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講一個人，這個人是美國人，不過有個中國名字，叫做餘英時。
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餘英時，他本來是中國人，後來去了美國，成為著名的反中國文人，一輩子以反對中國為榮，逢中必反。但有人是這麼吹捧他的：“餘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中西方學界皆推崇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鬥。”
實事求是的講，餘英時的學問是有一點，不過至于“泰鬥”麼，就算了吧。當年他污蔑郭沫若抄襲他老師錢穆，早已被人打臉。别人對他說的話，餘英時還記得不？
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誠實：你也許可以生活中不誠實，卻絕對不能在科研中不誠實。僞造資料是科學研究中的最大犯罪被抓獲者都可能喪失了從事科研的資格。我想，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為達到不可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當于僞造資料的，一被抓獲，即使不至于喪了研究的資格，卻不能不讓人對其過去、現在以及将來的一切成果表示懷疑。
餘英時撒謊造謠的事，并不止污蔑郭沫若抄襲這一件，他是個中老手了。餘英時當年給周作人翻案時是這麼說的：“我對于他接受僞職一事倒并不覺得特别加以責難，何況最近内地有關的讨論已指出這件事是地下黨奉命促成的。”這個事大家估計不知道，我簡單講下。1987年的時候出現過一些訪談文章，是關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兩篇談到有民主人士找到一個地下黨員商量要抵制缪斌出任僞教育督辦（也就是周作人當的那個漢奸職務），其中一個民主人士說，與其讓缪斌當，還不如讓周作人當。結果到了餘英時嘴裡就成了“地下黨奉命促成”。而那些所謂的“周作人史料”，後來被訪談人站出來嚴肅聲明，是被篡改和編造的。本身就是編造的東西，一個所謂的“史學泰鬥”居然分辨不出真假，更要命的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造謠，其學術品德之卑劣可見一斑。
在中國人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年代，腐儒掌握着話語權，那時他們要自封個“泰鬥”，人民也沒什麼辦法。可是現在不是當年了。
餘英時的著作是非常多的，其實他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
一、中國的知識人現在是被壓制、控制的對象，中國反智。
參見餘英時《60年來大陸人文學界一片荒涼 》
對于這種可笑言論都不必理會什麼，實在是無知而又狂妄。
中國的腐儒，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讀了幾本破書就以為自己可以濟天下事。
既然餘英時認為中國反智，那麼他所說的這個“智”到底是什麼東西？
兩彈一星算不算“智”？載人航天算不算“智”？陳景潤的“陳氏理論”算不算“智”？北鬥系統算不算“智”？“龍芯1号”算不算“智”？人類基因組計劃算不算“智”？
不好意思，我可以明确告訴大家，在這位“中國史學之泰鬥”眼裡這些全部不算。
那麼在餘英時眼裡到底什麼是“智”呢？這就是他的第二個核心思想。
二、我餘英時就是“智”。
餘英時的“智”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以前咱們不是講過麼，程朱理學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
這話咱們也解釋過，所謂的“道”意思就是二帝的“德”，三王的“禮”，孔子的“學”。想表達的意思就是，帝王們德不配位。而有德行的是我們腐儒，我們就是繼承“道統”的人，就是“帝王師”。餘英時又比程朱理學更進了一步，進步到了“儒學主智論”，腐儒們不僅代表了道德還代表了知識。參見餘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那麼餘英時有什麼了不起的、驚天動地的“見識”嗎？沒有！其實骨子裡還是程朱理學那一套，換湯不換藥。
餘英時這個人呢，是非常狂妄的，比他的老祖宗孟轲還狂。這厮的名言是：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他餘英時也配？早有學者指出了餘英時的毛病：“研究中國傳統而不懂中國農民問題，完了。”
“是長春藤盟校那些擡擡腐儒﹑罵罵社會主義和捧捧張愛玲的人所想象不出來的。”
先看看他們的老祖宗孟轲。被程朱理學吹捧為孔子之後“道統”繼續人的亞聖。
孟轲麼，啥本事沒有，既不會治國也不會理财更不會打仗。可就這樣，居然還想遊說諸侯想混個官當當。在那個時代想混個官當當，其實真沒什麼不對的，像孟轲這樣沒本事還想混飯吃的人一抓一大把。
有一年孟轲來到魏國見到了魏惠王，魏惠王就對孟轲說了：“我在東面敗給齊國，太子都死了；西邊被秦國打敗喪失土地七百裡；南邊又被楚國欺負。我感到非常恥辱，請你出出主意？”孟轲說：那你施行仁政啊。施行仁政以後，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
魏惠王看着孟轲感覺是在看一個白癡。不過在戰國那時候，一個國君沒見過幾個江湖騙子還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君王。
但像孟轲這樣的江湖騙子魏惠王也是第一次見識，本事沒有，還要端架子甩派頭，一副“我是帝王師”。戰國時的君王們見識過形形色色的人，但沒見過這麼狂妄而又無能的。真按孟轲那套來，魏國分分鐘被人給滅了。不過孟轲雖然無能，但比捧紅他的程朱諸人強一萬倍。孟轲是正兒八經想要施行仁政，不像他的後世徒子徒孫們隻是以此做個幌子。
