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一个已经几个世纪没有开过会的三级会议，要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时，他们向他提出了立宪的要求。整个18世纪期间，法国王室征战不休，造成国库入不敷出，财政制度摇摇欲坠；而法国为北美殖民者对英作战提供的海军和陆军支持的费用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大草原民族靠抢夺以战养战以外，战争总是耗费巨大的，曾有国家因不堪军费的重负而破产，也有的因此而改朝换代。然而，战争造成的破产威胁从未催生出新的行政理论。可是路易十六召开的三级会议却做到了。三级会议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贵族、僧侣和平民这三级的代表应不论社会地位，一人一票；然后是所有代表都应在一起开会；最后是大会将一直开下去，直到国王把权利托付给民主宪法。路易十六愚蠢地企图用武力恫吓改名为国民公会的三级会议，结果引起八巴黎城里的暴乱，连军队的一些部队，特别是法兰西卫队，都加入了暴乱者的行列。国王和革命妥协了一段时间后试图逃离法国，但行迹败漏，被中止了行政权。同时，国民公会向法国的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出警告说，如果它们对于正在组建反革命军队的共和国的法国逃亡分子继续予以庇护，就将被视为对法国的战争挑衅。1792年4月，国民公会对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和俄国很快加入战团，和奥地利站在一边；1792年7月，他们开始入侵法国。1793年，英国也参战支持奥地利。
攻占巴士底狱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旷日持久，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当选为第一执政后更是无休无止，一直持续到1815年。法国人在1790年5月宣布永不发动征服战争，他们开始打仗时的确是为了自卫，但很快演变为欧洲历史上最持久、最广大的进攻战。法国人最初的意图是要给邻近的君主制国家带去革命和自由，后来却建立了一个为宣扬国威而不停征战的军事机器。到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已是百万雄师，从西班牙到俄国遍布整个欧洲大陆，他掌握的经济和帝国行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作战的军队提供支持。除俄国以外，欧洲大陆上所有大国都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法国打败过，小国的士兵被直接纳入法军，各地的健康男子或是已在服役，或是提心吊胆地等着被招兵官点中。短短20年内，原来只有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才无奈当兵的欧洲社会自上而下实现了完全的军事化。在那以前，军旅生涯的多姿多彩和令出如山只有少数当兵的人才了解；那些人当兵可能有的是心甘情愿，但更多的人是万般无奈；但是，一代人的时间内，军旅生涯便成了普遍的经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军队
法国人并非一开始就要搞“全民皆兵”，他们发动大革命要实现的理想是反武力、讲理性、重法律的。然而，要捍卫理性的力量和公正的法律，革命的国民必须拿起武器；这里公正的法律制定的是废除了贵族阶级封建特权的法律，而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正是他们的祖先作为武士赢来的，即使某些贵族的家世纯属编造。15年前，北美的殖民者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他们利用了现成的军事组织，因为他们事前已经有了保卫家园、抵抗印第安人和法国人袭击的民兵，法国人却必须从零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皇家军队政治上不可靠，而且许多有经验的军官为抗议大革命对国王的侮辱都纷纷流亡国外。满怀热情的志愿者组成了国民卫队，保护革命机关不被剩下的保王派军队攻占；但1789-1791年，立法者还和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一样，力图规定只有负责人的人，意思是说有财产的人，才有权携带武器。因此，最初的国民卫队人数既不够，又有太多恋家的资产阶级成员，无法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威胁只限于国内的时候，问题并不大；街上一下子就能临时聚集人群来对抗忠于国王的军队。但1792年7月以后，威胁变成为外国入侵，法国因此急需强大有效的军队。此时，1789年反武力的理想已经被淡忘；美国宪法规定的“携带武器的权利”得到了广泛接受，拥有武器被视为公民自由的保证，必须有财产方可加入国民卫队的资格要求被匆忙废除（7月30日）。7月12日，发出了号召报名参军的通告，要给已有的15万正规军再增加50000人。1793年初又征兵30万，志愿报名者不够就强征，8月23日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男子都随时可能应征入伍；之前下达的另一个命令要求各战斗旅把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按1:2的比例混合编队，用正规军队志愿者进行传帮带，直到他们学会如何作战。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民卫队
