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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3期 刘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在大同下华严寺,发现薄伽教藏殿南侧散置有明代墓志和辽金元时期小石棺若干。其中一件金代石棺盖上刻有铭文,与宋元时期五音墓地问题相关,特录文一份如下:

故叔父宣武将军行文绣署承骑都尉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公讳澄,字彦清,出官历任/□建丰碑,今记本官年甲其实。公天会十三年(1135)乙/卯十月廿九日戌时生遂,下世之岁承安三年(1198)戊/午八月初九日戌时卒,享寿六十有四。命终于/燕山文绣署官舍,附/灵柩归于本家。未获便时,权寄之/佛寺。常念白骨帽露于僧舍,今得姓通时,以泰和/元年岁次辛酉三月壬辰辛亥朔十七日丁卯乙/时破土,至当月二十日庚午乙时葬叔父于/先祖旧茔庚穴,与/父次焉。故书于此,以纪其实,庶贻不朽。/泰和元年岁次辛酉三月壬辰辛亥朔廿日庚午乙时扣掩,侄男张师仁书。/

如金大定三十年(1190年)西京玉虚观道士阎德源墓志所云:“云中故俗,人亡则聚薪而焚之。”[1]大同地区辽金元墓葬多采用火葬方式,小石棺是考古发现中比较常见的葬具。不过,在石棺上镌刻铭文的形式在此前的报道中还很少发现。将张澄职衔比照《金史》记载,可知其身份。宣威将军,武散官,正五品中;文绣署丞,职事官,属少府监,从七品;骑都尉,勋官,从五品;清河县开国男,爵,从五品。铭文关于张澄寄厝佛寺择日卜葬的记载隐约显露了辽金时期燕云汉人葬俗的一个方面。

张澄葬事由其侄张师仁操办:“葬叔父于先祖旧茔庚穴,与父次焉。”按《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姓所属》条,张姓属商音。卷一三《步地取吉穴》条:

凡葬有八法,步地亦有八焉。……八曰昭穆,亦名贯鱼。入先茔内葬者,即左昭右穆,如贯鱼之形。……惟河南、河北、关中、垄(陇)外并用此法。乔道用添:商姓祖坟壬丙庚三穴葬毕,再向正东偏南乙地作一坟,名昭穆葬,不得过卯地,分位仿此。……商姓祖坟下壬丙庚三穴葬毕,再于正南偏东丙地作坟一座,谓之贯鱼葬,不得过于午地,分位仿此。

可知商姓昭穆贯鱼葬的入葬先后次序为壬丙庚。参照铭文所记,张氏墓地的排列大约是以张师仁祖父为尊,葬壬穴;师仁父为次,葬丙穴;师仁叔澄为卑,葬庚穴。是属大同地区金代五音墓地之宝贵例证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十里铺曾发现辽乾统七年(1107年)董承德妻郭氏墓记,略云:

今为亡妻郭氏于京西南约五里买到云中县孙权堡刘士言地五亩,长三十八步、阔三十二步。其茔方二十九步,其妻葬在甲穴。[2]

查诸前书,董姓属宫音,昭穆贯鱼葬的入葬先后次序为甲庚壬。又因墓地为董承德新置,可知是以甲穴为尊,其妻所葬亦即董承德身后之所归。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北京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出土康文成墓志云:

惟咸雍七年(1071年)岁次辛亥,当四月丙辰朔八日癸亥逝。往中京大定府镇国寺北街出廓火葬讫,迁神枢来于先祖茔坟,至燕京宛平县矾村名西北乡,至当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午辛时葬如京使。于祖坟西北雁翅又起一围,亦用地南北长三十一步、东西阔一十九步,居上壬穴。故兄官御如京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殿中侍御史、骁骑尉、东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康文成贵年六十有二。……前围高上纯化翁翁讳廷遂、婆婆孟氏,次上宁有贞孝耶耶讳守怜、娘娘李氏、次娘娘杨氏,三弟三哥讳文俊、妻耿氏。

康姓属商音,比照前例,可以推知康氏墓地分为两个区域。东南祖茔以壬穴为尊,葬文成祖父廷遂、祖母孟氏;丙穴为次,葬父守怜、母李氏及杨氏;庚穴为卑,葬三弟文俊、妻耿氏。西北第二茔仍以壬穴为尊,葬文成,其余丙穴、庚穴待葬他人。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由辽溯唐,河北宣化大中六年(852年)杨少愃墓志和乾符六年(879年)杨釰墓志描述其墓地云:“商角同用,荣加乙庚”。杨为商姓,这其中反映的也是五音择地观念。由是可知,燕云地区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现场承康鹏先生帮助拍摄石棺照片,得以校正录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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