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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自漢開始,到宋代建立之時,強臣奪位是改朝換代最常見的方式。

西漢禅讓于王莽,東漢禅讓于魏,魏禅讓于晉,晉禅讓于宋(南朝),宋齊梁陳,也都是“依樣畫葫蘆”的“禅讓”。隋的地位來自北周的禅讓;唐李淵入長安後,也要先擁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讓”,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讓于後梁;後漢“禅位”于後周;後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為農民起義推翻,後梁、後唐、後晉為“敵國”所滅,上述幾個朝代都根基未穩,國祚不長,其他王朝,絕大多數都亡于“強臣”。

而從宋代開始,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

宋亡于“敵國”,元亡于農民起義,明亡于農民起義(崇祯)+“敵國”(南明)。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清代雖然最後也是為強臣袁世凱所逼退,但其實并非“篡位”,因為清帝隻是讓位于“共和”,袁世凱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後來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來,宋代确實是古代的一個分水嶺。

這一切,要從宋朝建立者趙匡胤說起。

從趙匡胤開始,幾代宋帝,做了各種改革,大大降低了強臣奪權的機率。

調整禁軍,消除淩駕于“系統”之上的威脅

趙匡胤自己就是以禁軍将領的身份“黃袍加身”的。

他之是以能奪權,還得益于後周世宗柴榮的“未雨綢缪”。

當時,盛傳“點檢作天子”的傳說,柴榮擔心殿前都點檢張永德,遂讓當時資曆、名望都有差距的趙匡胤作了殿前都點檢。

此外,柴榮還建立了一套互相制衡的系統,試圖維系權力平衡,穩固發展。

結果···趙匡胤還是奪了天下。

這說明:禁軍靠近權力重心,一旦禁軍有事,一切“系統”都會成為擺設。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同時也說明:要保持禁軍的絕對忠誠,關鍵不是啟用什麼人來擔任禁軍将領(當然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絕一些禁軍職務權位過重的威脅。

剛奪權時,為了維持穩定,趙匡胤親自掌控殿前軍,侍衛親軍重要職務悉數由擁護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勢稍微穩定下來後,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将幾個兄弟悉數調離禁軍關鍵崗位,像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等關鍵崗位長期空缺了下來。

如此,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都點檢兩個殿前軍進階職務被砍掉,侍衛親軍中的馬步軍都指揮使、副指揮使、副都虞侯三個進階職務被減少設定。

權力最重的職務被砍掉,次重要的職務被減少設定,其他職位不太高的職務悉數由資曆較淺者擔任。

如此,禁軍武将不再可以威脅皇權了,被削弱的禁軍将領,隻有聽命于“系統”。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軍,是維護皇權的基本!

在此之前,“強人”掌控禁軍,威脅皇權的事情頻頻發生。

曹爽、司馬懿争權時,禁軍關鍵職務的任免,往往是掌權的關鍵。

唐朝時,宦官掌握神策軍,就可以廢立天子。

自宋代調整後,強人再難完全把持禁軍了。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無論是強臣還是宦官,無論其專權多麼久,當天子決心鏟除時,都沒有還手之力。

強幹弱枝,削弱地方強臣

在“杯酒釋兵權”後,趙匡胤心裡仍然不踏實,就詢問趙普:幾十年來,帝王換了十姓,兵革不息,這是什麼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該怎麼作?

趙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為:節鎮太重,君弱臣強;地方權重而專,導緻中央集權失靈。

随即,趙普提出三個方針: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

稍奪其權,将地方的一些關鍵行政權收歸朝廷。

減少藩鎮兼領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複核司法權);設立“路”,加強監視。

制其錢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權。

除經常性開支外,全部由轉運使上繳朝廷;朝廷委派知監負責鹽業等關鍵資源的開采、使用;設立常平使,官吏糧倉。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編軍隊,精銳皆收為禁軍,地方隻留下老弱為廂軍。

此外,推行更戍法。軍隊輪番更戍,不再長時間歸于某一将統領,打破“兵為将有”的關系。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兵為将有,财務獨立”是古代軍隊成為軍法的前提條件。

一般來說,即使在宋代以前,統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現“兵為将有,财務獨立”軍法的出現。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較高,如果有心,他們仍可以利用手中權力發展軍隊。

是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強盛時,仍時有地方官舉兵叛逆的情況出現。

自宋代改革後,不但許多關鍵的行政權、财政權收歸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嚴格監視,“自由度”大大降低。

是以,此後,除元代亂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舉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經極為罕見了。

如此,像曹操、李淵及五代節度使這樣“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絕了。

嚴密而穩固的軍事系統

在此基礎上,宋統治者開始改革軍事系統。

其基本結構是:天下之兵本于樞密院,有發兵之權而沒有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馬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率臣統領分駐各地軍隊作戰的指揮權,但又臨時委任,”不得專其兵“。

如此,統兵機構和統兵官員分為平列的三個部分,互相制約,確定軍事大權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實,單說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創新。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類似的互相分權、制衡的制度。

