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如果说近年来，有谁的文字能看见陈寅恪的影子，那就是缪哲了。”这是《南方周末》对艺术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缪哲的评价。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
而缪哲先生还不仅于止，他可以称为是一名跨界游刃有余的文艺圈“斜杠中年”，除了艺术史学者的身份，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
不过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作为艺术史学者的缪哲先生。因为他刚刚出版的新书《从灵光殿到武梁祠》，是一部关于汉代画像的研究专著。
汉代画像研究是中国美术史中的显学。武氏祠及其所属的孝堂山祠—武梁祠派画像，同时也是汉代研究的显学。
缪哲教授近年的研究，集中于利用考古出土的墓葬材料，重建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早期的汉代帝国艺术，本书是其集成之作。
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是中国绘画传统的“轴心时代”。其发生、发展、确立的过程，仍是一个未被讲述的故事。本书所呈现的是这故事的高潮：通过辨认、撷取山东平民墓葬画像中的“皇家因素”，作者对汉代新兴的帝国艺术的基本轮廓，作了可信的复原，并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礼仪及意识形态动力。
在集中探讨《天帝图》《祥瑞—灾异图》《孔子师老子》《周公辅成王》《楼阁拜谒图》与《车马（卤薄）图》等一系列核心主题之后，作者得出结论：中国早期艺术史上，商周纹样传统向汉唐状物传统的转折，完成于两汉之交；转折的外部动力，是汉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与传播。此后以人物叙事为主要内容的状物性绘画，成为统治近千年的新艺术传统。
缪哲说，当身处当代的我们谈论审美、艺术、时尚和生活方式种种之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切背后绵延的历史语境，以为是我们个人的趣味和喜好，但也许你并不自知，这一切的养成，都是有历史语境和文化源头的。也许，你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要追溯到汉代的那些绘画？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奇妙？
”当我们谈论绘画时，我们其实谈论的不是天生的绘画本能，而是绘画的历史。所以要用历史的视角理解绘画传统的起源，而不是从与这传统关系不大的史前岩画、陶纹谈起源。“这是缪哲的一个观点。
关于新书，缪哲这样说：“一个社会总是分层的，而层与层之间总是有交叠的地方，互动的地方，观念上的、想法上的互动，也会造成一些艺术上的互动。在古代社会，发动艺术的一定是皇家和上层，然后他们所发动的这些艺术，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一层一层地下渗，比如古罗马、古波斯、古埃及，整个古代世界都是这样共同的模式，下层缺少制作艺术的需要和实力，这和我们现代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推论是，这些残存的功能性的艺术制作或多或少接受了上层艺术的渗透，或者说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上层艺术的影子，拼接起来，我们可以反向推论那些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上层的皇家艺术、精英艺术。我这本书就是通过对诸侯王的灵光殿与中下层武梁祠中画像石的对比，论证‘下渗’的存在。”
钱报读书会的2022年首秀，将于1月9日下午2点，在晓风书屋明远书房，邀请浙江大学教授、艺术史学者、翻译家缪哲先生，和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杨振宇先生一起，为读者朋友们打开一个中国汉代画像的世界，也为读者朋友们揭开一个中国绘画起源的谜底。
喜欢中国艺术的朋友信，还有翻译家缪哲的粉丝们，让我们一起来一场既烧脑，又浪漫的新年之约吧。
再读一点
以下，让我们重温一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年前对缪哲的专访——
《浙大教授、翻译家缪哲：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
“从1986年开始，我就煮字为生了。其间最久的，是做编辑，煮别人的字。后则于编辑之余，间译几行书。嗣后弄学问，搞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这是艺术史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十年前的自况。
