都必须在三十日内送还官府。如果超过三十一日不送还官府，依照“私有禁兵器”治罪。
在役军人不允许私藏携带武器。唐代中后期，军队中供职的武将也不允许个人私藏武器，违者要受到严厉惩处。作为高级军官的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王毛仲，曾私自向太原军器监“索甲仗”。太原少尹严挺之知道此事后，向朝廷进行检举揭发。唐玄宗怀疑毛文仲有谋反之心，但因证据不充分，不便明说。于是藉由“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将其远贬，随后“诏杀毛仲，及永州而缢之”。
留学人员禁止武器交易。对于留学生涉及武器的行为，唐律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蕃人因使入国 若私与禁兵器及为婚姻，律无别文，得罪并同‘越度’‘私与禁兵器’‘共为婚姻’之罪。”据此，留学生若与百姓私自交易，按盗窃罪论处，最高可以判处流放三千里的处罚。留学生若私自与百姓交易禁兵器，要被唐朝廷判处绞刑。若交易未成，则“减死三等，得徒二年半”。
“禁兵器”是战斗力最强的武器，可以被敌人用来攻击国家，因此，唐朝政府禁止此贸易。可见，其对外贸易是以唐帝国的需要和安全为出发点的。《唐律疏议》把“禁兵器”列为同绫罗绢绵、金、银、铁、牦牛尾、珍珠等物资一样，皆属禁止出口物品，严禁边关互市，违者处以绞刑。不允许私自与外国人交易，禁兵器未入者，减死罪三等，以两年半徒刑，国内官民不得与入朝蕃客有任何私下往来，以此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可见，禁兵器私家不应有者，虽未度关亦没官。之所以对私有禁兵器处罚比其他处罚严厉者，是因为这些行为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和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