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一个人，这个人是美国人，不过有个中国名字，叫做余英时。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余英时，他本来是中国人，后来去了美国，成为著名的反中国文人，一辈子以反对中国为荣，逢中必反。但有人是这么吹捧他的：“余英时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中西方学界皆推崇先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之泰斗。”
实事求是的讲，余英时的学问是有一点，不过至于“泰斗”么，就算了吧。当年他污蔑郭沫若抄袭他老师钱穆，早已被人打脸。别人对他说的话，余英时还记得不？
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诚实：你也许可以生活中不诚实，却绝对不能在科研中不诚实。伪造数据是科学研究中的最大犯罪被抓获者都可能丧失了从事科研的资格。我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为达到不可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当于伪造数据的，一被抓获，即使不至于丧了研究的资格，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切成果表示怀疑。
余英时撒谎造谣的事，并不止污蔑郭沫若抄袭这一件，他是个中老手了。余英时当年给周作人翻案时是这么说的：“我对于他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内地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个事大家估计不知道，我简单讲下。1987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些访谈文章，是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两篇谈到有民主人士找到一个地下党员商量要抵制缪斌出任伪教育督办（也就是周作人当的那个汉奸职务），其中一个民主人士说，与其让缪斌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结果到了余英时嘴里就成了“地下党奉命促成”。而那些所谓的“周作人史料”，后来被访谈人站出来严肃声明，是被篡改和编造的。本身就是编造的东西，一个所谓的“史学泰斗”居然分辨不出真假，更要命的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造谣，其学术品德之卑劣可见一斑。
在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年代，腐儒掌握着话语权，那时他们要自封个“泰斗”，人民也没什么办法。可是现在不是当年了。
余英时的著作是非常多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一、中国的知识人现在是被压制、控制的对象，中国反智。
参见余英时《60年来大陆人文学界一片荒凉 》
对于这种可笑言论都不必理会什么，实在是无知而又狂妄。
中国的腐儒，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读了几本破书就以为自己可以济天下事。
既然余英时认为中国反智，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智”到底是什么东西？
两弹一星算不算“智”？载人航天算不算“智”？陈景润的“陈氏理论”算不算“智”？北斗系统算不算“智”？“龙芯1号”算不算“智”？人类基因组计划算不算“智”？
不好意思，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在这位“中国史学之泰斗”眼里这些全部不算。
那么在余英时眼里到底什么是“智”呢？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核心思想。
二、我余英时就是“智”。
余英时的“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以前咱们不是讲过么，程朱理学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这话咱们也解释过，所谓的“道”意思就是二帝的“德”，三王的“礼”，孔子的“学”。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帝王们德不配位。而有德行的是我们腐儒，我们就是继承“道统”的人，就是“帝王师”。余英时又比程朱理学更进了一步，进步到了“儒学主智论”，腐儒们不仅代表了道德还代表了知识。参见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那么余英时有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见识”吗？没有！其实骨子里还是程朱理学那一套，换汤不换药。
余英时这个人呢，是非常狂妄的，比他的老祖宗孟轲还狂。这厮的名言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他余英时也配？早有学者指出了余英时的毛病：“研究中国传统而不懂中国农民问题，完了。”
“是长春藤盟校那些抬抬腐儒﹑骂骂社会主义和捧捧张爱玲的人所想象不出来的。”
先看看他们的老祖宗孟轲。被程朱理学吹捧为孔子之后“道统”继续人的亚圣。
孟轲么，啥本事没有，既不会治国也不会理财更不会打仗。可就这样，居然还想游说诸侯想混个官当当。在那个时代想混个官当当，其实真没什么不对的，像孟轲这样没本事还想混饭吃的人一抓一大把。
有一年孟轲来到魏国见到了魏惠王，魏惠王就对孟轲说了：“我在东面败给齐国，太子都死了；西边被秦国打败丧失土地七百里；南边又被楚国欺负。我感到非常耻辱，请你出出主意？”孟轲说：那你施行仁政啊。施行仁政以后，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
魏惠王看着孟轲感觉是在看一个白痴。不过在战国那时候，一个国君没见过几个江湖骗子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君王。
