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整个抗日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长沙会战宣告结束，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以日军攻陷长沙而告终，但在整个战役过程中，负责充当进攻主力的日本第十一军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不仅被打得先后更换了四个指挥官（冈村宁次、园部和一郎、阿南惟畿、横山勇），还被第九战区歼灭了11万余名日军官兵，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为了能够一举攻入长沙，不惜重兵突进，结果却中了薛岳的计，十数万日寇被牢牢困在了“炉膛”之中，最后只得丢下数万具尸体和不计其数的武器弹药才惶惶逃回原驻地，而在整个长沙会战中，号称“泰山军”的第十军功不可没，曾多次被安排在战略要地上与日军主力拼命，为最后的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军，其前身是参加过武汉会战的第八军，虽然排名靠前，但却只能算得上是一支“半嫡系、半杂牌”的部队。
1937年11月12日，
淞沪会战结束，在战场上
遭受重创的第33师被改编为预备师，后来随着武汉会战的爆发，这支尚未恢复元气的部队便和黔军的三个保安团被一同划归给了李玉堂的第八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军的兵力，但李玉堂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先不说原第33师已经被打得只剩下个空架子，就连刚招募来的新兵也不仅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连训练也因战争的爆发而提前结束，至于保安团的处境，那也与预备师几无差别，而在整个军中也仅仅只有第3师有战斗力，该师的师长赵锡田是蒋介石爱将
顾祝同的外甥
，由于有“特殊关照”，所以这个师在武器装备、官兵的战斗素质上都远远高于杂牌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而李玉堂也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部队投入到武汉会战中的。
李玉堂，
山东
广饶人，著名抗日将领，军衔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早年由于家境殷实得以进入
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在求学时期亲眼看到国家遭到欧美日列强的欺凌、以及国
内战
乱不堪的残破景象后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加入
晋军的行列之中。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开始广招天下学子，于是李玉堂便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
黄埔军校
第一期，并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后来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第3师入粤监视“南天王”
陈济棠
的动向，并在两广事变结束后因功升任陆军中将。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正在江西整训的第3师奉命前往上海参战，负责在大场地区阻击日军，在坚守了十天之后，该师因损失过重只得被迫退至
苏州河
南岸。淞沪会战后期，由于日军不断增兵，再加上杭州湾
金山卫
附近被柳川平助攻占，一个包围圈正慢慢形成，眼看数十万国军将士的后路即将被日军切断，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下令撤退，而负责掩护主力撤退的重担便交到了李玉堂的第3师的肩上。掩护任务完成后，第3师奉命开赴
汉口
整补，并没有直接回到南京参战，而这项命令也让这支抗日劲旅被保留了下来，使其免遭另外几支精锐师（87、87师和教导总队等其他南京参战部队）的覆灭命运。
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兰封会战的失利，国民政府准备围歼徐州附近地带日军的计划宣告流产，为了避免重蹈淞沪会战时大溃退的情况再次上演，李宗仁下令
刘汝明留守徐州城，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待完成任务后再悄悄撤出，而负责阻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则又交给了李玉堂的第3师。1938年6月8日，李玉堂升任第八军军长，下辖虽然有三个师的兵力，但却有两个师是属于“杂牌军”，战力远不如他的本家部队第3师，但即便如此，李玉堂还是接下了军令，率领着这支“半嫡系、半杂牌”的部队上了前线，奉命开赴江西
星子
至
九江
一线的沿湖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战役打响后，第八军中的
预备第11师就因玩忽职守被日军的先头部队给抢占了登陆点，如若不是该军的副军长赵定昌及时发现，恐怕第11师就会在睡梦中被日军全歼。消息传到第八军的指挥部后，李玉堂急忙将总司令张发奎配属给自己的第15师派去支援，这才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此战过后，预备第11师也伤亡惨重，全师能战之士不足500余人，只得电请上级，将阵地交由友军第128师负责，随后全师撤往后方进行休整。战后，军委会追究战败责任，预备第11师被撤销番号，而兼任该师师长的
赵定昌也
被撤职查办。
1939年9月，刚在诺门罕地区被苏联红军狠狠教训了一顿的日军为了重整士气，于是便决定发动长沙战役，结果遭到第九战区的顽强抵抗，最终只得无功而返。战役结束后，李玉堂的第八军和第十军合并，番号虽然改为了第十军，但军长一职还是交到了他的手中，并且由于是第九战区的直辖部队，所以该军得到了全面换装苏械的机会，从此，一支“抗日泰山军”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随后爆发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李玉堂所部遭到日军三个师团的围攻，虽然成功挡住了日军，但自己也损失惨重，只得被迫放弃金井等阵地撤往长沙外围继续组织防御，最后终于坚持到援军赶到才合力将日军击退。战后，第九战区追究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由于擅自撤离，结果遭到撤职处分，而也就是在此战结束的短短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阿南惟几便又再次卷土重来，薛岳想请
李玉堂出山，但他却
并不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的面子，直到蒋介石亲自给李玉堂通了电话后，才使他重新担负起指挥第十军防守长沙的重担。
第三次长沙会战，不仅是整个抗日战场上的一次大胜利，更是李玉堂和第十军的战斗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笔，为此，
军委会还特地在战后向第十军颁发了“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的三个师也分别颁授“荣誉”旗。抗战后期，日军为了挽回败势，达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企图，不惜拼尽全力发动“一号作战”，并首先击溃了蒋鼎文的第一战区，随后又在长衡会战中先后攻下了长沙和衡阳等地，而声名显赫的第十军也正是在此次战役中伤亡殆尽，以牺牲1万6千余众官兵的代价取得了杀敌2万、击伤近6万的骄人战绩。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第十军的结局使李玉堂痛心不已，他曾为承担责任主动提出过辞职，但军委会却没有批准。
反攻战役打响后，李玉堂指挥第27集团军奉命参战，成功收复广西重镇桂林，为第十军报了当年在衡阳的“一箭之仇”。解放战争后期，李玉堂率领残部退往台湾，结果等待他的不是褒奖和勋章，反而是被撤销军职，移交军事法庭处理，后被钱大钧以“知情不报”的条例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当蒋介石在批示这一判决时，他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写了一个“耻”字，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字，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立下过汗马功劳，并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于1951年2月5日被残忍杀害，将军享年52岁。