曾自谦道：“译三流的书，做四流的学问”，如今，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瓮葬》等译著，被誉为“缪哲经典译本“，经历岁月打磨，多次再版，像珍珠那样越洗越亮，被越来越多的当代读者所喜欢。
如果说《钓客清话》是一部小牧歌，那么，《塞耳彭自然史》就是一部浩大一点的牧歌，但两者不同的是，《塞耳彭自然史》在牧歌之外，作者怀特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写书信的。
《钓客清话》初译于1994年，新一版《钓客清话》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风行三百余年，再版次数最多的英文图书之一，对疲于现代生活之混乱、繁杂的人，这样的书，是避难所。
“简单、厚道、忍耐、知足，不是我们当今风行的做人理想。沃尔顿生活在英国大变动的时期，人人都仰着脖子，看宫阙，看财神，看主教的宝座，像他那样低头看草地和清流的人，并不很多。”缪哲说出了《钓客清话》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我译《钓客清话》到后来，即有‘近被虫鱼恼不彻，悔将疲足作远游，沃尔顿青鞋布袜事渔钓，我夹笔载镜登徙藏书楼”的感慨。”他说。
《塞耳彭自然史》，对自然的兴趣，在中国如今也渐成小小的风尚。在国外，作者怀特的老家塞耳彭，如今成了英国、美国自然爱好者的朝圣地。若追溯到民国时期，周作人对此书就有介绍，作者怀特代表了“科学之哲学精神的黎明。从不小的程度说，他是莱尔、达尔文、斯宾塞与赫胥黎这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缪哲说，“这乐趣很平易，凡有心体味的人，都可以享受它。才高学博如周作人，不觉其浅薄，不学如我，也不觉得高深”。这一种牧歌趣味，在缪哲看来，或许可以为我们红尘中人，“清一清口”。
关于翻译，对缪哲来说，真是又爱又恨。一边喊着“老子不干了”，一边自甘“堕落”，“苦得像牲口”，翻译的乐趣是什么？缪哲是这么形容的——“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于是铺纸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数月、数年的时间，尽力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教、不同风、乃至作古数百年、不能请你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厅的异乡人，只为同文同种的同胞，与你有同样的喜悦，同样的收获。”
岁末，原定的一场相关缪哲的新书的钱报读书会因为疫情影响推迟了，作为翻译家的缪哲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缪哲的对话——
【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
钱江晚报：《钓客清话》是垂钓者的“圣经”，三百年经久不衰，你说，“我有感于自己的生活，每以此书做我精神的备忘”，可见你本人和这部译著之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您也爱“风行的野调”是么？这也是译著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吧？
缪哲：《钓客清话》出版于1653年，英国内战（1642-1651）刚结束。这是英国进入现代的开始。当时一切都乱了：政治、信仰、价值、行为方式；用沃尔顿的话讲，到处是“风行的野调”。他写这书，只是图安静而已。你看这书里面，一派恬静，一派牧歌的调子，何尝有闹躁？我译这书，是90年代初，刚好也是巨变的当口。我的性格，是80年代养成的，对当时的闹躁，也不适应，译它，也是图静，加固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风行的野调”？我从来不喜欢。
钱江晚报：不妨再说详细点，您说钓鱼在我国也是很古的，《诗经》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娱乐，但您又说：钓鱼是一种哲学，何解？您本人喜好钓鱼吗？
缪哲：渔钓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之一，在哪儿都“古”，不仅中国。至于发展为娱乐，赋予它意义，这当然是文化的结果。《诗经》时代，确实就有了，比如“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等等。所谓钓鱼是哲学，是指赋予它意义。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终归要与人类的“他者”——鱼——遭遇。这就与“日常”分开了，需要特殊的行为方式。你把这方式提升为原则，奉行为“日常”的信念，这就是“哲学”。至于我本人，鱼是不怎么钓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
钱江晚报：我们再说说《钓客清话》，从西方的沃尔顿，到中国的古典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他们赞美的垂钓这件事，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吗？言语之间，您似乎对中国的“渔钓”主题蛮多质疑的？