但像孟轲这样的江湖骗子魏惠王也是第一次见识，本事没有，还要端架子甩派头，一副“我是帝王师”。战国时的君王们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但没见过这么狂妄而又无能的。真按孟轲那套来，魏国分分钟被人给灭了。不过孟轲虽然无能，但比捧红他的程朱诸人强一万倍。孟轲是正儿八经想要施行仁政，不像他的后世徒子徒孙们只是以此做个幌子。
在中国传统腐儒眼里中，“帝王师”已经是一个比较崇高的理想了。大部分的中国腐儒的理想是什么呢？当官发财玩女人。
所以看看《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东西，主题都是一个：书生落难、小姐搭救、私定终身、考中状元、衣锦团圆。
想当官发财玩女人其实也没什么，人之常情。只不过这帮子人太虚伪，非要设定点“怀才不遇”被“慧眼识珠”，最后还要“官帽”、“女人”自动送上门的情节。
所以中国传统腐儒最推崇诸葛亮，倒不是推崇他的本事，而是推崇“三顾茅庐”的君臣际遇。当官，好啊；最好求着我出来当官。女人，要啊，最好主动投怀送抱。
那这些和余英时有啥关系呢？
有关系，吹捧余英时的就是这些人；余英时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这些人把自己比作以前的“士大夫”。“士大夫”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这是爱国、担当、勇气的代名词。但余英时们真的不是“士大夫”，他们只是给自己披上“士大夫”之皮的腐儒，幻想着能恢复往日的荣光。那么他们昔日的荣光是什么？
比如在这帮人嘴里，当年相权对君权的反抗，就是为了给老百姓争利益。
这就算滑天下之大稽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讨论君权、相权，这根本不是个学术问题。
在历史上真正的君权和相权之争，换句话说其实不过是“府院”之争，本质是个权力分配问题。
而余英时们非要说成是历史的进步。
余英时们这些文人所描述的“反抗”其实是这样的：天下事由我们这帮腐儒来管，把我们供起来、养起来，不但要顶礼膜拜，还要给钱给官给女人，让我们说了算。这就是余英时们的梦想。
让这帮腐儒说了算，后果是什么呢？晋朝被人赶过长江，司马氏整天要看这些世家大族的脸色，而这帮腐儒整天吃喝玩乐坐地清谈。宋朝也被人赶过长江，这帮腐儒不想着恢复故土，直把杭州作汴州。都知道宋是一个极度富庶的王朝，等灭亡前已经被这帮腐儒掏空了。明朝更不要讲了，比宋朝掏得还空，崇祯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没钱，李自成打进北京一抄家，7000万两白银。
这些披着“士大夫”外衣的腐儒，不过是社鼠城狐之辈罢了，可是他们依然使劲忽悠老百姓，妄想重新过上以前的好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要脸的一个群体，世所罕见！
天下，都是打出来的。打天下时这些腐儒没有尺寸之功，可打完天下他们就想来摘果果。
所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这里得分两点，古代和现代。
古人普遍认同的观念，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现代人普遍认同的观念，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不管哪种观念，跟这帮腐儒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皇帝聘请这帮腐儒来打工，结果这帮腐儒想把老板架空，好方便他们做些社鼠城狐之事，不但要做社鼠，这帮腐儒还想着要喧宾夺主。美其名曰：以人民的名义。
正如前面所说，在古代没办法，老百姓基本是文盲，读过书的都是这帮腐儒。所以文彦博可以赤裸裸的威胁宋神宗：“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除非碰到硬茬子，比如朱元璋，杀，杀光你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朱元璋杀得这帮腐儒连各衙门上班的人都不够，可大明帝国停止运转了吗？照样蒸蒸日上。可见士大夫治天下不过是句屁话。
正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成功，所以在余英时们的眼里，应该恭恭敬敬把他们请到庙堂，封侯拜相虚心求教。国家大事他们不光要议一议，还要参一参，更要管一管。不然就对不起他们的“道统”地位。
前面讲了，有学者评论：这帮人研究中国传统而不懂中国农民问题。
这句话一针见血。
连中国农民问题都不懂，居然自称“道统”，居然还想披着“道统”的外衣继续来奴役老百姓。
幸而现在中国的文盲已经很少了，幸而网络已经发达如此，腐儒们掌握话语权的年代被彻底终结了，余英时们再想来忽悠人们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余英时现在还想继续告诉人们，他们那帮腐儒是智慧、道德、学识的化身，是人民的导师，他们才是中国的“道统”之所在。
老百姓对此只有四个字，嗤之以鼻。就你们也配？
三、为了一己私利，余英时们以西方为尊
如果余英时们仅仅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来谋求一己私利的话，还不能算特别过分。
但余英时这个所谓的“史学泰斗”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文化要归到西方主流之“道”，这样一来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参见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说全文。
在现在这个民智已开的年代，腐儒其实是不可怕的了，“道统”这两个字，现在的老百姓根本没兴趣。
可是人家为了一己私欲，那是什么都做得出来。这帮腐儒其实很清楚原来“道统”的那一套已经骗不了中国老百姓了。
既然骗不了老百姓了，现代的腐儒就过不上他们老祖宗那种风光体面的生活了。那怎么办？
卖国！
为了一己私利，余英时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让中国文化臣服于所谓的西方“主流”之下。余英时们看得很清楚，只要做到这点，就能制服中国，所以“这样一来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最后对余英时说一句话：你一个美国人，中国文化的路怎么走，你这把老骨头就甭瞎操心了，不管你的事，轮不到你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