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87岁的曾志走完了她坎坷而传奇的一生，去世后，女儿陶思亮清理了她的遗物，一共有80多个信封，这些信封都是她的工资袋，里面的工资全部加起来，也只有6万多块钱，但却是曾志存了好多年才存下来的。
弥留之际，曾志曾反复叮嘱女儿：
“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钱都是清白的。”
曾志让女儿把这些钱交到老干局，捐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剩下的用作老干部活动基金。曾多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却是两手空空，囊空如洗，这几万块钱的工资就是她留下来全部财产。
两任丈夫为革命牺牲，将3个儿子都送人抚养，自己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曾志，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远远不是这点钱财可以衡量的，就像是女儿在送给她的花圈上面所写的一样：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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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在湖南宜章县一个姓曾的官僚地主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她出生的年代是如此特殊，刚好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时势造英雄，生在这个以新革旧的时代里，可能早已注定了这个女孩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曾祯给女儿取了一个像男孩一样大气的名字：曾昭学，昭，显著，学，学习，并非是那个年代流行的兰、淑、英、珍这样淑女化的字眼，从名字上可以就可以看出家中长辈对这个女孩有着非常高的期望，不曾昭学的志向可是比男子更高，甚至远远超出了家庭的期望。
1926年，15岁的曾昭学考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报名时曾昭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志”，曾昭学这个名字已经很好听了，同学们都很好奇她为什么要改名？曾志一句话说出了自己胸中的抱负：
“我改名叫曾志，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曾志的父亲曾祯虽然毕业于长沙政法学院，却是一个头脑不怎么聪明的书呆子，买过官，经过商，但都没赚到钱，还将祖上留下来的家产都给折腾没了。曾志的母亲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面对如此糊涂丈夫，只好气得每天骂他是“昏君”。
曾志的个性更多的是遗传自坚毅的母亲，母亲吴富田是盐商的女儿，虽然裹着一双小脚，却有一颗开明的心，省吃俭用、辛苦持家，将四个子女都送去大城市读书，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受尽了不识字的苦，一定要让孩子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当13岁的曾志孤身一人去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吴富田的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担忧之色，曾志15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受新思想影响的吴富田，虽然知道这是一不小心就会被杀头的事情，依然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女儿。
当女儿为了躲避追捕离开家乡时，吴富田掂着一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给女儿找了轿子，看着女儿离去，她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永别，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没有在女儿面前表现出一点老母亲的伤心，只是叮嘱曾志说：
“在外面多加珍重，希望佛祖会保佑我的女儿，也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当在外闯荡的曾志写信给母亲说要取消家里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时，吴富田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出面替女儿解除了人生的第一道枷锁，她摆了几桌酒席，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出面，和从小跟曾志订亲的吴家退了婚。
拒绝了包办婚姻的曾志，原本没有想那么早地涉入爱河当中，可她当时是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生，不仅成绩优异，外貌更是出众，如此优秀的女孩身边总会围绕着许多的追求者，其中一个就是夏明震，就是以“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句就义诗闻名于世的夏明翰的哥哥。
作为衡阳农民协会的妇女干事，曾志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组织人在这里秘密开会，会议常常会开到很晚，曾志熬不住就习以为常地先睡了。有一天晚上曾志半夜醒来，竟发现夏明震和衣躺在自己身边，他说自己因为住得太远回不去，就在这里靠一会儿，等天亮再走。
曾志一听觉得他都穿着衣服，也没什么要紧的，翻个身又继续睡了，可是孤男寡女就这样待了一整个晚上，难免会引起误会，一下子流言四起，曾志再怎么解释他和夏名震之间其实什么也发生都没人相信。夏明震长得仪表堂堂，一演讲起来更是激情澎湃，身边追求他的女子不少，夏明震却一个都没看上，有了这次乌龙，他决定非曾志不娶了。
夏明震跪在曾志面前动情地说：
“我是真的很爱你，你就不要拒绝了，嫁给我吧！”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看到夏明震如此真诚，曾志的心一软就点头答应了。1927年，16岁的曾志和20岁的夏明震在简单的结婚仪式中喜结连理。
正是因为曾志的一个心软，才让“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句诗成了现实，也为几乎被灭门的夏家留下了一丝血脉。
1928年2月，夏明翰的七弟夏明霹受尽酷刑后在武演坪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19岁。1928年3月，28岁的夏明翰在汉口余记里被杀。第二天，21岁的夏明震在郴州反革命暴乱中牺牲，和曾志刚刚结婚一年。1928年6月，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在被敌人追捕时，纵身一跃，跳下水塘牺牲，年仅26岁。
为了革命事业，夏家人都是在20岁左右的青春年华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甚至连后代也没有来得及留下，万幸的是，夏明震牺牲时，曾志的肚子里已经怀了夏明震的遗腹子。
1928年3月，郴县发生反革命暴乱，在动乱中曾志和夏名震失散，最后在河边找到了夏明震和其他八名被暴乱分子杀害的干部尸体：
“夏名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十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
前一天还英姿勃发的爱人，此刻就这样浑身伤痕地躺在自己眼前，是那样地凄惨，又那样地悲壮，曾志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她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感受巨大的震撼，她的心中比刀子割了还要难受千倍万倍，但是眼睛里却没有留下一滴泪，她强忍着悲痛收敛了夏明震的尸体，却没去参加送爱人最后一程的葬礼，因为她不喜欢哭哭啼啼的送别，她只想让自己加倍地坚强，绝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然而也正是因为没去做这一次最后的送别，给曾志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她只知道夏明震被安葬在了文帝庙，却不知道具体是在文帝庙的哪个地方，多年后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时，夏明震的埋骨之地早已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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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震3月份牺牲后，曾志跟着队伍一起撤到了井冈山，当年她和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比曾志大十岁，对她很是照顾，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也很融洽，在工作中总是形影不离，被同志们打趣是“模仿夫妻”。
曾志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在前线，主席看到后让她回到井冈山后方去，她才挺着七个月的孕肚，骑着主席的马，带着行李，翻山越岭地回到了后方。
1928年11月曾志要临盆了，因为难产，足足折腾了3天后，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生下来的父亲就是蔡协民，但怀胎十月，按时间推算这个孩子应该是夏明翰的遗腹子，只是曾志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孩子的身世，因为她觉得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谁的孩子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当女儿陶思亮追问不过的时候，她才回答说：
“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
石来发就是曾志儿子的名字，当时曾志才17岁，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在石来发生下来的第26天，曾志把他寄养在了副连长石礼保的家中，从小由石礼保的岳母带大。
石来发7岁时，石礼保夫妇牺牲，他便一直和外婆相依为命。1951年，曾志托人在井冈山找到了23岁的石来发，当时曾志在广州担任电力局局长，分别20多年的母子，第一次在广州重逢，夏明震牺牲时都没流一滴眼泪的曾志，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这20多年，她对这个儿子有太多的愧疚。
然而曾志还是对石来发说：
“来发，你应该回去！你的外婆80多岁了，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不能夺人所爱啊!”