缪哲：由垂钓养成的性格，生成的信念，古今中外，都是一剂稍解红尘扰攘的药。中国“渔歌子”一类诗，沃尔顿的“习静”哲学，讲的都是这个。当然细说起来，也还有分别。古代中国的感受，总是不脱“庙堂”与“江湖”的。钓于江湖，是反衬庙堂。西方呢，缺少我们“庙堂-江湖”的二元结构；垂钓作为象征，和政治的关联不大，主要是品格与信仰的。我对中国的“渔钓”主题，假如说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太姿态化，不好好钓鱼。
【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
钱江晚报：关于翻译，我们读到的这套“缪哲经典译本”中的翻译，看起来都非常的古雅，最主要应归因于原著的优美古风语言吗？还是翻译风格本身有更大的决定作用，比如您个人的古典诗歌和艺术方面的修养，才能译出和古典英伦风相匹配的译著的清雅之味？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古老歌谣，比如十四行诗，你把它们翻译成了具有中国古诗风味的十四行诗，比如，“天鹅戏清波/舟船纷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长”等等，这真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很是为这样有灵感的清诗丽句的译笔而得意呢？
缪哲：我译过四本书，除这次再版的三种外，还有柏克的一组文字，是谈美洲独立的（《美洲三书》）。四个作者，都有风格。布朗沉闷，但辉煌，沃尔顿恬静，怀特轻声细语，柏克唾液横飞。我本科学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大无成，就以翻译为寄托了。这样文风上，有时候就“过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撑不下去的。梁实秋译莎翁，遇到“a pissing while”，灵机一发，落笔为“撒泡尿的工夫”。译完掷笔，顾盼自雄。这是大得意。我才小，只有小的得意。
钱江晚报：您以前写过一篇随笔，叫《少不读唐诗》，看来您对古诗词也颇有心得，你说唐诗重意境、重练字，少阅历和文字感差的人，很难体会其佳妙，我想问的是，一位好的翻译家必须具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吗，比如要熟读唐诗？
缪哲：相比西方的现代语言，现代汉语的历史太短；相比于古代，才智的投入也不足，——古代一流的才智，无非用于文字而已；现代则分流于不同领域了，比如科学、技术、法律、经济等等。这样现代汉语的精细度，就有不足，比如词汇的“光谱”不够长，句式不够丰富。古汉语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无论表意的精微，还是句式的流转，都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但语言总是经验的再现，古代的语言，未必匹配今天的经验；学得太多，会扭曲、屏蔽活的经验。因此要不要学呢？这个不好说。
钱江晚报：您曾著文《谁实为之》，自述过译书之清苦，“没有为发财的，名也不敢想”，您还说有时译者的名字还“招人烦惹人厌”，作为翻译家，怎样的一本书会让您有要翻译成中文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就是能让您“情不能禁“的作品有标准吗？
缪哲：不同的人，冲动当然不一样。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冲动的，还有文风。文风是一种挑战。倒不是挑战我个人，而是汉语。外语中的经验，与汉语所表达的，不都一致，不都能装进既有的汉语。这就成了对汉语潜力的测试。假如装进去之后，不仅结构未损，还有别样的美，这就抓住翻译的要义了：它丰富了语言，也丰富了经验。我不做翻译，有很多年了，但每读到好的文风，就和老兵听见号角一样，禁不住股动。前几天疫情隔离，又去闲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语言的结构性之强，真像一座哥特教堂。有“形”，必有“影”；有“响”，必有“声”。译成汉语，会不会变成一座形状邋遢的后现代建筑呢？
——这样想着想着，就有些“情不能禁”。
【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钱江晚报：《塞耳彭自然史》，周作人说此书“说的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他想译全本而未译成？另有民国时作家李广田也写文介绍过此书，这本书最早传到中国来是什么时候？这本自然博学学的书信体著作，是否也切中了中国文人的某一种情怀而受到关注？
缪哲：最早介绍《塞耳彭自然史》的，似乎是周作人。李广田是周作人的弟子，他的介绍，大概是“师承”。周作人做翻译，是49年后了，书由国家指定（以希腊著作居多），他不做主。这以前，他谈龙说虎的，不甚译书。《自然史》讲的，是草木虫鱼，与经书《尔雅》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你说暗合“中国文人的某一种情怀”，当然不错。不过明治以来，日本受西方的影响，也颇掀起了一股博物热。有机构，有社团，有杂志，有图书，声势很浩大。《自然史》在日本，也一时纸贵。周是熟知日本的，对此当然不陌生。所以中国老的情怀外，他对《自然史》的兴趣，也应有日本的因素。