然而,過去的軍事系統,并不穩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農一體”,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一旦經濟發展,土地兼并,這種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軍隊隻有依靠将領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為将有”了。

宋代以後,曆朝從一開始就軍人“職業化”,即便在土地兼并嚴重的情況下,朝廷也可通過國家财政養一支“經制兵”。

是以,“經制兵”的系統仍能維持基本運轉,雖會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會瓦解,仍能承擔起維護統治的最基本要求。

是以,後世強臣,再是功勳卓著,位高權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馬,不具備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礎。

以文制武

宋以後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擔任指揮作戰的率臣,也多為文官。

純粹的武官,即便功勳卓著,也會早早遭遇“職業瓶頸”,難以再進一步。

是以,武将不但無法跋扈難制,甚至還受到文官的歧視、壓迫,即便是狄青這樣的名将也難逃此運。

武官長期在軍中,卻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績、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後。

能建功立業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書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們仍難以跋扈。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以後來的曾國藩為例。

曾國藩建軍、凝集僚屬,無不以傳統儒君父思想為号召。

平定東南後,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領們則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甯有種乎”了。

監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監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軌”之事扼殺于搖籃。

在中央,宋代設立了谏院和禦史台兩個監察機構。在地方,路以上設立監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設立了通判等監察職務。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舉薦,是以,他們多“宰相過失無敢言者”。

此後,這些監察部門的官吏多由皇帝親自掌握,兩個監察系統一起監察各級官吏。

而且,朝廷還會給監察人員下達名額,每月必須察一舉。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是以,各級官吏都受到嚴格監督,不但是“不軌”舉動難以隐藏,甚至連一些正常的作為也會受到監督、彈劾。

到明清時期,統治者又加強了各種公開、不公開的監視,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電視劇中,皇帝召見臣子,随手“砸”出一堆舉報、彈劾奏折,這都基本不是“藝術加工”才能辦到的事情。

是以,像當年安祿山那種“陰畜”幾十年的情形,再難見到了。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此外,宋代以後,對“相權”等權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實上,“君相”分權自隋唐時就已開始,而且,古代僅僅通過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奪權”的很少(隻有王莽),是以,不作詳細展開。

豪族社會的終結

自西漢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強大。

這些世家大族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政治人脈甚至軍事力量,在國家事務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說是朝廷的“股東”之一。

既然是“股東”,那麼,如果能得到衆多“股東”的支援,自己當個“董事長”還是有可能的。

為何宋朝之前都有過權臣篡位,而從宋朝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司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援。

然而,發展到宋朝時,豪族多已被曆代統治者、起義者摧毀,社會進入“市民社會”。

宋代以後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舉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總督,尚因沒有科舉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氣得要辭職去考科舉,被慈禧勸阻。由此可見沒有科舉功名在進階官員中多麼“罕見”。)

這些人沒有雄厚的基礎,其地位來自朝廷“賞識”、“恩賜”。

是以,在朝廷中,他們是完全的“打勞工”。

同時,豪族社會終結後,皇帝已是唯一的“股東”,天下是皇家的“獨資企業”了。

想奪江山,隻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樣自己出去“創業”,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極一樣作“外人”,想從裡面奪權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價:換一種死法

随着宋以後皇權的加強,強臣篡位的情況已經很少見了。

然而,對封建王朝來說,他們隻是“換了一種死法”。

除了統治集團内部的威脅外,封建王朝還需要面對來自統治集團以外的威脅,或是國内的農民起義,或是邊疆以外的武裝集團。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滅于是外部壓力。

匈奴、突厥再是強大,也無法入主中原;而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即便縱橫天下,也無法直接改朝換代。

這是因為,統治集團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權削弱後,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決問題。

隻不過,在消除外部危機後,統治集團内部的勝利者,最終會埋葬舊王朝。

是以,趙匡胤在進一步加強集權之前,認為: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奸邪無狀,深為可懼。

在他看來,隻要消除了統治集團内部奪權的隐患,其他問題不傷根本。

然而,自此以後,統治集團外部的問題,成為了“根本問題”。

兩宋立國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終被蒙元所滅。

蒙元立國近百年,最終被農民起義所埋葬。

大明立國200多年,結果先是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後來遷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關的清軍迅速消滅。

大清立國近300年,後期屢屢為列強所欺,最後應對武昌起義時也無能為力,最終覆滅。(再次強調,袁世凱隻是借武昌起義之機,以共和之勢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備取代清帝為天子的條件,這與古代常見的權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對于封建王朝們來說,他們隻是“換了一種死法”而已。

宋代以後,“權臣”奪位基本上杜絕了。

之是以如此,主要是“環境好了”,“皇帝精了”。

環境好了。豪族社會結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東”,其他官員都是純粹的“打勞工”,不具備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條件了。

“皇帝精了”。經過1000多年發展,各種“謀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統治者是以能夠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漸”,確定皇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