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受中央委派，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由一个宣传革命的书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李维汉回忆：“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秋收起义是由“八七”会议前的中央政治局策划，原计划与南昌起义同时进行。不同于南昌起义的是，秋收起义从开始就不顺利。
南昌起义拥有优势的正规军队，并且是在国民党几乎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的。
而秋收起义的队伍，是以农民为主。湖南虽然是农民运动的大省，许多县都有农民协会，但未经过组织和军事训练的农民，战斗力不强。
后来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加入了秋收起义的队伍，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军。
警卫团原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没能跟上南昌起义队伍的步伐，正巧来到了湖南安源地带。正为找不到兵力犯愁的毛泽东喜出望外，警卫团就此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
最终，警卫团和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各路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3个团。并组织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以各路军事负责人为委员。
但南昌起义后，湖南、湖北的国民党当局都加强了戒备，秋收起义面临重重困难。
8月下旬开始，长沙城内骚动的迹象越来越多。为防范南昌起义带来的波动，长沙进入戒严状态，卫戍司令部从26日起，在全城展开大搜捕。
很快，宪兵们在长沙安乐旅馆搜到6本共产党员名册，长沙各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中多名青年学生逮捕。
一时间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当局还召集了长沙周边各县的200多个民团团总开会，要他们严密监视共产党人的行动，盘查往来行人，维护地方治安。
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开始遇险。
离开长沙的毛泽东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元陪同，前往铜鼓会合农民军。走了两天，他们在浏阳张家坊境内遇上了民团。因为相貌和口音不同，毛泽东引起团丁的怀疑，被扣押在村里。
对此，毛泽东曾于1936年在陕北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过这样的讲述：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
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达到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
重重困难之下，原计划以长沙为中心，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配合行动的秋收起义，只有醴陵、浏阳、岳州等地如期举行，但很快相继失败。
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大部队，一个月不到，收拢起来只剩下1300余人了。革命者原本期待的“霹雳一声暴动”，短短几天就成了泡影。
毛泽东意识到，以现有的力量，攻打长沙是不可能了，当务之急是为部队寻找下一步的出路，将这支陷入绝境的武装保留下来。
领导人需要重新做出决定了：是继续进攻还是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武汉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执行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
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只是白白送死。如果退却的话，该向哪里退却？革命的路，将要去向何方呢？
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毛泽东最终顶住各方压力，在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就是警卫团的团长）等人的支持下，“议决退往湘南”。
退往湘南的途中，原浏阳县工农义勇队中队的党代表宋任穷赶回来了，他是受浏阳县委派遣，从铜鼓去南昌找江西省委请求行动支援的。
宋任穷带回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还有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叮嘱：“如果暴动不成功，就把部队拉到永新、宁冈去，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还有几十条枪。”
根据中央的部署，作为秋收起义领导机关的前委，同时受湘赣两省省委的领导，而且“入境随主”，到了哪个省的地界就得受哪个省省委的节制。
而且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两次听说过井冈山的情况。
一次是毛泽东为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1927年初来到湖南衡山县城作农运调查，他在向湘南区委的同志介绍目前的政治局势时说，如果国共分裂形势恶化，就带领农民上山，到江西的安源山去。
在场的水口山机械工人李少山插话：“江西有个山很好，叫金刚山（井冈山），山上有好几口井，我有一个表亲，被迫逃到那里当锤子兵（土匪），地主豪绅抓了好几年都没抓到他。那地方山高林密，地势险恶，又离安源不远，只要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你们推荐了一座山，将来我就带安源工人到那个山上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井冈山。
时隔半年，1927年9月初，就是在秋收起义前，安源张家湾会议，毛泽东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
部署完秋收起义的任务后，毛泽东郑重地对大家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工农革命军一师二团团长王新亚（一说王兴亚）把腿一拍：“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
大家忙问是哪儿，他说：“井冈山嘛！”
毛泽东听后，忙要他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
从此，“井冈山”便在毛泽东的心里扎下了根。
有了前面这两个插曲，加上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和叮嘱，井冈山，正式进入起义军的视野。
南下的起义军，一路艰苦行军。