钱江晚报：为了译《塞耳彭自然史》，您个人是否需要做很多博物学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说，您本身也是一名博物自然的爱好者，这本书与您个人积累多年的趣味相契合，结果使您在翻译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抵达书中的世界？
缪哲：与垂钓差不多，基本是“纸上谈”。小时候在乡下，是颇见草木虫鱼的。但日子苦，吃的心多，“格物”心少。长大读经书，《尔雅》也读得不熟。那怎么会翻译呢？很偶然。当时我在译柏克的议会发言。这是议会里吵架的，调门儿很高，吵得我脑子疼。我的老朋友、时任花城的总编秦颖先生，就来“下套”说，你不如同时译《自然史》，一个庙堂，一个江湖，你优游于二者，就有张有弛了；你译完，我出版。这样我就入套了。不过回想起来，这倒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
钱江晚报：您引用本-琼生的话说：世风腐败之处，语言也随之。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您是否是一个有语言洁癖的人？现在翻译业是否有一些不好的风气是您想批一批的？还有充斥当下人们眼球的网络语言，您是何看法？在您看来，翻译家在译书行文时，向流行文化的趣味靠拢，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还是消极的作为？
缪哲：翻译是苦差事。不仅苦，还没钱；学校里，又不计工分。竟还有人做，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人之心”啊！你去书店看，译著的比例之大，是出乎意料的；书店越严肃，越是如此。可知没有翻译，我们智力的风景会大为不同。贡献如此，所得如彼，再去批评，就太不讲恕道了。现在很多翻译，或许不好，但不好的道理，在机制，不在个人。机制顺了，再批也不迟。至于用网络语言好还是不好，那与原著的风格有关。翻译的本质，固然是让“他”变成“我”，但具体做时，还是尽量保留“他”，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我不是文人】
钱江晚报：我看您的一些文章，喜欢直接用文言文，也曾在文章中提到最后的儒、最后的文人，也说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中，有“名士的”与“雅士的”之分，您说两者都体现了中国文化“最美好、最精致的部分“，但也说，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今天，名士或雅士的胸怀都无法处理眼前的经验，您个人更倾向于自己是哪一类文人呢？
缪哲：我不是文人。所谓文人，并不指职业，而指一种生活状态。这个状态，当然可以有很多定义，比如会写诗，会作文，能从日常中，体味超越日常的意义等等。但从社会学角度说，所谓文人，是把教养当资本，来自我区隔于无相同教养的人。我“少也贱”，没培养出这种精英意识。“教养”对我而言，不过职业技能而已。再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阶层的区隔，总要依赖于集体意识。你个人有区隔感，那有什么用？社会集体对你的感受无感受，只见你可笑而已。我颇不觉得今天的社会有这感受，因此也颇不觉得现在有文人。
钱江晚报：作为艺术史学者，我们知道您今年又有新著，您曾感叹说艺术是难写的。写形式，则语言是心智的，拙于描述感官的所知；谈语境，人类不同的经验，是“秘响旁通”的，多无要懈了的关联之痕迹，言欣赏，则感受是飘忽的，不易现形于语言，这么说来，无论做艺术史研究还是做翻译，都是一条有点逼仄的路，不那么好走的，但这两个门类浸淫数十年下来，您至今仍然能乐在其中吗？
缪哲：翻译和做研究，是不同的事，但都很苦。翻译的苦，是文风转换。译文不能太生，也不能太熟。“生”需要创造，创造总是不易的。艺术史研究的苦，是视觉向文字的转换。视觉的东西，是不能思考的，得“文字化”以后，才想得下去。这就需要在不同的认知系统间，跳来跳去，——就好比你用音乐，去表现对美食的味觉。这当然难了。相比而言，我是更喜欢翻译的。一来它充满小的乐趣，摆弄文字的乐趣，——这是每时每刻的；研究的乐趣，只在突破的时候有。二来你翻译的书，总是经典，总是一流头脑写的。研究呢，我脑子不够，做不到一流，这样做着做着，就很有无谓感。文科的东西，很像眉毛：眉毛不漂亮，有没有有什么关系？
缪哲
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中西艺术史学者。著有《祸枣集》。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鲁滨逊漂流记》等。其译笔精妙风雅，古色古香，于译界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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