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如果說近年來，有誰的文字能看見陳寅恪的影子，那就是缪哲了。”這是《南方周末》對藝術史學者、浙江大學教授缪哲的評價。
應該說，這是一個極高的評價了。
而缪哲先生還不僅于止，他可以稱為是一名跨界遊刃有餘的文藝圈“斜杠中年”，除了藝術史學者的身份，他還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
不過這一次，我們将鏡頭對準作為藝術史學者的缪哲先生。因為他剛剛出版的新書《從靈光殿到武梁祠》，是一部關于漢代畫像的研究專著。
漢代畫像研究是中國美術史中的顯學。武氏祠及其所屬的孝堂山祠—武梁祠派畫像，同時也是漢代研究的顯學。
缪哲教授近年的研究，集中于利用考古出土的墓葬材料，重建西漢中後期及東漢早期的漢代帝國藝術，本書是其內建之作。
戰國至漢代的數百年，是中國繪畫傳統的“軸心時代”。其發生、發展、确立的過程，仍是一個未被講述的故事。本書所呈現的是這故事的高潮：通過辨認、撷取山東平民墓葬畫像中的“皇家因素”，作者對漢代新興的帝國藝術的基本輪廓，作了可信的複原，并探讨了其背後的政治、禮儀及意識形态動力。
在集中探讨《天帝圖》《祥瑞—災異圖》《孔子師老子》《周公輔成王》《樓閣拜谒圖》與《車馬（鹵薄）圖》等一系列核心主題之後，作者得出結論：中國早期藝術史上，商周紋樣傳統向漢唐狀物傳統的轉折，完成于兩漢之交；轉折的外部動力，是漢帝國的意識形态建構與傳播。此後以人物叙事為主要内容的狀物性繪畫，成為統治近千年的新藝術傳統。
缪哲說，當身處當代的我們談論審美、藝術、時尚和生活方式種種之時，往往會忽略這一切背後綿延的曆史語境，以為是我們個人的趣味和喜好，但也許你并不自知，這一切的養成，都是有曆史語境和文化源頭的。也許，你生活中的審美趣味，要追溯到漢代的那些繪畫？
這聽起來，是不是有一點奇妙？
”當我們談論繪畫時，我們其實談論的不是天生的繪畫本能，而是繪畫的曆史。是以要用曆史的視角了解繪畫傳統的起源，而不是從與這傳統關系不大的史前岩畫、陶紋談起源。“這是缪哲的一個觀點。
關于新書，缪哲這樣說：“一個社會總是分層的，而層與層之間總是有交疊的地方，互動的地方，觀念上的、想法上的互動，也會造成一些藝術上的互動。在古代社會，發動藝術的一定是皇家和上層，然後他們所發動的這些藝術，會通過各種不同的管道，一層一層地下滲，比如古羅馬、古波斯、古埃及，整個古代世界都是這樣共同的模式，下層缺少制作藝術的需要和實力，這和我們現代社會是不一樣的。是以我的推論是，這些殘存的功能性的藝術制作或多或少接受了上層藝術的滲透，或者說可以從中看出一些上層藝術的影子，拼接起來，我們可以反向推論那些已經不存在的社會上層的皇家藝術、精英藝術。我這本書就是通過對諸侯王的靈光殿與中下層武梁祠中畫像石的對比，論證‘下滲’的存在。”
錢報讀書會的2022年首秀，将于1月9日下午2點，在曉風書屋明遠書房，邀請浙江大學教授、藝術史學者、翻譯家缪哲先生，和中國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楊振宇先生一起，為讀者朋友們打開一個中國漢代畫像的世界，也為讀者朋友們揭開一個中國繪畫起源的謎底。
喜歡中國藝術的朋友信，還有翻譯家缪哲的粉絲們，讓我們一起來一場既燒腦，又浪漫的新年之約吧。
再讀一點
以下，讓我們重溫一遍錢江晚報·小時新聞用戶端年前對缪哲的專訪——
《浙大教授、翻譯家缪哲：見了好書，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讀而後喜》
“從1986年開始，我就煮字為生了。其間最久的，是做編輯，煮别人的字。後則于編輯之餘，間譯幾行書。嗣後弄學問，搞一些陳芝麻爛谷子。”這是藝術史學者、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缪哲十年前的自況。
曾自謙道：“譯三流的書，做四流的學問”，如今，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釣客清話》、《甕葬》等譯著，被譽為“缪哲經典譯本“，經曆歲月打磨，多次再版，像珍珠那樣越洗越亮，被越來越多的當代讀者所喜歡。
如果說《釣客清話》是一部小牧歌，那麼，《塞耳彭自然史》就是一部浩大一點的牧歌，但兩者不同的是，《塞耳彭自然史》在牧歌之外，作者懷特是以科學家的态度來寫書信的。