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执行纪律不靠体罚（虽然给酗酒的醉鬼灌凉水），而是靠由士兵和军官共同组成的军事法庭。军队中的军官和国民卫队中一样，通过选举产生；与革命志愿者相比，报酬算得上优厚。由于战事紧张，选举军官的做法很快就废除了（1794年），纪律委员会也不再活动（1795年）；但到那时，军队的改革已深入肌理，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几个后来的措施完全不影响大局。正经体面的人最初志愿参军的热情也许有所减退，但军官团的性质比起过去已经是面目全非。1789年，90%以上的军官都是贵族（需要承认，他们大多是小贵族，与较低社会阶层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有家族的徽章），但到1794年，贵族占军官的比例只剩了3%。空出来的位子由平民补上，但更经常的是过去皇家军队中不持委任状的少尉以下的军官，大革命的确为他们提供了“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拿破仑的26位元帅中，奥热罗（Augereau）、勒菲弗尔（Lefebvre）、奈伊（Neg）和苏尔特（Soult）1789年之前都是军士。更出乎意料的是，维克多（Victor）原来是军乐队的成员，茹尔丹（Jourdan）、乌迪诺（Oidinot）和贝纳多特（Brenadotte）3位仅仅是列兵（贝纳多特最后当上了瑞典国王）。这一批人才能出众，但是在旧军队中完全没有机会施展；直到1782年，还规定少尉以上军衔只能授予曾祖父一辈是贵族的人。这些平民出身的将领经受过实战的锻炼，1789年的社会解放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两者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将领。
奈伊元帅
苏尔特元帅
不过，拿破仑的元帅中也有1789年前即得到委任的少尉以上的军官。马尔蒙（Marmont）和拿破仑一样，是路易十四创立的梅斯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格鲁希（Grouchy）曾在“苏格兰卫队”服役（它最初是波旁王朝宫廷的近卫队）。他要“人尽其才”，明智地包括愿意为革命效劳的前皇家军官，就连那些离开法国移居国外，后又改变主意的前军官也不排斥。到1796年，拿破仑的利剑指向哈布斯堡帝国的意大利的领土时，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已经成为最广义上的混合体；不仅有过去的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而且也有来自众多其他背景的军官；他们戮力同心，为新的法兰西而战，但也热切地盼望着军人生涯带来的好处。晋升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抢掠财物；后来的20年里，晋升和抢掠的机会都数不胜数。与此同时，军队紧迫需要找到办法解决用火枪和刺刀作战久战不决这个问题，给革命力量和旧制度在战场上的较量注入人民推翻君主统治的激情和活力。
现代军迷扮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军步兵
有一个办法近在眼前。皇家军队对于不久前的七年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久久难分胜负也很不满意，许多贵族军官，特别是吉贝尔伯爵（Comte de Guibert），都呼吁改革战术。吉贝尔和他的许多同时代军人一样，对普鲁士飞特烈大帝的成就深为赞佩；腓特烈的正规军人数不多但十分精悍，许多比普鲁士大得多的国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腓特烈对于作战严格遵守理性，一点儿不打折扣，这恰好符合时代的精神——那个“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已经提出，政府的一切机构都应与人民的精神和愿望相一致”。吉贝尔是典型的贵族理性主义者，就会变成国家权力的顺手工具。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力主放弃过去的战术，即依赖把火枪手排成一排的老式阵法，指望他们一开火就能摧毁敌人的抵抗；他呼吁改用大部队调动的方法，集中力量对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这场被后人称为“横列对纵队”的辩论中，吉贝尔和与他意见一致的军官到1789年时已经稳占上风；但他们都没能把观点付诸实施，因为若是那样，他们就必须同意让士兵在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也学会做国家的主人。吉贝尔骨子里仍然是支持专制政体的。他在理智上倾向于公民——战士的理念，但他的社会偏见是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军队