前面是崇山峻岭，后面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行进到萍乡县，总指挥卢德铭在掩护后卫部队撤退时牺牲，年仅23岁。
部队是疲劳不堪，疟疾流行。一些人掉了队，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沿路的乡里“挨户团”不时袭击队伍，杀害掉队伤员。
时为3团3营6连1排排长的开国上将陈伯钧回忆：“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土豪劣绅提着几杆土炮鸟枪，竟敢于埋伏在我们行军道路两边的山上，躲藏在茶树林里袭击我们，堵截掉队落伍人员，灭绝人性地残杀革命志士。”
当时没有人知道能否上井冈山，毛泽东也说不出明确的前进方向。有些人见行军如此艰苦，又不知道前途何在，于是丧失信心，不辞而别。
时为1团1营2连1班班长的开国中将赖毅回忆：“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1营1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很多人逃走了，一些人虽然没逃，心里也很茫然。只是怕自己行路被国民党和民团杀了，跟着部队毕竟安全一些。还有些长官对士兵督催打骂，士兵被迫跟随，心里充满怨气。
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矛盾重重，前途不明，总指挥牺牲，种种不利因素，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到了快崩溃的边缘。
1927年9月29日，疲惫不堪的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地方偏僻，又没有地主民团，比较安全。
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陈浩任团长，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1团下辖1、3两个营及七个连。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共有700多支枪。这个改编，确保了军队掌控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前敌委员会手中。对不可靠的军官，一律调进军官队，避免他们影响破坏部队的情绪和纪律。毛泽东宣布：大家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5元，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动摇分子的离去，纯洁了队伍，反而加强了凝聚力。
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
第三，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10月3日，毛泽东在三湾村口的大树下，对刚刚进行改编的1团全体指战员讲话。他说：
“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大家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但即使再强大的精神，也得需要实体支撑。秋收起义这支队伍，究竟能不能继续带下去，关键还是看有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井冈山，属于南岭的北支，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横贯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桂东、汝城相毗连。
东起永新的拿山，西到湖南酃县的水口，北起江西宁冈的茅坪，南到江西遂川的黄坳，方圆两百多公里。
平均海拔高度为1000～1500米，最高峰为距茨坪西北19公里的八面山，也是井冈山的是五大哨口之一，海拔高度近1800米，站在哨口上极目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峰尽收眼底,故得名曰：“八面山”。
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巉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
山上有五个较大的村庄，村前都有水井一个，故称之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为最大。每村各有数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还有十多间小商店，经营一些农村的日用品。
井冈山的居民并不多，民风纯朴而保守，与世无争。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获一些农作物，过着贫苦的日子。
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都是崎岖的山路，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这里凭险据守，难以攻破，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
当时，井冈山有两股较大的绿林武装，王佐一股人多枪多，在山上
的茨坪；
袁文才一股力量稍小，活
动在山下的茅坪。
说是人多人少，其实也就是各有百来人的队伍，几十条破枪。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1898年出生于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祖籍广东梅州，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几年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压迫，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不久担任了参谋长。
袁文才
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
出宁冈，为了站稳
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井冈山上的下庄村人，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后学做裁缝为生，还略通武术。
王佐
在一次给绿林头目朱孔阳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王佐有胆有识，便邀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
此后不久，
因看不惯朱孔阳欺负贫民，
王佐独自拉起队伍，也打着“劫富济贫”旗号，成为井冈山上的又一股“绿林”势力，并与袁文才结拜兄弟、组成互助军事同盟。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王佐也投入革命洪流，将自已的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他的队伍便又重新活跃于山林。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
接到信后，袁文才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有个文书名叫陈慕平，曾经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毛泽东讲过课。
