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静静地躺着一件黑色法袍，它被整齐叠放在展柜中，神圣而又庄严，仿佛昭示着法律的权威不可僭越。
它的主人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
当年的他就是穿着这件法袍，参加了东京审判，以如山铁证将日本法西斯永远地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今天就为您讲述这位，铁骨铮铮的大法官的故事。
梅汝璈
1904年11月，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户农家，自幼聪颖好学 好读诗书，因父亲家教极严，上小学时的梅汝璈，寒暑假必须每天早早地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家肥料。
每次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达忘我的境界。
小学毕业后，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清华留学预备班，在这期间，梅汝璈忧国忧民的情怀逐渐显现，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借以宣扬自己经邦济民的爱国思想。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他先是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后，又考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为响应国内如火如荼的北伐战争，梅汝璈还一手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在留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29年春天，在游历完英、法、德、苏等国后，梅汝璈回到中国，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着“庚子赔款”的渊源，梅汝璈接受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创始人冀贡全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
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有着强烈清华情结的梅汝璈，还常以清华“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为了培养崇外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现在的大学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发愤图强以雪耻”。
此后，梅汝璈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政治学院等知名大学任教，抗战结束后，梅汝璈也迎来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1946年2月15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各盟国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大法官，梅汝璈的名字赫然在列。
对于梅汝璈来说，能够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大审判，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可他的心里却没多少底气，尽管自己的学历，符合国际社会和盟军总部的要求，但自己却没有真正地上过法庭，何况还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法庭。
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有威严，梅汝璈还特意蓄上了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面对外界的灼热目光 在临行前，梅汝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表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带着一身正气，梅汝璈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中央日报》等国内最权威的媒体，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东京帝国饭店内，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联络官，亲自为梅汝璈举办了接风宴，宴会上，时任国民政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丽的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过宝剑，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回答他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尽管心中有恨，可梅汝璈并没有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公理胜私欲，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可中途还是出了茬子，中国虽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深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却是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担任，而随着审判日期的日益临近，法官的座次问题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由于远东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座次的次序，这个问题也在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按照国际惯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既是由受降签字国派遣，那么法官座次理应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
也就是说，应该按照美国、中国、苏联、澳大利亚等顺序安排座次，庭长右边是美国法官，左边是中国法官，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多国法官，都赞同这个安排。
可韦伯却不同意，出于私心，他希望让英国和美国法官居中就坐，于是便提出法官座次根据各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座次，按照五强居中来安排，即按照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顺序。
但各国法官很快发现，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当按照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的顺序来安排座次。
于是韦伯又说，“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依照五强居中的原则，可以采用一般国名字母先后顺序的办法”，可那样居中就坐的就将是中国和加拿大法官。
多番出尔反尔，梅汝璈一下子便看出了韦伯，不希望让中国法官居中而坐的用意，尽管当时的中国号称“世界四强”，可迫于国力不强，在国际上也是遭此冷遇。
正当众说纷纭的时候，梅汝璈用幽默的措辞，柔中带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看按照受降国签字的顺序，安排座次最为恰当，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按照体重大小顺序安排座次”。
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也让气氛缓和了不少，可韦伯依然不折不挠，避重就轻的对梅汝璈说：“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
梅汝璈当即回答道，“如果不按照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座次，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即便我被安排到边缘座次，也当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也绝对不会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要让中国法官得到居中座次，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胖的人来代替我”。
以退为进，不卑不亢，韦伯也不好说什么，既不做出决定，也不付诸表决，这事儿一直拖到了庭审预演的日子。
庭审预演前，各国法官穿好法袍，在法官会议室里集合，韦伯宣布座次顺序为，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等，并声称这是经过同盟军，远东最高统帅同意安排的。
在梅汝璈眼中，这一安排表面上，似乎有点五强居中的意思，但英美法官居中的用意表露无遗，此事关系到国家地位、荣誉和尊严，决不能当作细枝末节、淡然处之。于是他当众脱下法袍，表示不能参加这样的庭审预演，准备回自己的办公室去。
韦伯没料到梅汝璈会作这般反应，他拦住梅汝璈对他说，这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安排，希望借此让他妥协。可梅汝璈义正言辞的反驳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中国应有的座次被推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来回回，庭审预演已经推迟了约20分钟，梅汝璈站在合法合理的位置上寸步不让，迫于压力，韦伯再次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对梅汝璈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
听到这话，梅汝璈才重新穿上法袍，在居中位置上参加庭审预演，刚直不阿，可见一斑。而在正式庭审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声音。
在有关战犯量刑方面，一些来自没有遭受日军侵略国家的法官，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极刑，可深知中国被日军荼毒的梅汝璈，怎么可能甘心。
整个庭审两年半的时间里，818次开庭，1100多名证人，梅汝璈收集了4300多件证据，有理有据，最终以6比5的微弱优势，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除此之外，在最终的审判书上，梅汝璈留下了代表中国人民写下了，10多万字的侵华日军罪行，字字得来皆是血，每个字都是对侵华日军罪行的控诉。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
东京审判期间，国内民不聊生的消息不断传来，梅汝璈看穿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面目，决心弃暗投明。庭审结束后，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的梅汝璈，辗转来到香港，应邀出席了三天后的中国人民外交协会成立大会，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顾问。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还把他们吹捧成“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愤慨不已的梅汝璈亲笔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
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同时，还号召加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整理工作。
自古以来，英雄大都带着些许悲情色彩，晚年梅汝璈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新中国初期的法律体系，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作为留美法学博士的梅汝璈，有些无所适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
他曾在一份“检查”中自嘲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清闲”下来的梅汝璈便一心扑在了，史料整理工作上，开始撰写《远东军事法庭》一书和归纳东京审判期间的日记。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没等著作完成，梅汝璈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梅汝璈先生就如同一把悬在日本军国主义头上的霜刃，是我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取得胜利的杀器。同时，他也像那凌寒绽放的梅花，傲霜斗雪，独留一片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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