《釣客清話》初譯于1994年，新一版《釣客清話》的腰封上，有這樣一句話：風行三百餘年，再版次數最多的英文圖書之一，對疲于現代生活之混亂、繁雜的人，這樣的書，是避難所。
“簡單、厚道、忍耐、知足，不是我們當今風行的做人理想。沃爾頓生活在英國大變動的時期，人人都仰着脖子，看宮阙，看财神，看主教的寶座，像他那樣低頭看草地和清流的人，并不很多。”缪哲說出了《釣客清話》作為一種生活态度。
“我譯《釣客清話》到後來，即有‘近被蟲魚惱不徹，悔将疲足作遠遊，沃爾頓青鞋布襪事漁釣，我夾筆載鏡登徙藏書樓”的感慨。”他說。
《塞耳彭自然史》，對自然的興趣，在中國如今也漸成小小的風尚。在國外，作者懷特的老家塞耳彭，如今成了英國、美國自然愛好者的朝聖地。若追溯到民國時期，周作人對此書就有介紹，作者懷特代表了“科學之哲學精神的黎明。從不小的程度說，他是萊爾、達爾文、斯賓塞與赫胥黎這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驅。”缪哲說，“這樂趣很平易，凡有心體味的人，都可以享受它。才高學博如周作人，不覺其淺薄，不學如我，也不覺得高深”。這一種牧歌趣味，在缪哲看來，或許可以為我們紅塵中人，“清一清口”。
關于翻譯，對缪哲來說，真是又愛又恨。一邊喊着“老子不幹了”，一邊自甘“堕落”，“苦得像牲口”，翻譯的樂趣是什麼？缪哲是這麼形容的——“譯書的人，不為名，不為利，不過見了好書，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讀而後喜。于是鋪紙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數月、數年的時間，盡力于不同文、不同種、不同教、不同風、乃至作古數百年、不能請你登哈佛之學堂，遊巴黎之官廳的異鄉人，隻為同文同種的同胞，與你有同樣的喜悅，同樣的收獲。”
歲末，原定的一場相關缪哲的新書的錢報讀書會因為疫情影響推遲了，作為翻譯家的缪哲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以下是錢江晚報記者與缪哲的對話——
【釣魚終歸要去野外，終歸要安靜】
錢江晚報：《釣客清話》是垂釣者的“聖經”，三百年經久不衰，你說，“我有感于自己的生活，每以此書做我精神的備忘”，可見你本人和這部譯著之間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關系，您也愛“風行的野調”是麼？這也是譯著能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吧？
缪哲：《釣客清話》出版于1653年，英國内戰（1642-1651）剛結束。這是英國進入現代的開始。當時一切都亂了：政治、信仰、價值、行為方式；用沃爾頓的話講，到處是“風行的野調”。他寫這書，隻是圖安靜而已。你看這書裡面，一派恬靜，一派牧歌的調子，何嘗有鬧躁？我譯這書，是90年代初，剛好也是巨變的當口。我的性格，是80年代養成的，對當時的鬧躁，也不适應，譯它，也是圖靜，加強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風行的野調”？我從來不喜歡。
錢江晚報：不妨再說詳細點，您說釣魚在我國也是很古的，《詩經》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娛樂，但您又說：釣魚是一種哲學，何解？您本人喜好釣魚嗎？
缪哲：漁釣是人類最早的生産方式之一，在哪兒都“古”，不僅中國。至于發展為娛樂，賦予它意義，這當然是文化的結果。《詩經》時代，确實就有了，比如“其釣維何？維鲂及鱮”，等等。所謂釣魚是哲學，是指賦予它意義。釣魚終歸要去野外，終歸要安靜，終歸要與人類的“他者”——魚——遭遇。這就與“日常”分開了，需要特殊的行為方式。你把這方式提升為原則，奉行為“日常”的信念，這就是“哲學”。至于我本人，魚是不怎麼釣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
錢江晚報：我們再說說《釣客清話》，從西方的沃爾頓，到中國的古典詩人張志和的《漁歌子》，他們贊美的垂釣這件事，是同一件事嗎？是同一種生活方式嗎？言語之間，您似乎對中國的“漁釣”主題蠻多質疑的？