曾志和夏明震唯一的儿子，并没有因为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高官，就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就这样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农民。但石来发能够健康地长大成人，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五个孙子和孙女，夏家的后代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且生活得很幸福，这对满门忠烈的夏家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石来发在母亲坟前
把石来发寄养到石家后，曾志和蔡协民一起去了福建工作，1931年11月，曾志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看着儿子壮实的样子，曾志给他取名叫铁牛。
生孩子之前，曾志给母亲吴富田写了信，说自己无法带孩子，这个孩子恐怕也只能送人了，爱孙心切的母亲立刻寄了40块大洋过来，让曾志千万别把孩子送人，把孩子送回家给她带。
但是当时厦门市委急需经费，就擅自做主把孩子送给了一个叫叶延环的中医，还预收了100块大洋，人心都是肉长的，曾志和蔡协民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有再一次舍弃至爱：
“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曾志和蔡协民带着儿子去公园玩了一次，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曾志还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将他送走。可是这个壮实的孩子，因为过早地断奶，又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中医家半个月就染上了天花，不幸夭折。
得知噩耗的曾志依旧是一声不吭，白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忙碌地工作，直到深夜人静的时候，才一个人放声痛哭。1933年2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曾春华，这个孩子虽然活下来了，命运却更加坎坷。
曾春华生下来的第13天就送给了一个寡妇，因为生活条件艰苦，从小就营养不良，十六七岁还没有十岁的孩子长得高，十五岁时，因患淋巴腺结核病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残疾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曾春华一生对母亲曾志的感情都比较复杂。
1934年，因为叛徒出卖，蔡协民在漳州被捕，面对严刑拷打绝不屈服，当年7月在漳州被害。短短几年，曾志第二次经历丧夫之痛，比起悲伤，她更多的感觉是悲愤，每一次亲人的牺牲，都让她变得更加地顽强，她一直称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能够侥幸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战友们未竟的事业。
蔡协民牺牲后，曾志和陶铸继续在厦门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发生了真感情，结成了终身伴侣。
当陶铸第一次见到曾志的时候，愣得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他和蔡协民是老相识，早就听说蔡协民娶了一个泼辣又能干的母夜叉，在他的想象中曾志一定是一个长得又丑脾气又凶巴巴的“母夜叉”式的人物，却不曾想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外表是如此文静的女子，披着一头垂到肩膀的秀发，皮肤白白净净的，说起话来就像春风化雨，完全就是一个端庄得体的大家闺秀。
在这三段婚姻中，曾志对陶铸的依赖也是最深的，当陶铸出门时，她就忍不住地思念他，总是坐立难安。但当陶铸被捕入狱，4年杳无音讯之时，曾志依然若无其事地和叶飞一起，领导闽东地区的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陶铸被营救出狱。
在曾志的四个子女中，最幸运的就是小女儿陶思亮，1941年她在延安的医院诞生，前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之前，曾志把孩子交给了延安保育院的杨顺卿抚养：
“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4年后抗战胜利，杨顺卿带着孩子千里迢迢赶地去东北找到了曾志和陶铸，一家人才终于又团聚到了一起。
曾志与丈夫陶铸及女儿陶斯亮
作为一个女人，曾志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比起一路走来无数牺牲的战友，她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因此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建国后，陶铸先后担任了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
六七十年代，曾志和陶铸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9年，身患癌症的陶铸被派到合肥，不准与家人联系，曾志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就是永别，她满含歉意地对陶铸说：
“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
陶铸紧紧地拉着曾志的手说：
“不，我非常留恋过去我们在一起的生活。”
1969年11月，陶铸在病痛和屈辱中离开人世，曾志一直记得丈夫临走之前给自己留下的那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也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身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80年代，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87岁的曾志在北京病逝。她留下遗言，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北京外的家人也不要来奔丧，遗体火化后埋到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
曾志的一生，从来都不愿意别人把自己抬得太高，她想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然而她的同事和战友们却都是不请自来，依依不舍地和她做着最后的告别。她就这样在曾经挥洒过热血的井冈山长眠，她的精神也早已和这块热土融为一体，永远地激励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