大革命解决了这个矛盾。几乎一夜之间，一支由公民组成的军队脱颖而出，它从旧制度内部关于战术的辩论中找到了解决它和旧制度残余军队在战场上作战时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办法。革命军作战时排列成密集的纵队，并有大量机动炮火支持；一种说法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公民—战士没有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所以指挥官不得已才这样组织。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看得不够远：战术的改变本来就已呼之欲出，革命军的军官不过是积极推动把改变早日付诸实施而已。但是这仍然解释不了这种改变为什么能奏效的原因。自16世纪以来，各国在国界上建起的一系列配备大炮的要塞一直阻碍着军队的行动，使战斗久拖不决，可是在迪穆里埃（Dumouriez）、茹尔丹和奥什（Hoche）这些将军的手中，这些困难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不见。法国军队攻克了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边界地区，对那些没有望风而逃，尚有一战之力的要塞暂且绕过不理，每次和奥地利或普鲁士的军队遭遇，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法军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后来所谓的“第五纵队”，比如，许多荷兰人热烈欢迎大革命，北部意大利也有很多同情大革命的人。另一个原因是革命军人多势众，而且他们的后勤出乎常理；要塞可以阻断来攻敌人的供应线，但当敌军在周围的乡村予取予夺的时候，要塞就失去了作用。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要塞
最重要的是，法军的成功来自革命自身的高质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革命军的战士是真心愿意参军的，都要献身于建立“理性”国家（即使他们建立的国家的性质使许多经历了“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大为忧惧），指挥官都具有杰出的个人素质。说他们未经训练似乎言不符实。在1793-1794年，新的军官团花了大力气狠抓原属皇家军队的老兵和新入伍的志愿兵的训练。1793年6月，两位革命政府的官员报告说：“士兵们以奋发不懈的热情投入操练老兵看到我们的志愿兵在队形中如此整齐划一，不禁惊叹不已。”同时，法军的炮兵部队由于格里博瓦（Gribeauval）的发明创新已经是欧洲的执牛耳者，革命后仍保留了许多原来的军官和炮手。然而，法军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却还死守着只知绝对服从的习惯和法军已经摆脱了的僵化战术，因此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奥地利军队
到1800年，大革命挫败了外国敌人消灭它的企图，在国内也通过收敛激进的锋芒转向保守而得到了巩固。年轻的波拿巴率军在国外作战屡战屡胜，在同侪中脱颖而出，在1799年11月的雾月政变中给了国内极端分子以致命的打击。政治和军事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中。1802年到1803年，他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这些法国的敌人保持着一种彼此警惕的和平，但之后再次率军踏上征程，开始了12年的闪电式征服战，行动范围越来越大：1805年和1809年出征奥地利；1806年打败了普鲁士；最后是1812年出兵俄国，不过那次征战以惨败告终。只有西班牙久攻不下，1809年到1814年间，法军在那里遇到的是威灵顿麾下不列颠远征军的精锐部队，有西班牙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支持，还有英国皇家海军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自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后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即称霸海上，无人能与之争锋）。波拿巴的“大军”（Grand Army）已经不是当时的革命军了，虽然经过1793-1796年的宏大战争后，许多军官和一些士兵仍然留了下来，但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不再为意识形态服务。然而，军队中依然存留了革命时期的特质，使得拿破仑的一系列大捷——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1805年）、耶拿（Jena，1806年）、韦格勒姆（Wagtam，1809年）——看起来似乎仍然是革命军旋风的继续。作为普鲁士军人亲身参加了与法国革命军最初的战斗，并幸存下来目击了1815年拿破仑的失败的克劳塞维茨目睹了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理论，即把公众意志与战略目标相结合，可以使“现实战争”接近于“绝对战争”，并树了他的信念，即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行为。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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