缪哲：由垂釣養成的性格，生成的信念，古今中外，都是一劑稍解紅塵擾攘的藥。中國“漁歌子”一類詩，沃爾頓的“習靜”哲學，講的都是這個。當然細說起來，也還有分别。古代中國的感受，總是不脫“廟堂”與“江湖”的。釣于江湖，是反襯廟堂。西方呢，缺少我們“廟堂-江湖”的二進制結構；垂釣作為象征，和政治的關聯不大，主要是品格與信仰的。我對中國的“漁釣”主題，假如說有什麼不滿意，那就是太姿态化，不好好釣魚。
【翻譯必須有得意，否則太苦】
錢江晚報：關于翻譯，我們讀到的這套“缪哲經典譯本”中的翻譯，看起來都非常的古雅，最主要應歸因于原著的優美古風語言嗎？還是翻譯風格本身有更大的決定作用，比如您個人的古典詩歌和藝術方面的修養，才能譯出和古典英倫風相比對的譯著的清雅之味？特别是英國的一些古老歌謠，比如十四行詩，你把它們翻譯成了具有中國古詩風味的十四行詩，比如，“天鵝戲清波/舟船紛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長”等等，這真是一種故意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譯過程中，是否很是為這樣有靈感的清詩麗句的譯筆而得意呢？
缪哲：我譯過四本書，除這次再版的三種外，還有柏克的一組文字，是談美洲獨立的（《美洲三書》）。四個作者，都有風格。布朗沉悶，但輝煌，沃爾頓恬靜，懷特輕聲細語，柏克唾液橫飛。我大學學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大無成，就以翻譯為寄托了。這樣文風上，有時候就“過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譯必須有得意，否則太苦，撐不下去的。梁實秋譯莎翁，遇到“a pissing while”，靈機一發，落筆為“撒泡尿的工夫”。譯完擲筆，顧盼自雄。這是大得意。我才小，隻有小的得意。
錢江晚報：您以前寫過一篇随筆，叫《少不讀唐詩》，看來您對古詩詞也頗有心得，你說唐詩重意境、重練字，少閱曆和文字感差的人，很難體會其佳妙，我想問的是，一位好的翻譯家必須具有很好的古文修養嗎，比如要熟讀唐詩？
缪哲：相比西方的現代語言，現代漢語的曆史太短；相比于古代，才智的投入也不足，——古代一流的才智，無非用于文字而已；現代則分流于不同領域了，比如科學、技術、法律、經濟等等。這樣現代漢語的精細度，就有不足，比如詞彙的“光譜”不夠長，句式不夠豐富。古漢語有兩千多年的曆史，無論表意的精微，還是句式的流轉，都有我們可借鑒的地方。但語言總是經驗的再現，古代的語言，未必比對今天的經驗；學得太多，會扭曲、屏蔽活的經驗。是以要不要學呢？這個不好說。
錢江晚報：您曾著文《誰實為之》，自述過譯書之清苦，“沒有為發财的，名也不敢想”，您還說有時譯者的名字還“招人煩惹人厭”，作為翻譯家，怎樣的一本書會讓您有要翻譯成中文給中國讀者的沖動？就是能讓您“情不能禁“的作品有标準嗎？
缪哲：不同的人，沖動當然不一樣。但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沖動的，還有文風。文風是一種挑戰。倒不是挑戰我個人，而是漢語。外語中的經驗，與漢語所表達的，不都一緻，不都能裝進既有的漢語。這就成了對漢語潛力的測試。假如裝進去之後，不僅結構未損，還有别樣的美，這就抓住翻譯的要義了：它豐富了語言，也豐富了經驗。我不做翻譯，有很多年了，但每讀到好的文風，就和老兵聽見号角一樣，禁不住股動。前幾天疫情隔離，又去閑翻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那語言的結構性之強，真像一座哥特教堂。有“形”，必有“影”；有“響”，必有“聲”。譯成漢語，會不會變成一座形狀邋遢的後現代建築呢？
——這樣想着想着，就有些“情不能禁”。
【别太自戀，讓自己淹沒了人家】
錢江晚報：《塞耳彭自然史》，周作人說此書“說的是草木蟲魚，這在我覺得是很有興味的事”，但他想譯全本而未譯成？另有民國時作家李廣田也寫文介紹過此書，這本書最早傳到中國來是什麼時候？這本自然博學學的書信體著作，是否也切中了中國文人的某一種情懷而受到關注？
缪哲：最早介紹《塞耳彭自然史》的，似乎是周作人。李廣田是周作人的弟子，他的介紹，大概是“師承”。周作人做翻譯，是49年後了，書由國家指定（以希臘著作居多），他不做主。這以前，他談龍說虎的，不甚譯書。《自然史》講的，是草木蟲魚，與經書《爾雅》的部分内容，是一緻的。你說暗合“中國文人的某一種情懷”，當然不錯。不過明治以來，日本受西方的影響，也頗掀起了一股博物熱。有機構，有社團，有雜志，有圖書，聲勢很浩大。《自然史》在日本，也一時紙貴。周是熟知日本的，對此當然不陌生。是以中國老的情懷外，他對《自然史》的興趣，也應有日本的因素。