陈慕平告诉袁文才，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农运王”，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研究得十分透彻，又非常平易近人，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回归”绿林既久，听说有个毛委员带了1000人的队伍要上山，第一反应就是大鱼吃小鱼来了，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火并山寨”，夺取他们的地盘。
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
袁文才叩
不久，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宁冈县的古城。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前来联络的宁冈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还有那封回绝信。
信的内容似乎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见信后十分坦然。他知道应该如何与绿林武装打交道，仍然热情地接待了袁文才派来的信使，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够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
袁文才的代表表示：可以接济一些给养，但请毛泽东他们“另找高山”。
毛泽东知道，按照江湖的规矩，必须给袁文才送上一笔丰厚的“见面礼”才行。毛泽东向前委提议：送袁文才100支枪。
前委成员表示不可理
解，师长余洒度更是
坚决反对，不过毛泽东自有主意。
绿林土匪大多重义气、多猜疑，
要与绿林交朋友，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得有信物。
自己的队伍前段时间逃亡多，枪多人少，有的人甚至要扛两支枪。富余的东西给袁文才一些，没什么了不起，反能显示起义军度量大，够朋友。
毛泽东将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陈慕平、龙超清返回茨坪，向袁文才作了详细汇报，极力劝说他与毛泽东合作。袁文才表示愿意与毛泽东见面，但
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20多人枪
，以备有变。
10月6日，毛泽东如约来到茨坪大仓村。
见到毛泽东只有几人前来，袁文才放心了
，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林风和家的吊脚楼。
两人相向而坐，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从上午谈到黄昏，袁文才欣然同意合作。临别前，毛泽东叫人运来100支好枪送给袁文才。
袁文才很受感动，让人拿出12个沉甸甸的竹筒作为回礼，里面装
着600
大洋，
并同意在茅坪为毛泽东的队伍建立后方医院。
不过，袁文才并没有完全相信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
话讲得比较客气，但显然有推托的意思。毛泽东知道上山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袁文才说的也是实际情况，于是同意带队伍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筹些款子，带足钱粮再上山。
毛泽东将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并派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陈伯钧等来到袁文才部后，还没来得及到连队里工作，就有消息说山下的国民党军要来进攻。
于是袁部的人把陈伯钧等带到一个荒僻的山沟茅屋里“打埋伏”，说是避避风头，等敌人走了再出来活动。
陈伯钧回忆：“我们被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人挤在一张木床上。十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老头到打谷场上。房东老头除了供给我们吃喝而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就是袁营长预先交代过的吧。”
什么“打埋伏”，就是不想让毛泽东的人接近他的队伍。袁文才的圈子，还真是不容易进。
不过，毛泽东不是个悲观失望的人，
艰难险阻更像是一种挑战。
和绿林好汉打交道，毛泽东虽然谦虚低调，但绝不会任由摆布。
面对困难，他想尽各种办法与“绿林好汉们”拉近距离，消除疑虑。
作为井冈山绿林双子星的另一星，王佐部落，是个更难打交道的队伍。他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做工作的难度更大。
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后，并不急于上山，毛泽东还要做通另一个“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
与毛泽东初步达成共识后，袁文才派人上山，告诉王佐，毛泽东的部队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走的是一条道。
在袁文才的引荐下，
王佐和毛泽东商定在双马石碰头。
双马石，是两块天然的麻石，一上一下，叠在一起，远望好像两匹骏马的马头，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
双马石哨口
这里峰峦峙立，山坡陡峭，断崖裸露，难以攀登。唯一的一条小道，一旁是谷深壑幽，一边是巨峰连云，地势极为险峻。王佐早已布好了部队，以防不测。
同样是“孤身前往”，一见面，毛泽东就让王佐放下心来。他说：
“我们打土豪，跟你们‘吊羊’是分歧的，但都是要跟土豪作对。你们是我们的战友。你们需要枪，我们给！”
（“羊”，土豪也。吊羊，也就是绑架土豪作为人质，索以巨款）
毛泽东这句话，正合王佐的心意。井冈山早已风传毛泽东给了袁文才108条枪，王佐很是震动。
毛泽东问：“要多少枪？”
王佐犹豫再三没有说话，说少了怕错
过机遇，
说多了又怕对方不接受。
毛泽东很直爽：“给你 70支，够不够？”
3天后，在王佐亲身率领下，秋收起义部队进入南山的中间茨坪。
见到起义军部队纪律严明，王佐十分欣喜。
不过，他还是怀着戒心。因为相比起义军部队，他实在弱小，随时可能被“吃”掉。
毛泽东垂青于搞好和王佐的关系，为了消除其戒心，他让王佐的部队坚持其独立性。
初步达成共识，起义军很快下山了。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红色政权的树立，震动了四方。
12月下旬，国民党戎行围攻茶陵。
毛泽东人在山下，心在山上。他牵挂着王佐，恐怕王佐有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毛泽东委派何长工去王佐部队当联络员。
毛泽东告诉何长工，既然王佐可以在井冈山搞绿林割据，我们共产党也一定能在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如果能尽快把王佐争取过来，我们革命军就有立足点了。
毛泽东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后来还在信中专门提醒：