在中國傳統腐儒眼裡中，“帝王師”已經是一個比較崇高的理想了。大部分的中國腐儒的理想是什麼呢？當官發财玩女人。
是以看看《西廂記》、《牡丹亭》之類的東西，主題都是一個：書生落難、小姐搭救、私定終身、考中狀元、衣錦團圓。
想當官發财玩女人其實也沒什麼，人之常情。隻不過這幫子人太虛僞，非要設定點“懷才不遇”被“慧眼識珠”，最後還要“官帽”、“女人”自動送上門的情節。
是以中國傳統腐儒最推崇諸葛亮，倒不是推崇他的本事，而是推崇“三顧茅廬”的君臣際遇。當官，好啊；最好求着我出來當官。女人，要啊，最好主動投懷送抱。
那這些和餘英時有啥關系呢？
有關系，吹捧餘英時的就是這些人；餘英時就是這些人的代表。這些人把自己比作以前的“士大夫”。“士大夫”其實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詞語，這是愛國、擔當、勇氣的代名詞。但餘英時們真的不是“士大夫”，他們隻是給自己披上“士大夫”之皮的腐儒，幻想着能恢複往日的榮光。那麼他們昔日的榮光是什麼？
比如在這幫人嘴裡，當年相權對君權的反抗，就是為了給老百姓争利益。
這就算滑天下之大稽了。我一點都不喜歡讨論君權、相權，這根本不是個學術問題。
在曆史上真正的君權和相權之争，換句話說其實不過是“府院”之争，本質是個權力配置設定問題。
而餘英時們非要說成是曆史的進步。
餘英時們這些文人所描述的“反抗”其實是這樣的：天下事由我們這幫腐儒來管，把我們供起來、養起來，不但要頂禮膜拜，還要給錢給官給女人，讓我們說了算。這就是餘英時們的夢想。
讓這幫腐儒說了算，後果是什麼呢？晉朝被人趕過長江，司馬氏整天要看這些世家大族的臉色，而這幫腐儒整天吃喝玩樂坐地清談。宋朝也被人趕過長江，這幫腐儒不想着恢複故土，直把杭州作汴州。都知道宋是一個極度富庶的王朝，等滅亡前已經被這幫腐儒掏空了。明朝更不要講了，比宋朝掏得還空，崇祯最頭疼的事情就是沒錢，李自成打進北京一抄家，7000萬兩白銀。
這些披着“士大夫”外衣的腐儒，不過是社鼠城狐之輩罷了，可是他們依然使勁忽悠老百姓，妄想重新過上以前的好日子。這是中國曆史上最不要臉的一個群體，世所罕見！
天下，都是打出來的。打天下時這些腐儒沒有尺寸之功，可打完天下他們就想來摘果果。
是以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天下到底是誰的天下？這裡得分兩點，古代和現代。
古人普遍認同的觀念，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現代人普遍認同的觀念，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不管哪種觀念，跟這幫腐儒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從公司的角度來看，皇帝聘請這幫腐儒來打工，結果這幫腐儒想把老闆架空，好友善他們做些社鼠城狐之事，不但要做社鼠，這幫腐儒還想着要喧賓奪主。美其名曰：以人民的名義。
正如前面所說，在古代沒辦法，老百姓基本是文盲，讀過書的都是這幫腐儒。是以文彥博可以赤裸裸的威脅宋神宗：“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除非碰到硬茬子，比如朱元璋，殺，殺光你們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朱元璋殺得這幫腐儒連各衙門上班的人都不夠，可大明帝國停止運轉了嗎？照樣蒸蒸日上。可見士大夫治天下不過是句屁話。
正是因為在曆史上曾經有過輝煌成功，是以在餘英時們的眼裡，應該恭恭敬敬把他們請到廟堂，封侯拜相虛心求教。國家大事他們不光要議一議，還要參一參，更要管一管。不然就對不起他們的“道統”地位。
前面講了，有學者評論：這幫人研究中國傳統而不懂中國農民問題。
這句話一針見血。
連中國農民問題都不懂，居然自稱“道統”，居然還想披着“道統”的外衣繼續來奴役老百姓。
幸而現在中國的文盲已經很少了，幸而網絡已經發達如此，腐儒們掌握話語權的年代被徹底終結了，餘英時們再想來忽悠人們已經沒那麼容易了。
餘英時現在還想繼續告訴人們，他們那幫腐儒是智慧、道德、學識的化身，是人民的導師，他們才是中國的“道統”之所在。
老百姓對此隻有四個字，嗤之以鼻。就你們也配？
三、為了一己私利，餘英時們以西方為尊
如果餘英時們僅僅打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來謀求一己私利的話，還不能算特别過分。
但餘英時這個所謂的“史學泰鬥”第三個核心思想就是：中國文化要歸到西方主流之“道”，這樣一來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将終結。參見餘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盧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的演說全文。
在現在這個民智已開的年代，腐儒其實是不可怕的了，“道統”這兩個字，現在的老百姓根本沒興趣。
可是人家為了一己私欲，那是什麼都做得出來。這幫腐儒其實很清楚原來“道統”的那一套已經騙不了中國老百姓了。
既然騙不了老百姓了，現代的腐儒就過不上他們老祖宗那種風光體面的生活了。那怎麼辦？
賣國！
為了一己私利，餘英時們想出的辦法就是：讓中國文化臣服于所謂的西方“主流”之下。餘英時們看得很清楚，隻要做到這點，就能制服中國，是以“這樣一來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将終結”。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最後對餘英時說一句話：你一個美國人，中國文化的路怎麼走，你這把老骨頭就甭瞎操心了，不管你的事，輪不到你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