錢江晚報：為了譯《塞耳彭自然史》，您個人是否需要做很多博物學方面的知識儲備，還是說，您本身也是一名博物自然的愛好者，這本書與您個人積累多年的趣味相契合，結果使您在翻譯的時候，自然而然就能抵達書中的世界？
缪哲：與垂釣差不多，基本是“紙上談”。小時候在鄉下，是頗見草木蟲魚的。但日子苦，吃的心多，“格物”心少。長大讀經書，《爾雅》也讀得不熟。那怎麼會翻譯呢？很偶然。當時我在譯柏克的議會發言。這是議會裡吵架的，調門兒很高，吵得我腦子疼。我的老朋友、時任花城的總編秦穎先生，就來“下套”說，你不如同時譯《自然史》，一個廟堂，一個江湖，你優遊于二者，就有張有弛了；你譯完，我出版。這樣我就入套了。不過回想起來，這倒是一段很愉快的經曆。
錢江晚報：您引用本-瓊生的話說：世風腐敗之處，語言也随之。語言的污爛，是精神生病的标志。您是否是一個有語言潔癖的人？現在翻譯業是否有一些不好的風氣是您想批一批的？還有充斥當下人們眼球的網絡語言，您是何看法？在您看來，翻譯家在譯書行文時，向流行文化的趣味靠攏，是一種積極的作為還是消極的作為？
缪哲：翻譯是苦差事。不僅苦，還沒錢；學校裡，又不計工分。竟還有人做，這就是孟子說的“仁人之心”啊！你去書店看，譯著的比例之大，是出乎意料的；書店越嚴肅，越是如此。可知沒有翻譯，我們智力的風景會大為不同。貢獻如此，所得如彼，再去批評，就太不講恕道了。現在很多翻譯，或許不好，但不好的道理，在機制，不在個人。機制順了，再批也不遲。至于用網絡語言好還是不好，那與原著的風格有關。翻譯的本質，固然是讓“他”變成“我”，但具體做時，還是盡量保留“他”，别太自戀，讓自己淹沒了人家。
【我不是文人】
錢江晚報：我看您的一些文章，喜歡直接用文言文，也曾在文章中提到最後的儒、最後的文人，也說傳統文人的行為方式中，有“名士的”與“雅士的”之分，您說兩者都展現了中國文化“最美好、最精緻的部分“，但也說，在現代、乃至後現代的今天，名士或雅士的胸懷都無法處理眼前的經驗，您個人更傾向于自己是哪一類文人呢？
缪哲：我不是文人。所謂文人，并不指職業，而指一種生活狀态。這個狀态，當然可以有很多定義，比如會寫詩，會作文，能從日常中，體味超越日常的意義等等。但從社會學角度說，所謂文人，是把教養當資本，來自我區隔于無相同教養的人。我“少也賤”，沒培養出這種精英意識。“教養”對我而言，不過職業技能而已。再從社會學的角度說，階層的區隔，總要依賴于集體意識。你個人有區隔感，那有什麼用？社會集體對你的感受無感受，隻見你可笑而已。我頗不覺得今天的社會有這感受，是以也頗不覺得現在有文人。
錢江晚報：作為藝術史學者，我們知道您今年又有新著，您曾感歎說藝術是難寫的。寫形式，則語言是心智的，拙于描述感官的所知；談語境，人類不同的經驗，是“秘響旁通”的，多無要懈了的關聯之痕迹，言欣賞，則感受是飄忽的，不易現形于語言，這麼說來，無論做藝術史研究還是做翻譯，都是一條有點逼仄的路，不那麼好走的，但這兩個門類浸淫數十年下來，您至今仍然能樂在其中嗎？
缪哲：翻譯和做研究，是不同的事，但都很苦。翻譯的苦，是文風轉換。譯文不能太生，也不能太熟。“生”需要創造，創造總是不易的。藝術史研究的苦，是視覺向文字的轉換。視覺的東西，是不能思考的，得“文字化”以後，才想得下去。這就需要在不同的認知系統間，跳來跳去，——就好比你用音樂，去表現對美食的味覺。這當然難了。相比而言，我是更喜歡翻譯的。一來它充滿小的樂趣，擺弄文字的樂趣，——這是每時每刻的；研究的樂趣，隻在突破的時候有。二來你翻譯的書，總是經典，總是一流頭腦寫的。研究呢，我腦子不夠，做不到一流，這樣做着做着，就很有無謂感。文科的東西，很像眉毛：眉毛不漂亮，有沒有有什麼關系？
缪哲
1986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中西藝術史學者。著有《禍棗集》。譯有《甕葬》《釣客清話》《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書》《魯濱遜漂流記》等。其譯筆精妙風雅，古色古香，于譯界頗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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