“王佐虽然有正义感，但文化低，疑心重，很担心我们吃掉他那百十杆人枪。做他的工作，困难很多，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希望你先去做他的‘长工’，尔后再做他的党代表，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师参谋长张子清也帮着交代意图：“毛委员的意思是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出生于华容县大乘区南乡一个农民家庭。
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家乡当中学校长，创建当地党组织。
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到武汉投奔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卢德铭手下任连党代表。
跟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期间，何长工认识了毛泽东。何长工的“长工”之名，就是毛泽东帮助改的。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帮助何坤摆脱反动军阀许克祥的悬赏追捕，毛泽东根据他留学法国之前曾在北京的长辛店做过工的经历，特地为他改名为“何长工”。
不过，为什么要派何长工去呢？一个留洋派的中学校长成长起来的干部，可是部队里少有的大知识分子，适合与绿林好汉打交道吗？
适合，伟人的眼光，十分睿智。
何长工
何长工自幼生长在洞庭湖畔，对绿林侠客有所了解；大革命时期又任过县团防局长，湖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为了统战曾和绿林打过交道；再加上
留过洋，见过大世面，思维灵敏
。
派他去，再适合不过了。
不过，尽管经历丰富，但大知识分子何长工孤身赴绿营，也是平生头一回。
拿着毛泽东的信，何长工只身上山了，西装革履，跋山涉水，奔往王佐“司令部”的驻地——茨坪。
曾经的中学校长何长工来到茨坪，处处释放着知识分子的谦逊礼貌。王佐也是很客气地进行接待，集合队伍宣布：这是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
何长工看着王佐的队伍，“多是土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用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于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来”。
初到井冈山的何长工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山珍野味吃了个遍。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还无从下手。每天除了看书吃饭，没一个人理他。
一天喝酒，王佐对何长工身上的那件西服来了兴趣，何长工乘机将自己的经历告诉王佐：
早年远渡重洋，求学异国，回国后立志革命，参加秋收起义，受命南下广东，联络朱德的部队，沿途为了方便，才穿上这件从法国带回来的西装……
王佐听后，感觉很是不可思议：共产党的队伍里还有漂洋过海的人，而且如此地胸襟坦荡。
这有些触动了王佐，他也开始讲述自己上山入伙、扯旗造反、死里逃生的经历。谈话开始投机了……
不过，占山已久的绿林好汉没那么容易放下戒备，王佐暗地里交待心腹：“毛委员是可以相信的，但这位何代表也许是来拆我们台的，谨防黄鼠狼给鸡拜年，稳妥一点为好。”
很快，王佐以“司令部”不安全、读书人安静惯了为借口，领着何长工到远离“司令部”的东山脚下那草棚里单独住下，并专门为他配上了剽悍的“勤务兵”。
王佐还特意关照何长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意走动，以免发生意外。”
何长工一听就明白：“这是给我的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许和士兵接近。”
这还做什么改造的工作？
不过，大知识分子一旦接地气，脑子灵活得很：你王佐不让我接近队伍，我就换条路线。
何长工将计就计，神态自若，整天无所事事，一会儿到老表家串串门，一会儿跟“勤务兵”聊天。
几天下来，心里就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了关键信息：王佐不仅是一条威武不屈的汉子，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
接下来，何长工开始每天找王佐的母亲和老婆聊天，帮着办些家务事：扫地、劈柴、挑水……抱小孩、讲故事、拉家常，亲如家人。
山里的女人大都一辈子没出过山，听着何先生讲外边的见闻、革命的道理，很快就被何先生的学识打动了。
如此谦逊随和的党代表，的确和别人不一样。后来，王佐的母亲和妻子逢人便夸：“何代表是个好人，跟他交朋友，才是正经呢！”
枕边风的效果显现，王佐也对何长工有了好感，逐渐消除了戒心。
但是，和这些刀头舔血的土匪头子打交道，光靠柔情公关远远不够，还得拿点真本事。
已对茨坪如数家珍的何长工知道，长期以来，王佐的心头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那就是尹道一，盘踞在桐木岭下的反动民团的头目。
只要提到此人，王佐就义愤填膺、茶饭难咽。
原来，井冈山的“山大王”，并没有那么好当。东南西北，有号称“四大屠夫”的4股地主武装跟王佐作对，为首的便是尹道一。
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王佐的夙敌。王佐跟尹道一打了多年，频频失利，连他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杀害。
于是何长工建议把尹道一引出来，找个有利地形打伏击。又请示毛泽东，调来一排工农革命军配合王佐。
王佐虽不太懂战术，但听着有理，于是带队伍去拿山诱敌。
一天清晨，王佐的队伍倾山而出。王佐先率一部突然袭击民团团部，一阵乱枪后掉头就跑。
何长工早已带一部分人埋伏在茨坪和拿山之间的一个山洼里。尹道一不知是计，穷追不舍，冲进何长工布下的伏击圈内。
中午到了旗罗坳，尹道一停下来抽起大烟，部下的团丁正准备吃饭。何长工一声令下，部队冲上前去。民团慌作一团，四下逃命。
尹道一当场被打死，人头被砍下送到王佐面前。
何长工这样一个留法的洋学生，竟然提着血淋淋的人头上山，相当有震撼力。
这一夜，王佐的部队如同过年，王佐喝了个大醉，连连称赞何先生，打心里佩服毛委员派来的人。
何长工趁热打铁，向王佐提议将这支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王佐此时对何长工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应允。
在残酷的环境里，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王佐终于认定，共产党才是他的值得交往的朋友，与袁文才商量，如何投奔毛泽东。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后来，袁文才做媒，促成了这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
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入了党。
至此，中国革命开辟了第一个红色农村根据地，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还是1928年4月，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
伟大的井冈山会师诞生了，揭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星星之火，初现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