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